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1.1　近代以前中国对外交往的主要发展阶段

汉代开始，中国以积极开放的姿态取得了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联系，中国的对外交往得以萌发和初步发展，形成了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西汉武帝时期，张骞两次出使西域，开启了古代中国文化传播的新篇章。张骞的出使使中国与大宛、安息等国建立了正式的通使往来，并将当时中国文化创造力的代表成果丝织品和冶铁技术带入了西域各国。可以说，张骞开通了中国向西亚和欧洲进行文化传播的通道，正如李敬一教授所说：“于是，以张骞通西域为内容的传播活动，掀开了中国传播史上对外传播的第一页。”^[1]此后，中国专门管理西域事务的西域都护府的建立和班超等人对西域的经营，使得中国与西亚、欧洲等地建立了通商关系并取得了逐步发展，中国的丝绸、漆器和冶铁、水利技术等相继传入西域国家，而西域的皮毛、瓜果等也传入中国，进而形成了连接中国与西亚乃至欧洲的陆上“丝绸之路”。这一时期，虽然受限于航海续航能力的不足，中国文化的海上传播不如陆上传播那么繁荣，但也初步形成了海上“丝绸之路”。汉朝以番禺（广州）作为启航港，取得了与印度洋沿岸很多国家的联系，并进一步延伸到欧洲的罗马。依靠海上丝绸之路，中华文化在亚、非、欧几个大洲得以传播。

唐朝是中华文化对外传播的重要阶段。这一时期，中国国力强盛，文化创造的诸多方面都处于世界领先水平，陆路和海路形成了畅通稳定的对外交通线。长安在这一时期已经成为国际大都市，云集了来自亚、非地区许多国家的学者、商贾，将中国的丝绸和瓷器大量带入亚欧各国。广州作为当时海上航线的出海港和海外贸易的输出港进一步得到发展，扬州也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延伸。大宗的丝绸和陶瓷、纸墨和雕刻印刷术等中华文化从这些地方传播到印度、伊朗等国家。敦煌作为陆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据点，成为当时大唐向西展开文化传播的窗口，在佛教的宣扬、通俗文学的传播、科技信息的沟通等方面都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这一时期大量接受中国文化的是日本和新罗，日本的贵族子弟和僧侣经过选拔作为留学生大量地移植了中国文化，这些人回国后在政府组织、赋税、教育等多个领域推动了高度模仿中国文化的大化改新运动。新罗全面模仿中国唐朝模式，以儒家思想进行统治，同时吸收了道教、佛教等中国文化。

两宋时期由于宋与辽、夏、金时战时和，陆上丝绸之路时断时续，这一时期中华文化的对外传播主要依靠东南海路。由于造船技术的进步和指南针的应用，加上宋朝政府的大力提倡，海外贸易大大繁荣，贸易范围东到日本、朝鲜，西至非洲，商业活动日益活跃，出现了泉州、广州等几个重要的海港。元朝时，中国又迎来了统一的政治局面，成吉思汗及其后代不断对外扩张领土，有力地促进了当时中华文化的传播。元朝时出现了中西文化交流的繁荣局面，发达的航运业使中华文化得以传播到更多区域，并进一步生根发芽。如元军带入爪哇沿岸和内地的火器、船只和罗盘等被印度尼西亚人仿制；中国的水手移民柬埔寨、爪哇、苏门答腊、缅甸等地，形成东南亚四大华侨居住地；日本复制朱熹的儒学观点，形成了日本的朱子学；程朱理学同时也被安垧及其弟子李齐贤带到高丽，并在高丽得到蓬勃发展；蒙古人在对俄罗斯一些地区的控制过程中将饮茶和算盘等中华文化带到了俄罗斯，促进了中华文化在东欧的传播。这一时期，外国商人和使者纷纷来到中国，这也促进了中华文化的传播，最有代表性的是意大利商人马可·波罗。马可·波罗在中国游历的见闻引起了西方人对中华文明的兴趣，西方各国的使节、商人纷纷来到中国。在频繁的对外交往中，中国的指南针、印刷术、火药等经阿拉伯人传入欧洲，中外联系更加紧密。

明代政治安定、经济发展，为对外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迎来了中华文化对外传播最为繁荣的时期。海路方面，明朝与安南、暹罗、印度等国建立了官方的外交关系，形成了以中国为中心的贸易网。明初永乐年间，郑和先后七次下西洋，其航线南到爪哇，西到红海，最远到达非洲赤道以南的东海岸地区，将中国的瓷器、茶叶、铁器等中华文化传播到了这些地区。中国的近邻日本、朝鲜在这一时期广泛地接受中华文化。中日之间的邦交主要是通过僧侣展开，其中五山僧接受了汉诗文，在日本掀起了学写汉诗文的热潮，形成了日本文学史上颇具影响的五山文学；而朝鲜虽然经历了国号的更替，但一直实行科举制度，在应试的需求下，汉文学成为朝鲜文人的学习典范，大量购入中国的经典子集。明朝中期到鸦片战争前的三四百年时间，中国社会发展逐步落后，统治阶级采取闭关锁国的政策，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遭到破坏，逐步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