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1.2 近代以前中华文化传播的特点
纵观中国古代对外传播发展的基本脉络，可以发现中华文化的传播在传播背景、传播环境、传播方式、传播媒介、传播内容、传播效果几个方面体现出大致如下的特点：
（1）传播背景：社会政治稳定、文化生产力的稳步提升是文化传播的重要条件。文化传播需要有文化生产力的稳步发展作为依托和保障，而政局的稳定又是文化生产力逐步提升的关键。只有具备良好的传播背景和条件，文化的传播才能够得以顺利展开。中华文化对外传播的重要历史阶段汉、唐、元、明这些朝代都实现了政治上的大一统，社会稳定发展。政治的统一和社会的稳定促进了经济的繁荣和技术的进步。经济的繁荣和技术的进步为对外传播提供了经济基础和技术支持，同时也使得文化生产力得到大幅度的提升，使文化的对外传播成为可能。中国在当时世界的文化创造领域中占据着领先地位，吸引了其他国家来中国学习，为对外传播提供了文化上的优势资本。这不仅是对外传播的重要先决条件，也影响着对外传播的进程和效果。
（2）传播环境：中华文化传播有着积极开放的传播环境。文化传播成功与否与政府采取的对外政策紧密相关。一般来说，政府采取封闭自守的对外政策，其文化的传播会受到限制，而采取积极开放的对外政策，则会营造促进其文化传播的国际环境。从秦汉到明朝初年，中国统治者在对外关系上大都采取比较开明、开放的外交政策，促进了中华文化的对外传播。许多对外交往和对外传播的活动都是由当时的中国政府发起或得到政府的扶持。例如，两汉时期张骞出使西域、西域都护府的建立以及班超等人对西域的经营；唐朝政府设立鸿胪寺接待外国使者和宾客，并设立互市监、市舶司管理海外贸易；元朝的统治者也采取开放政策，促进了对外关系的发展，使中外交流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明初推行朝贡贸易，对周边邻国采取友好政策，明成祖派遣郑和下西洋，达到了与这些国家和平相处的目的，明朝也设立了市舶司借以管理对外贸易。
（3）传播方式：以官方传播为主，与民间传播相结合。关于官方传播和民间传播的关系，张维华教授有过这样的论述：“按照一般规律，中外关系的确立，总是先从民间的相互接触开始，然后才有官方的往来以及对这种民间往来的认可与规定。……同时，民间交往又往往是官方交往的继续。……这样，两国人民之间的交往—交通路线的开辟和经济、文化交流—官方外交关系的建立—更广泛的民间交往和经济文化交流就呈现为一种带规律性的趋向。”[2]所以，从先秦到明清的漫长历史时期里，中华文化的对外传播是通过官方传播和民间传播的交相互补来实现的。在民间传播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官方传播渗入并成为传播主流。而官方传播又凭借其强大的影响力在加强文化传播的同时，也促使民间传播更加密切。汉时，张骞出使西域，一方面促进了官方传播，另一方面促进了民间传播，进而形成了繁荣和畅通的丝绸之路。明时，官方组织的大规模远洋航行取得了巨大成就，随之民间私人的海上活动也无比活跃，通过与亚、非地区的政治、经济交往，加强了与各国的联系。因此，中国文化传播是以具备正规性和组织性的官方传播为主，并与具有自由性和广泛性的民间传播互为补充的方式来实现的。
（4）传播媒介：借助海、陆交通和人际传播。近代以前中华文化的对外传播主要媒介是海路和陆路交通路线，并以人际传播为主要形式。从秦汉时期开始，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就形成了海上和陆上两条丝绸之路。唐朝时期因为国力强大，海上和路上的交通线都得到了发展，到了唐代中期以后，海上交通则比陆路交通更为发达。宋代时，中国海外贸易范围已扩大到东起日本、朝鲜，西至地中海沿岸和北非、东非的广大地区。明初，依靠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的进步，郑和延伸了海上丝绸之路，将中国的文明传播到了大洋彼岸。在传播过程中，中国派遣的使节、民间的商人、僧侣等是主要的传播者。他们通过人际传播，将中华文明带到其他国家，有力地传播了中华文化。
（5）传播内容：以物质、技术、思想等文化创造成果为主。中国古代的对外传播主要就是物质和思想的传播。近代以前的中国在文化创造的很多方面都处于世界的领先水平，所以在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过程中，丝绸、铁器、陶瓷等物产被带入当时落后的中亚、非洲等地，促进了当地的经济发展。汉代对外输出的主要是丝绸和漆器；宋代大批物产被输送到东南亚地区；明代的朝贡贸易更是出口了大量的瓷器、铁器、金、银等。在物质交流的同时，技术和思想的传播也更加频繁。中国儒学在日本等国的盛行，冶铁技术、养蚕技术以及四大发明的传播加速了受众国的发展进程。
（6）传播效果：弘扬了中华文化、加强了中外联系和交流。中国古代的对外传播将中国文化创造的成果传播到其他国家和地区，使中国文化大国的形象得以传播，同时也促进了这些国家和地区乃至世界范围内文化创造水平的提高。另一方面，中外联系和交流的加强，也为中华文化接触和吸收其他文化提供了有利环境，古代中国的对外传播基本上取得了较好的传播效果，在传播中发扬了中华文明，也在传播中吸取了他国文化，取长补短，促进了双方的共同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