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3.3 中日两国的文化更新
从文化学的角度来说，社会危机的不断深化必然引起文化的更新。一般来说，危机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自身文化发展的内在因素对文化更新的要求，另一种是外来文化冲击所诱发的对自身文化的怀疑和批判。前者来源于文化更新的内部动机，后者则来源于文化更新的外部刺激。率先进入新文明时代的民族其文化更新属于第一种类型，而被迫进入新文化时代的民族的文化更新则更多地来源于外部刺激。
近代以来，中日两国的文化更新都受到外部西方文化的强烈刺激。1840年的鸦片战争、1853年的黑船事件分别是中日两国近代文化更新开始的时点。但是因为两国文化的文化创造倾向不同，所呈现出的文化创造力的发展状况也有所不同，因而对西方文化的认识和反应也表现出了巨大的差异。
近代以前，日本有200多年（1633—1857）闭关锁国的历史，正是由于长期处于边境地带的日本文化具有强烈的受容倾向，所以才可以较好吸收外来的科学技术、哲学思想、政治制度，并将这些外来文化和固有文化融合。例如，接受兰学的影响，从儒学分化而来的本多利明[41]等学者已经开始抱有即使向天下施以善政，不能使人民富裕也是枉然的想法，从而提倡对儒家重农轻商思想的重新审视，呼吁早日打开国门，展开像荷兰一样的改革。哲学思想发展的这种变化，为日本的文化更新提供了思想基础，同时也为日本文化更新的展开在心理上进行了铺垫[42]。
近代前期，中国在文化更新方面却没有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西方文化所宣扬的民主、平等、自由等思想威胁到了封建统治的合法性，所以被当时中国的统治者所排斥。而且当时的清政府沉浸在天朝大国的妄想中，对西方文化更多的是怀疑和轻视。正如费正清所说，近代以前中国文明的成功正是中国文化衰退的原因。这样的成功使中国的统治者在面临外来文化的强力冲击所带来的灾害时束手无策[43]。近代化以前的中国拒绝对异质文化进行深入的了解，更不用说去接受异质文化，这样便错失了接受人类文明最新成就的机会。面对西方文明的挑战时，更是毫无任何心理准备。这一时期，中国还是沉溺于中华文化是东亚文化中心的盲目自信之中。
另一方面，日本长期处于边境地带，具有强烈的受容性倾向文化创造倾向，具备依赖于其独特自然性的过滤和再创造功能，有选择地对外来文化进行吸收和二次创造。但是中华文化受到西方文化的强力冲击，失去了文化的中心地位，变为边缘文化，却没有习惯于文化的受容。
从哲学上来看，文化创造是创造文化价值的人类活动。狭义的文化创造是发明新的文化价值的人类活动，也可以被称为文化发明。而广义的文化创造还包括文化的受容。文化受容指对他文化的模仿和基于这种模仿的自身文化的再创造。因此，从文化创造的观点出发对一个民族和国家的文化进行深层考察的话，可以判断一种文化是有创造性倾向还是具有更多的受容性倾向。
通过对中日两国近代之前文化创造倾向的考察，可以认为，近代以前，中华文化作为东亚文化圈的中心创造了灿烂辉煌的文化成果，所以中华文化是具有强大的创造性倾向的；而处于东亚文化圈边缘位置的日本的文化创造一直展现出受容的创造倾向，近代之前从中华文化中吸收了哲学、汉字、生产技术等多方面的文化创造成果，近代以来，积极受容西方文化，并再创造出近代日本文化。也正是由于中日在文化创造中传统倾向的不同导致近代以来两国文化更新的差异，所以本书认为，中国应该参考日本的文化受容，将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相融合，创造符合中国发展的新文化。
【注释】
[1]美和信夫：《天皇研究》，広池学園（1981），第11頁。
[2]刘仲林：《中国创造学概论》，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第21页。
[3]王弼注，楼宇烈校释：《老子道德经注校释》，中华书局（2008），第1页。
[4]程俊英：《诗经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第487页。
[5]南怀瑾：《南怀瑾选集》典藏版第4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第304页。
[6]王弼注，楼宇烈校释：《老子道德经注校释》，中华书局（2008），第117页。
[7]张岱年：《张岱年全集》第7卷，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第475页。
[8]南怀瑾：《南怀瑾选集》典藏版第4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第494页。
[9]侯拱辰：《中华道统文化注释》，山东大学（2005），第840页。
[10]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第1694页。
[11]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第1691页。
[12]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第1694页。
[13]刘仲林：《中国创造学概论》，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第21页。
[14]戴建方：《清末の近代文化の再構築問題（1875—1898）：文化変容に関する理論的考察》，神戶大學博士論文（2007），第20頁。传统内发性（internal orientation with tradition）一词来源于戴建方借鉴日本学者鹤见和子（1977）探讨日本固有的社会变动论时所使用的内发性。鹤见和子的社会变动论认为，一般将非欧美的近代化进程解释为西欧影响——反作用的模式，而为了打破这种既定的研究模式，必须突破近代化研究的现有思维，对西方以外的近代性进行再解释、并提供一种不同的历史表象。70年代后期兴起的对非欧美价值再发现的潮流中，对重视传统性的中国进行的研究方法成为非欧美近代化研究中富有价值的基础研究。戴建方从以上的研究动态得到启示，构造了三种文化更新的模式，并以此来开展近代化以来文化更新的相关研究。戴建方认为，内发性对应的是外发性，因此在研究开始阶段只是设定了这两种基本类型，而后根据是否与传统性相关构建出了传统内发性（internal orientation with tradition）、传统外发性（external orientation with tradition）、非传统外发性（external orientation with non-tradition）的文化更新模式。
[15]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第8页。
[16]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第9页。
[17]盛邦和：《内核与外缘》修订版，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第182页。
[18]丸山真男：《日本文化のかくれた形》，岩波文庫（2004），第138～139頁。日语原文：“日本の多少とも体係的な思想や教養は内容的に言うと古来から外来思想である”，また“きょろきょろして新しいものを外なる世界に求めた”。
[19]王弼注，楼宇烈校释：《老子道德经注校释》，中华书局（2008），第93～106页。“有德者王”是指《道德经》第三十八章和第三十九章所论述的有德的人可以成为王的意思。
[20]严绍璗，源了圆：《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3（思想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第32页。
[21]山岸徳平：《日本思想大系：古代政治社会思想》，岩波書店（1979），第286頁。
[22]林罗山（1583—1657），江户时代初期的朱子学儒学家，号罗山、讳信胜。严绍璗，源了圆：《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3（思想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第182页。
[23]石田一良：《体系日本史文库23思想史2》，山川出版社（1980），第92頁。
[24]山崎暗斋（1618—1682），江户初期有名的朱子学家，日本近世神道的集大成者，垂加神道的创始者。代岁创：《山崎暗斋的政治思想研究》，湖南大学硕士论文（2006），第1页。
[25]近藤啓吾：《續々山崎闇齋の研究》，神道史学会（1995），第35頁。
[26]山鹿素行（1622—1685），江户时代初期的日本儒学家、军事学家，山鹿流兵法及古学派的鼻祖。于欢：《山鹿素行思想研究》，延边大学硕士论文（2014），第1页。
[27]広潮豊：《山鹿素行全集思想巻13》，岩波書店（1940），第226頁。
[28]藤原惺窝（1561—1615），战国时代到江户时代前期的儒学者，并没有用家姓冷泉，而用的中国式的本姓藤原。严绍璗、源了圆：《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3（思想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第178页。
[29]严绍璗、源了圆：《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3（思想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第182页。
[30]严绍璗、源了圆：《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3（思想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第188页。
[31]盛邦和：《内核与外缘》修订版，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第11页。
[32]內田樹：《日本の辺境論》，新潮社（2009），第7～8頁。
[33]梅棹忠夫、多田道太郎：《日本文化の構造》，講談社（1972），第31～32頁。
[34]梅棹忠夫、多田道太郎：《日本文化の構造》，講談社（1972），第34～35頁。日语原文如下：もともと日本文化のなかには、文明性の原理とはまったく違った自然性の原理があって、そのためにあらゆる種類の文明に対して等距離に関心をもつ。しかもある文明を取り入れたら、それをまた自然性の極にまでいっぺん引き戻してしまうという白紙還原能力があって、次の文明を取り入れるとき非常にフレッシュな気持で立ち向うことができる。そういう意味で、私は、自然性=狩猟採集性を日本文化の一つの核に考えたらどうかいう感じをもつのです。
[35]李珍鎬：《謡曲の弾歌表現を考え直す》，《中世文学の諸問題》，新典社研究叢書（2000），第198頁。
[36]德国黑格尔用语。他认为世界历史是世界精神在时间中合理地、必然地体现其自身的过程，自由是精神的本质，因此，世界精神自中体现的过程也就是自由意识发展进步的过程。黑格尔著，先刚译：《精神现象学》，人民出版社（2015），第85～86页。
[37]内藤湖南：《近世文学史論》附錄，創元社（1941），第13～24頁。日语原文：東洋の文化の発展においては、時にその民族や国境を越え、ひとつの“東洋文化圏”を形成する。今後、中国文化の中心は日本に移り、日本が中国文化の復興を実現するだろう。これこそ近代日本国家の使命である。
[38]福澤諭吉：《脫亞論》，《時事新報》1885年3月16日。日语原文：日本の國土は亞細亞の東邊に在りと雖ども、其國民の精神は既に亞細亞の固陋を脱して西洋の文明に移りたり。
[39]盛邦和：《内核与外缘》修订版，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第9页。
[40]马歇尔·麦克卢汉著，何道宽译：《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译林出版社（2011），第80页。
[41]本多利明（1743—1821），江户时代的数学家、经济思想家。吴廷璆：《日本史》，南开大学出版社（1994），第298页。
[42]吴廷璆：《日本史》，南开大学出版社（1994），第298页。
[43]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第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