1.2.3 文化创造的研究
文化创造的研究是有关创造学和文化学的跨学科交叉研究，而将文化和创造紧密联系起来的正是创造力的相关研究。创造力不是出现在真空中的。创造力的研究开端于创造性个体、创造性产品或者创造性活动过程等微观研究，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人们开始重视创造力所存在的情境——环境与社会的相关研究。环境总是存在的，并且对创造力的表达产生深刻的影响。环境可以激发和支持创造力，并且能够对其进行界定和评估。在这方面，近年来的理论普遍认为，环境变量与个体变量（智力、知识、认知风格、人格和动机）的共同作用是创造力所必需的（Amabile，1983；Arieti，1976；Csikszentmihalyi，1988；Gruber，1989；Stemberg，Lubar，1991、1995）。关于环境，我们可以区分出一系列影响创造力而又相互联系的情境。这些包括物理环境、家庭、学校或工作场所、努力的领域和文化。文化是指一个特定人群所共同享有的系统，它包括认知、行为、风俗、价值观、规则文化，能被学习并在社会上代代相传。文化群体常常以社会阶层来区分，其次是以地缘政治的边界来划分的。在这些文化群体之内，按照年龄（如青少年文化）、社会经济阶层、宗教或其他特征，文化可以进一步区分为种种亚文化。
从一个西方人的观点来看，创造力被定义为产生新颖的、适当的产品的能力。新颖的产品必须是原创的，不被预测的，与先前的产品有明显的不同。适当的产品则能满足问题的约束，是有用的，或者能满足一种需要。创造力可以产生于任何一个专业，包括视觉、艺术、文学、音乐、商业、科学、教育和日常生活，还涉及一群人与他们的社会和物理环境相互作用的符号系统（Reber，1985；Triandis，1996）。
在西方人的眼里，创造力的一个重要特征似乎是其与一个可观察的产品的关系。这个产品能被一个适当的群体（同行或者是专家）评定。阿马拜尔提出，一个产品的创造性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社会评价。与已经提出的创造力概念相一致，当评估者评价一种产品，诸如诗歌或绘画的创造性时，主题的新颖性和适当性在他们的评价中起到重要的作用。与西方人的创造力概念相对应，东方人的创造力观点似乎很少关注创新的产品。相反，把创造力看成是涉及一种个人实现的状态与原始状态的联系，或是一种内部本质或最终现实的表达（Cha，1970；Kuo，1996；Mathur，1982）是与冥想联系在一起的，因为它帮助人们看到自我、对象或事情的本质（Chu，1970；Onda，1962）。这种概念与人本主义心理学把创造力看作是自我实现的一部分的观点相似。
西方的创造力研究着眼点主要在心理学和教育学方面。以罗伯斯·斯滕伯格为代表的美国心理学界主要是从个体心理与社会心理层面对创造力进行了科学性的研究，他们利用心理测试、工具性实验、建构模型的自然科学方法，探讨个体与社会心理的智力、动机、情结、习惯及环境等因素对于创造力实现的效用问题。而以托德·卢伯特为代表的学者是从文化角度对创造力进行解读的，这些学者认为，创造力研究不能只限于具有创造性的个体、产品或者过程，也应该重视文化和社会背景对创造力的激发、支持、界定和评估等作用。同时，他们还认为，不同文化的创造力实现途径与表现形式是相异的；在全球化背景下只要一种文化体现或保护其所依载的政治、经济和地理的条件，那么这种文化就应该是具有创造活力的。美国学者保罗·蒂利希于1959年出版的《文化神学》曾经提出，文化创造力的所有功能都指向了终极的人文关怀，任何一种文化模式都是其文化创造力的人文关怀的体现，所以理解一种文化模式便能够发现这种文化的终极人文关怀，也能发现其文化蕴含的创造力。英国学者费斯克在其所著的《理解大众文化》（1989）和《重估大众的文化创造力》（1970）等著作中明确地提出了反对文化商品化的观点，认为文化是活生生的意义生产过程，来源于不同社会阶层的大众是具有文化批判力的，所以，应当重视和发挥大众的文化创造力。雷纳认为，创造性是人与环境之间所特有的关系构造，而对大多数的人来说，环境指的是可以为人提供创造性基础的文化。文化给予人体现各种创造性的机会并限定了创造性发展的适当轨迹[18]。可以说，西方学者从文化方面对创造力的解读，为多元一体文化格局下文化创造力研究提供了一定的有益借鉴。
日本的创造力研究在接受西方创造力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走出了一条独特的发展之路。首先，日本的创造力研究深受西方创造力研究侧重心理学、教育学研究的影响，19世纪末，心理学实验室刚刚在欧美大学设立，而这一时期的日本也刚好开始颁布学制、整备大学，心理学以及教育学作为先进学科被引入日本的大学教育体系，并且在国家的大力推进下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大正时代（1921—1926），日本的创造、创造教育相关研究在学校教育开始展开。20世纪前期，与讲究实用主义的美国心理学相抗衡的德国心理学影响不断扩大，日本的创造力研究也逐步将格式塔心理学作为研究的理论基础。如黑田的《“勘”的研究》（1933）和波多野的《创造心理学》（1938）等日本创造力研究著作便是以格式塔心理学为引导的，并且已经注入了日本研究的独特性。另一方面，出现了从日本传统思想中挖掘文化创造力的研究动向。如恩田（1962）、中山（1983）将禅以及佛教思想作为视点展开的创造力研究，被看作是对抗欧美基督教思想以及科学思想的挖掘日本传统文化创造力研究的开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心理学的影响再次得以加强，进而成为此后日本创造力研究的指针。由于战后日本学校教育的飞速发展，发展心理学以及教育方法改善等被引入教育学当中，与此同时作为社会以及产业人才开发的社会心理学、产业心理学等也成为日本创造力研究的新视点。战后，日本创造力研究在以美国为中心的欧美学界的影响下得以发展并形成自己的特色，从20世纪60年代起先后出现了市川的等价变换理论、川喜田的KJ方法、中山的NM方法、以产业能率大学为中心开发的创造性开放技法等日本创造力研究的代表性成果。另一方面，日本学者在文化和创造力相互关系的研究方面也开始关注不同文化对创造力发挥的影响问题，其中的代表学者有公文俊平和矢野正晴。公文俊平（1994）在《情报文明论》（NTT）中将文明分为兼容存续型文明和限定发展型两种文明。而矢野正晴等学者（2002）在《创造性的概念和理论》（NII）一书中认为“兼容存续型文明压制创造性、不会产生新价值，即使有时也会发挥创造性，也不过是对过去所发现的真理的再解释和具体化”[19]；同时认为“限定发展型文明可以促进创造性的发挥并产生新的价值”[20]。
中国的创造力研究也是在借鉴国外创造力研究相关成果的基础上得以展开，并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创造学、现代创造学、行为创造学等，而目前文化创造力的相关研究展现出以下两个主要的研究动向：
文化创造力的理论研究。李燕的《文化释义》（1996）对文化创造活动原理进行了专门的、详尽的、系统的研究和论述，内容涉及文化创造与人的创造力的关系、文化创造的分层与整合、文化创造活动的规律。万资姿发表的《符号异化：现代人类文化创造焦虑之潜在根源》（2008）、《文化创造：一种人类符号能力的实现与被规定》（2009）、《符号：文化创造之逻辑起点》（2013）等文章，从符号学的角度对文化创造进行了阐述，认为文化创造体现为一种人类主体性的实现与被规定，同时在本质上也表现为一种人类符号能力的实现与被规定。杜刚在其专著《全球化视域下中国文化创造力》（2012）一书中抓住文化创造力这一核心问题，一方面进一步阐明了文化创造的现实内涵、生成原则；另一方面，对文化创造力的含义、构成要素等进行了剖析，同时也对全球化视域下中国文化创造力的现实生成提出了独到的理解和建议。
发掘中国文化创造力的研究。刘仲林所著的《中国创造学概论》（2001）在比较中西创造观的同时，通过对《易经》的分析，总结出了中国传统创造观中创造力构建的思维、技法及总体追求。王忠的《中国传统创造思想论纲》（2007）从创造价值观、意会认识论和意象思维模式等方面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创造观进行了解读。艾四林的《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显著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2012）分析了中华民族创造活力的激发对国家软实力增强的促进作用。辛向阳在《让文化创造活力竞相迸发》（2013）一文中从文化生产力、学术和艺术民主等方面论述了文化创造力的提升问题。沈壮海教授发表的论文《充分发挥中华文化创造力源泉的作用》（2016）认为，中华文化中蕴含着可以转化、生成为或有助于提升中华民族当下创造力的文化因素。
通过对国内外研究现状的梳理，可以发现，文化创造力的理论研究还相对薄弱，文化创造倾向的专门研究还没有充分地展开；文化创造力的提升策略上更多的是关注传统文化中创造力的发掘和现实转化，从多元一体的世界文化格局中探讨文化创造力提升的研究还较少。因此，本书通过考察中日文化创造力在近代之前不同表现总结中日传统的文化创造倾向，并在此基础上浅析近代以来中日文化更新与文化创造倾向的逻辑关系，进而结合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提出相关的文化创造理论指导当前中国的文化创造力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