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4.3 异质理念和价值进入的现实性
意识到“德”作为中国的文化原则时，儒教文化面临着空前的危机，这是不言自明的。这样的危机要求以文化原则为前提，在中国的文化结构上创造出引进其他文化的理念和价值的余地。因此，不同的理念和价值的引进是不可避免的，并成为迫切的现实问题。这已经超越了以往的分离、并行的非构造性的范畴，越来越近的文化转变已经渐渐成为事实，因此危机中蕴含着重新构建中国近代文化的契机。
中国文化的结构中，引进模仿西方文化（近代文化）的理念和价值，并且与中国文化（儒教文化）连接并不是以无媒介的方式逐渐发展的过程。文化危机因为戊戌变法这一政治斗争的失败更加显露，文化转型在政治过程中被限定。以这种情况为基础，如何减少文化原则的脆弱性，并不是单纯的文化性问题，也不是政治过程的主动性问题。作为政治家的士大夫的选择和判断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是一种构造文化空间的操作。
在不能以旧有的形式坚守伦理至上的理念和价值的情况下，基于中国的文化原则对西方文化（近代文化）的理念和价值，通过变形、选择、替换进而接受，正是以适当的形式加强儒教文化的理念和价值。如果这一过程具有现实性，那么参照西方文化（近代文化）的理念和价值对儒教文化的理念和价值进行再解释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以郭嵩焘为首的少数士大夫正是有着不拘泥于伦理至上理念和价值的态度，指出了西方法制至上理念和价值的合理性。
郭嵩焘说过，“圣人之治民以德，德有盛衰，天下随之以治乱。德者，专于己者也，故其责天下常宽。西洋治民以法。法者，人己兼治者也，故推其法以绳之诸国，其责望常迫。其法日修，即中国之受患亦日棘，殆将有穷于自立之势矣。”郭嵩焘比较了中国的德（伦理）和西方法律（法制），并指出西方的法律比德的理念更具有通用性。他虽然对西方法律的优点进行了评价，但发现了西洋的法律中隐藏的扩张性和威胁性，认为西方势力有可能会危及中国的自立。
郭嵩焘还认为《万国公法》是反映西方法律的通用性的概念，说道：“西洋以智力相胜，垂二千年。麦西、罗马、麦加迭为盛衰，而建国如故。近年英、法、俄、美、德诸大国角立称雄，创为万国公法，以信义相先，尤重邦交之谊。致情尽礼，质有其文，视春秋列国殆远胜之。”薛福成根据现实情况，指出中国文化的理念和价值的缺陷，评价西方文化的理念和价值的合理性。结果表明，西方文化（近代文化）的理念和价值的合理性是中国文化的一要素，并认可了儒教文化的理念和价值。除此之外，他还找到了建立西方文化（近代文化）不可缺少的商人的作用，并对中国“士农工商”的社会阶层的秩序进行了质疑。对于商人阶级的社会阶层的定位和其社会作用，做出下面的言论：
“夫商为中国四民之殿，而西人则恃商为创国造家、开物成务之命脉，迭著神奇之效者，何也？盖有商，则士可行其所学，而学益精；农可通其所植，而植益盛；工可售其所作，而作益勤。是握四民之纲者，商也！”薛福成肯定了把商业作为国家和家庭根本的近代西方价值观，在西方价值观里商业应该成为社会阶层的最上层，在对商业很大依赖的前提下，认识到士、农、工的社会作用和职责，指出了儒教社会的社会秩序的合理性。以此来评价儒教的普遍价值的合理性，同时谴责儒教政治理念的社会秩序的非合理性因素是清朝士大夫的价值判断的两义性所经历的令人痛苦的选择。
在重新构建近代文化时，将儒家文化的理念和价值从文化的理念和价值的绝对和相对性抽离，并将其作为文化原则反馈于文化环境，进而对文化环境进行接近文化目标的操作已经得到了验证。文化原则是文化转型中的文化行为的必要条件，但在整个领域上没有发挥作用。一方面坚守本国文化的理念价值的文化原则，另一方面，则扩大了引入外来文化的理念和价值，即扩大文化转型的文化空隙。
【注释】
[1]“三世进化论”是康有为利用西方的进化论对《春秋公羊传》的“三世说”（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和《礼记》《礼运》的“小康”“大同”的说法进行再解释，进而打造出来的“社会发展阶段说”。作为“三世进化论”最高阶段的社会是没有君主的大同世界（乌托邦），而大同世界是在彻底的社会改革的促进下得以建立和发展。“三世进化”说来源于《新学伪经考》。康有为在《新学伪经考》中，认为不能简单地把孔子认定为是对过去圣人的言论和学说进行总结归纳的传承者，孔子的言论是由他自身创造；否定了单纯对传统儒教进行解释的尚古主义，将孔子作为促进发展历史的改革者。在《孔子改制思考》中，康有为将“托古改制”说进行展开，划时代地高度评价了孔子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三世进化”说到《大同书》（1902）为止得以完成。
[2]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引自钱锤书主编《郭嵩焘等使西记六种》，三联书店（1998），第190页。
[3]刘锡鸿：《英轺日记》，引自钱锤书主编《郭嵩焘等使西记六种》，三联书店（1998）第250页。
[4]Konfuzianismus und Taoismus，Verlag von J.C.B.Mohr（Paul Siebeck），1947。木全徳雄訳：《儒教と道教》，創文社（1971），第377～422頁。
[5]小笠原真：《近代化と宗教——マックス·ヴェーバーと日本——》，世界思想社（1994），第113～121頁。
[6]溝口雄三：《中国前近代思想の屈折と展開》，東京大学出版会（1980），第45～46頁。
[7]中村元：《東洋人の思惟方法2》《中村元選集第2巻》，春秋社（1961），第23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