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4.2 近代化与日本主义
传统一词有着很多的用法。比如说，保护民族的传统、回归传统、恢复失去的传统，等等。传统并不等同于历史的积累，也不是被继承下来的历史事实的简单加成，而是历史积累过程中所产生的特定的价值判断。近代日本所特有的传统主义作为一种个别的具体思想现象体现出来，是在与近代化这一进步主义的紧张关系中发生、发展并持续着的。近代日本的传统主义具体地体现为“日本主义”“国体论”“农本主义意识”。而最具代表的是日本主义，这里主要选取日本主义对日本近代传统与近代化的冲突与融合进行探讨。
日本主义来源于初期的日本旨意，与其他的传统主义一样，日本主义对于近代化并不是始终持有单纯的消极否定态度的，日本主义的思想结构中有着将近代化作为时代转型的契机的尝试，这样一来近代化与传统之间的紧张关系在思想意识方面得以持续性地反映。日本主义总的说来包括三个阶段：明治二十年代（1887—1896）、明治三十年代（1897—1906）、大正末期（1925）到昭和前期。每个阶段的代表学者有：第一阶段的陆实、三宅雄二郎、志贺重昂，第二阶段的高山林二郎，第三阶段的三井甲之、五百木良三。这三个阶段的日本主义又有着各自的特点，首先从思想特征来说，可以分为政治理论的日本主义即日本旨意、美学的日本主义以及诗歌的日本主义；其次从政治功能上来说，可以分为保守的、反对的、反革命的；最后作为思想原理来说，从世俗的日本向神秘的日本的转移。
日本主义与国体论是有所区别的，两者关于天皇的观念有所差异。日本主义在诗歌等形态中，天皇观念被显著地神秘化，与国体论同质化；但是政治理论形态中，日本主义即日本旨意将天皇世俗化，认为天皇是有着政治功能的实体，不认为天皇有着不拘泥于某种实体观念的功能概念。
“明治二十七、八年战役，无论是对日本的历史，还是对我个人的历史来说，都是一桩重大事件。而对我一生说来，又是一个大转机。”这是德富苏峰在《自传》中的记述。1894—1895年（明治二十七年—二十八年）的中日甲午战争，在日本近代史上是个划时代的事件，这是无须赘述的，以战胜中国为转折点，日本的产业资本迅速发展，国势日益昌盛，已经取得能够同世界列强并驾齐驱参加帝国主义阶段的资本主义竞争的地位。中日甲午战争，对当时的思想和文化方面当然也不能不产生巨大的影响。其影响表现得最显著、最典型的一个实例，就是这时口称这个战役给自己带来了“一大转机”的德富苏峰本人。明治二十年代初高唱和平主义、商业主义、平民主义，在言论界大肆活跃的德富苏峰，却转变到实力主义、国家主义和帝国主义方面去了。在这里，曾经是和平福音的使徒的德富苏峰，一变而成了“力量的福音”的使徒。所谓为了伸张正义而护军备战之说，三宅雪岭已经在《真善美日本人》一书里宣扬过了，通过中日甲午战争，以苏峰为首的很多明治二十年代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终于向右转，转变到国家主义去了。不过，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如此。例如，北村透谷死后的《文学界》的同人们，追求内在的精神自由，从尊重艺术的立场出发，对于战争采取了漠不关心的旁观态度，对于狂热而卑俗的战争文学表现出批判的态度。平田秃木还在《文学界》（明治二十七年1、2月号）上刊登了《辞别二十七年》一文：
二十七、八年的战役，使一向从书本学习的我，开始从事实中学习起来。
我同实际接触，并不是从这次战役开始的，不过，不可磨灭的深刻而强烈的感受，的确是从这次战役得到的。换言之，这次战役的感受，远远超过斯宾塞、科布顿、布赖特等之影响。不言而喻，就是退还辽东半岛一事。……我由此觉悟到：无实力的道理，胜不过有实力的不讲道理，欲使道理能行得通，就必须要有使道理能行得通的实力不可。即道理本身并不是自动的，需待其他力量能发挥它的妙用。于是我便归依于力量的福音了。（《时务一家言》大正二年）[4]
二十七年即将过去。自从战争发生以来，民众心情振奋，无暇顾及文学等。……战争诚然是国家的大事，民众不可忘怀。即使是挥笔执凿的人，也不可隔岸观火而忽略过去。……然而，在置身于文艺界、关心发挥诗意和提高民众趣味者看来上演演剧也无非是战争，即使在美术趣味和诗意上想法极不健全之人，一看到以战争的名义，普遍损害了民众的高雅情趣，也未必不引为不快。
此时谈论战争文学者流，说来是最愚蠢的人。文士为战争而糟蹋其笔墨，就如同民众对战争狂热起来而不去干工业一样，这时应该有高瞻远瞩的思想，诸如正义、仁爱、国家、自由这些雄壮宏伟的观念固然是文学上不可或缺的东西；今天这样大快人心的举国奋起，其影响必然要波及到文学。
纵令如此，如果它不和心机的妙发、灵境的波澜等凡是内在生命的无形风涛以及幽玄至妙的观念互相暗中结合起来，即使如何大快人心的举国奋起、如何雄壮宏伟的国家观念，也决不是具有诗意的永久生命的东西。……今天谈论战争文学者流，肤浅拙劣透顶，以此作为辞别二十七年之词。
当我们考察中日甲午战争对文化和思想方面的影响时，如把德富苏峰的思想转折放在右端，把《文学界》同人的动向放在中间的话，那么，放在右端的就该是内村鉴三（1861—1930）。中日甲午战争爆发的时候，内村鉴三曾把它当作“义战”加以支持，可是，以日本胜利而告终的这场战争，却使他完全失望了。“一旦战争结束而站在战胜国的地位，就将像以前把关键之点——邻邦的独立置之于不顾那样，全体国民只盯上新领土之开辟与新市场之扩张，一味想要充分获取战捷的利益。”（《时势之观察》明治二十九年）对这种日本国民的“实利主义”的“伪善”态度，他早就看到。“我所忧虑叹息的在于我国民的虚伪，在于他们不信正义而高唱信义，在于他们对邻邦的亲切止于口头而非出自内心”（同上）。中日甲午战争使内村鉴三痛感“战争有害而无利”（《我成为非战论者的由来》明治三十七年），这是使他后来在日俄战争中成为非战论者的一个动因。
这样，内村鉴三就以这次战争为开端，进一步向反抗和批判国家政权的方向前进了。而且，正如后文所看到的那样，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他进而还想从发展起来的社会主义思想和运动的立场出发，开始对帝国主义的批判活动。在中日甲午战争后的这种思想状况中，反映当时国家意识的高涨而提倡起来的，是高山樗牛的日本主义。
高山林次郎（樗牛，1871—1902）是作为感伤的浪漫主义者开始文学生涯的。取材于《平家物语》而以词藻华丽的格调写成的、关于泷口入道（时赖）和横笛的苦恋故事《泷口入道》（1894），作为《读卖新闻》入选作品而发表的时候，樗牛还是帝国大学哲学科的学生，此事使世人大为震惊。樗牛由此而一跃成名。1895年，《帝国文学》和《太阳》杂志出版，他在这上面发表的研究近松的一系列文章，引起了文坛的重视。1896年大学毕业后，他作为母校第二高级中学的教师，前往仙台，次年（1897年）被聘为《太阳》杂志的文艺部主任，便辞去教师职务回到东京，在这里开始了热火朝天的评论活动；不只是文坛，在一般言论界也起了指导作用。《太阳》杂志取代了明治二十年代的《国民之友》成为这个时代首屈一指的综合杂志。
1897年，樗牛与井上哲次郎和木村鹰太郎等共同建立“大日本协会”，创刊机关杂志《日本主义》。该协会建立时刊登了以下十条纲目：
一、崇拜祖国；
二、以光明为宗旨；
三、以生气勃勃为贵；
四、期望精神的圆满发展；
五、期望清净洁白；
六、注重社会生活；
七、注重国民团结；
八、尚武；
九、期望世界和平；
十、期望发展人类的友谊。
关于这十项纲目，当时大西祝作过如下的讽刺性批评。他说，协会在纲目中表现出来的主张“看来很周到，也太周到了”，“莫如削去一、二条，纵令不无偏于一面之嫌，但作为发表主张，反倒觉得有点气势凛然。而现在这个纲目罗列庞杂，看上去好像万灵膏的广告，而它葫芦里卖的药，是否有千金丹那样疗效，不能不令人有点怀疑。”（《日本主义之纲目》明治三十年六月《六合杂志》）。
高山樗牛以这个大日本协会为背景，在《太阳》杂志上，大肆鼓吹了他那“日本主义”的主张。这个明治三十年代的高山樗牛等人的日本主义，很明显是吸取了明治二十年代三宅雪岭等人的国粹保存主义的传统，但在它反映了中日甲午战争后国民意识或国家意识的抬头这一点上，却表现得和国粹保存主义相当不同。“帝国宪法、教育敕语和日本主义，我们认为这是明治思想史上的三件大事。帝国宪法揭示国法的大纲，教育敕语明确教育的方针，日本主义则以指示国民道德的根本为主旨。至于根据大日本帝国国体、民性，以统一国民精神为目的这点，三者是一致的。”（《国民精神之统一》明治三十一年）
樗牛说，明治二十年代的国粹保存主义确实是日本主义的先躯，但它的主张只不过是“形式的”“抽象的”，“它的主张者不仅不懂得国体、民性的特点应该是一国人文的最大重点，甚至连这样的概念所赖以成立的国家和国民的真正意义也还没懂得”。可是，1889年帝国宪法颁布，“明确了我国国体、国性的特质，次年颁布了教育敕语，教育界的舆论于是有了定准，把忠君爱国举国一致尊奉为国民道德的主旨”。1892年发生了所谓“教育宗教冲突论”，由于井上哲次郎的奋斗，诡辩佞辞终于未能摇撼真理，国民思想的大势，在欧化主义者流喧嚣之间，暗中转移，事实上得以证明了国家主义者的全胜”。接着，1894、1895年发生了“从根本上摇撼了国民思想的”中日甲午战争，唤醒了日本国民的国家意识。这时，关于“日本在世界上的地位和命运”，成了应该得到回答的紧急的重大问题。日本主义正是“为回答这个疑问而产生的主义”。而且，这个日本主义的特点，在于排斥以前各种主义“根据东洋西洋与国内国外来定其取舍”的“独断”态度，“对古今内外的文物采取研究态度”。这就是说，不问东洋西洋，不问国内国外，而只以是否适合于“国体民性”为唯一标准。
“从根本上统一国民的意识，陶冶与此宪法和敕语相适应的国民精神，难道不是日本主义之本分吗？发展国家，需要统一民心。统一要事先有个主义，而主义则有待于国体与民性。日本主义对于国民精神统一的责任，就在这里。”樗牛的这种日本主义，不完全是绝对主义的明治国家统治阶层的意识形态。因此他说，“既是世界主义”又是“个人主义”的民政主义，是主张“非君主政体”的，所以“不言自明，它终究同我国体民性是不相容的”（《过去一年之国民思想》明治三十二年）。照樗牛看来，无论“世界主义”，或“个人主义”，都是错误的学说。“人生幸福的实现”，只有通过日本主义这个国家至上主义才能达到。在今天，“国家体制是集体生活的最终形式”。所以，唯有国家至上主义才是“实践的伦理学的唯一原理”和实现幸福的“唯一方法”（《吾人对国家至上主义之见解》明治三十一年）。但是，“我国国体的特点在于君民同祖，忠孝一致，持有这个强盛的祖国观念的我国国民，作为扩张的国民具有最恰当的资格”（《我国国体与新版图》明治三十年）。“凡是领土及殖民地的扩张不同坚决执行帝国主义政策相适应的国家，必然要衰亡。”这是历史的教训，所以“吾人不能不希望，对于将来日见繁荣的海外殖民地，我国人要遵奉盎格鲁撒克逊的帝国主义而不违背”（《帝国主义与殖民》明治三十二年）。
樗牛这样讲，显然是在中日甲午战后立即提出的近代日本帝国主义的明显侵略口号。在明治二十年代初，作为对鹿鸣馆欧化主义的反动而兴起的国粹保存主义或国民主义中，还能见到一点的民权的健全因素，在这里已经被一扫而光。樗牛自身思想上的变化，在此后到死前的短暂时期内，进而又转变成了宣传尼采主义的极端个人主义或日莲主义，但作为其出发点的浪漫主义倾向在全部过程中是一贯到底的。尤其是，他的尼采式的自我主义主张，在文坛和思想界引起了很大反响。对樗牛的这种思想，当然要给以恰当的评价，但在他明治三十年代首倡浪漫主义，以及后来明治四十年代的自然主义中据说含有先驱因素的樗牛的个人主义和自我至上主义，和前面讲的日本主义的国家至上主义却是直接联系着的。而且，这两种思想中间并无任何联系并存的情况，并不只是樗牛一个人的问题，也是经过中日甲午战后的明治三十年代，亦即正在迅速取得畸形发展的日本“近代”资本主义终于挤进帝国主义列强竞争行列的明治三十年代整个文坛和思想界的问题。以明确形式鼓吹起来的国家至上主义，以及作为它的批判者——社会主义思想和运动的孕育征兆，再加上和国家社会问题毫无关联的、企图解放自我的浪漫主义乃至个人主义的主张，举凡这些就是明治三十年代的思想情况。
明治二十年代的国粹保存主义，发展到明治三十年代樗牛的日本主义，正像经历了帝国宪法—教育敕语—日本主义这种系统而发展成为明显的国家至上主义那样，明治二十年代开始的、为了创造资产阶级近代文化而进行的活动，到了明治三十年代很快就开始呈现出走向颓废的征兆，打上了日本式的畸形的烙印。当然，这并不是说在明治二十年代的各种新思潮里没有这种畸形，而是说在明治二十年代还没有成形，是作为暧昧的东西潜藏在内，到了明治三十年代，以更明显的形态表现出来了。
【注释】
[1]伊藤整等：《近代日本思想史講座7—近代化と伝統》，筑摩書房（1959），第30頁。日语原文：“強弱は自然の秩序かもしれませんが、人間世界においては、本質的な価値とは見做されません。虎は兎を餌食にするから、兎より高尚な存在とは言えないし、鱶が鰯よりも優秀な生物と決めることはむずかしいでしょう。”著者译。
[2]福澤諭吉：《西洋事情》“洋籍の我邦に舶来するや日既に久し。その翻訳を経るもの亦尠からず。然して窮理、地理、兵法、航海術等の諸学、日に闢けて月に明にして、我文明の治を助け武備の闕を補ふもの、其益豈亦大ならずや。然りと雖も、余窃に謂らく、独り洋外の文芸技芸を講窮するのみにて、其各国の政治風俗を詳にせざれば、仮令ひ其学芸を得たりとも、其経国の本に反らざるを以て、啻に実用に益なきのみならず、却て害を招くも亦計るべからず。抑々各国の政治風俗を観るには其歴史を読むに若くものなし。——これに由て略々外国の形勢事実を了解し、果たして彼の敵視すべきものか其友視すべきものかを弁別し、友は則ち之に交はる文明を以てし、敵は則ち之に接するに武経を以てし、文武の両用其所を錯ることなきに庶幾らん乎”。著者译。
[3]《自由党史》：“それ人間は天地間活動の最も貴重なるものにして、特に霊妙の天性を借具し、智識技能を兼有し、所謂万物の霊と称するーー”。著者译。
[4]近代日本思想史研究会：《近代日本思想史》第三卷，商务印书馆（1992），第3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