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1　近代性之于中国

近代化开启了人类社会快速发展的历史，而关于什么是近代性这一问题，很多的学者进行了论述，其中比较有权威的是英国学者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的论述。安东尼·吉登斯认为，近代性需要将其作为过去的发展和现时的制度形式进行把握；近代性是大约开始于17世纪以后的欧洲，随后逐步波及整个世界的社会生活和社会组织的模式；近代性的特征之一是与前近代有着非连贯性；工业主义、资本主义、监视能力、军事力这四个制度是近代性的有机组成部分。

近代文化构建中最重要的论点是近代性的概念问题。近代性可以被称为近代文化的理念和价值，这里包含了共同性和共有性的意思，所以西方的近代性和中国的近代性是没有什么不同的。但是实际上，存在着中国固有近代性的问题，这在中国人的认识上经常容易被忽视。考察中国近代性的话，有两个观点是不可回避的：

一个是接受西方近代性时的操作性和选择性问题。在西方，近代性也存在着操作性和选择性，但是与中国的近代性相比，不十分明显，这样的操作性和选择性，为创造性地解释中国近代性提供了依据，是中国近代文化构建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论据。中国的近代性具有从中国的社会状况和知识框架中选择性且操作性地创造中国社会的特征。创造什么样的近代性，不是预先决定的唯一的选择，而是动态调整的选择。但是，这里存在着必须明确的各种问题：首先，选择性和操作性是必然的；第二，在近代性的创造中选择性和操作性的机制是如何发挥作用的；第三，选择性和操作性的视野是如何构想的。在搞清楚这些近代性相关问题的过程中，中国的社会和文化性质将得以凸显。

另一个是有关近代性的再解释的必要性。即，中国近代性的含义需要被再解释。中国近代性的概念是十分复杂的。中国内在的近代性被中国精英层所忽视、否定，或者相反地夸张、夸大地宣传。而对中国内在近代性进行否定时，认为近代性是外来的，所以将近代性解释为中国需要通过追赶、超越这样至高无上的近代性而不断努力。被西方近代标准认为是不合理的事物都被解释为是受到传统约束的东西。与之相反，肯定近代性的情况下，中国人经常不能对自己的近代性进行正当的评价，而是抱有太多的西洋情结。中国固有的近代性被夸大，认为其可以超越西方近代性，这也没有看到中国内在的近代性的具体情况和现实。中国人一方面不顾中国内在的近代性，另一方面也有通过将中国的近代性进行政治方面的意识形态化来拒绝对中国近代性的反省和自觉。

但是，从现代来看，在过去的“反帝”“反殖民地主义”等政治意识形态的口号中也可以说包含了中国特有的近代性的意思。这些口号不正是中国所创造出来的固有的近代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吗？如果将它们单方面地判断为只是政治意识形态，则可能会失去重新审视中国近代性的立足点。

即使在今天，在西方和非西方之间，围绕近代性相关的一些概念，例如人权、政治的民主化等的激烈争论仍在持续。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从多元化的观点考察近代性，对于解释中国文化的传统性与近代性融合的现实是有效的。具有深深扎根于中国传统的近代性的社会，是真实存在的。站在这样立场上，像“反帝”这样的意识形态和口号也成为再次验证中国近代性不可或缺的要素。为了重新构建中国社会内在的近代性概念，有必要将社会变动定位在固有的文化价值及其变容过程中进行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