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2 淳化超上
大和民族不仅仅是虚心地接受各种文明的先进要素进行综合统一，还会对接受到的文化进行咀嚼、消化进而取得更高层次的发展，亦即淳化超上的思想倾向。从文化创造的角度来说，淳化超上的思想倾向可以说是一种关注文化再创造的思想倾向。
通过佛教文化在日本的传播和发展可以看到大和民族这种淳化超上的思想倾向。钦明天皇十三年佛教传入日本，推古天皇时期开始佛教得到日本政府的扶植，而比较深入理解佛教思想的是圣德太子。圣德太子时期，已经有很多佛教的大乘和小乘佛法的经卷传入日本，圣德太子从这些经卷中选出《法华经》《维摩经》《胜鬘经》进行注释。《法华经》是佛教经文的经典，《维摩经》适合居士，《胜鬘经》则适合女性，这三种经文都源于大乘佛法，而不是小乘佛法。圣德太子对这三经进行注释并亲自讲解，可以说正是一种深入研究、淳化超上的体现。
奈良时期，佛教得以盛行，出现了俱舍宗、成实宗、律宗、三论宗、法相宗、华严宗六宗相争的局面。六宗相争虽然说明了当时佛教的兴盛，但也不可避免地对日本的文化创造带来了危害。六宗相争并不单单是佛法方面的争论，在城市中建立寺庙的这些佛教宗派都与政治力量紧密相联，他们的争斗掺杂了很多的政治因素，严重地阻碍了天皇皇权的行使。在这种情况下，当时的桓武天皇急切地需要遏制六宗相争的局面，而由最澄所开创的山岳佛教则适应了日本政府对佛教进行改革的需求。最澄大师出生于江州，在东大寺受具足戒，19岁时心怀佛教改革的精神上比睿山开创了山岳佛教，后世也称最澄大师为传教大师。桓武天皇为了消除佛教各大寺院对皇权逐步扩大的影响，计划迁都到山城国（今京都地区）。但迁都之事却困难重重，因为当时离开了佛教，中央政府是无法建立的。而远离都市和政治的山岳佛教正好可以发挥镇护国家的作用，桓武天皇借助富有佛教改革思想并可以承担镇护国家职能的山岳佛教顺利完成了迁都。
奈良朝的佛教被城市的喧嚣所腐蚀。最澄远离世俗在比睿山创立的天台宗正可以保证佛教远离凡尘，保持清净。传教大师早期在奈良的东大寺受小乘戒，但后来传教大师破弃了所受的小乘戒，去唐朝学习大乘佛法并受大乘戒，回到日本后又受灌顶于弘法大师。而且传教大师认为大乘佛法适用于日本，小乘佛法是不适用于日本的，所以像小乘戒这样低级的东西应该丢弃，而必须提倡大乘戒这样高级的东西。也就是说他认为适合大和民族的佛法只有大乘佛法，所以他在比睿山开设的戒坛所授之戒为大乘戒，即《梵纲经》所说的菩萨戒。传教大师向桓武天皇请求允许开设大乘戒坛的敕令，桓武天皇本想允诺，但遭到小乘佛法六宗的激烈反对。之前相互争斗的六宗此时团结一致极力反对大乘戒坛的开设，进而出现了传教大师与六宗的论战。在长时间的论战中，传教大师写出了《显戒论》《守护国界章》等，也耗费了巨大的精力，逝世于比睿山中道院。而传教大师毕生所追求的开设大乘戒坛的敕令也在其逝世一周后得以实现。
弘法大师御尊影
虽然奈良时代日本存在着小乘佛法，但是后世不是消失就是没有得到大的发展，时至今日日本的佛教也主要是以大乘佛法为主。所以今天提到信仰大乘佛教的国家一般首先想到的是日本。大乘佛法产生于印度，尔后扩展到蒙古、中国、朝鲜、越南等国家和地区。佛法主要分为大乘、权大乘、小乘三个阶段。可以说，小乘是最低端的阶段，而权大乘也不足以满足日本文化的发展，作为宗教来说，最受日本欢迎的是大乘佛教。传教大师作为革新者从纷繁的佛教宗派争斗中创立山岳佛教，弘扬大乘佛教正是大和民族淳化超上思想倾向的充分体现。日本儒教的发展也能显现出大和民族这种淳化超上的思想倾向。例如，江户时代也出现了古学派、朱子学派和阳明学派之争。这样的争论正是发掘中国儒教之精髓，剔除阻碍日本文化发展的弊害，结合本土文化特点求得新的日本文化创造的一种体现。
从日本吸收外来宗教的情况来看，积极地吸收佛教和儒教中的有益成分，并深入领会其中的精髓，取得进一步的发展，正是大和民族在文化创造过程中积极推动文化受容路径转变即从受容路径Ⅰ到受容路径Ⅱ进行转变的具体体现。这样一来，日本的文化创造一方面可以吸收比自己文化高端的文化发掘其精髓，另一方面又可以淘汰高端文化中的低级成分和比自己文化低端的外来文化。
【注释】
[1]高亨：《周易大传今注》，齐鲁书社（1979），第56页。
[2]高亨：《周易大传今注》，齐鲁书社（1979），第78页。
[3]董慧、夏增民：《全球语境下中国现代民族精神的架构》，《华中科技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第18～23页。
[4]高亨：《周易大传今注》，齐鲁书社（1979），第171～172页。
[5]高亨：《周易大传今注》，齐鲁书社（1979），第253页。
[6]程树德撰，程俊英、蒋见元点校：《论语集释》，中华书局（1990），第940页。
[7]程树德撰，程俊英、蒋见元点校：《论语集释》，中华书局（1990），第479页。
[8]焦循撰，沈文倬点校：《孟子正义》，中华书局（1987），第200页。
[9]焦循撰，沈文倬点校：《孟子正义》，中华书局（1987），第419页。
[10]王先谦：《荀子集解》，中华书局（1988），第317页。
[11]王夫之：《周易外传》，中华书局（1977），第65页。
[12]杨坚：《周易内传》，岳麓书社（2011），第260页。
[13]孔安国传，孔颖达疏：《尚书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第581页。
[14]王弼注，楼宇烈校释：《老子道德经注校释》，中华书局（2008），第36页。
[15]张岱年：《张岱年全集》第6卷，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第224页。
[16]徐元浩撰，王树民、沈长云点校：《国语集解》，中华书局（2002），第470页。
[17]左丘明传，杜预注：《春秋左传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第1596～1624页。
[18]程树德撰，程俊英、蒋见元点校：《论语集释》，中华书局（1990），第46页。
[19]程树德撰，程俊英、蒋见元点校：《论语集释》，中华书局（1990），第935页。
[20]程树德撰，程俊英、蒋见元点校：《论语集释》，中华书局（1990），第425页。
[21]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第19页。
[22]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第20页。
[23]高亨：《周易大传今注》，齐鲁书社（1979），第571页。
[24]井上哲次郎：《日本精神の本質》，廣文堂書店（1941），第194～20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