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2　宗藩关系下的中日文化互动

中华文化圈是在古代东亚地区，基于文化、政治和地理等因素形成的以中国为中心，包括中、日、韩三国的文化圈。在这个文化圈中，中华文化居于中心地位，而韩国、日本的文化则处于半边缘和边缘的地位。中华文化圈的维系主要依靠中国与日本和韩国所结成的宗藩关系，即中国是宗主国，而日本和韩国都是藩属国。这种宗藩关系在政治上表现为册封制度下的君臣关系、外交上的贡赐关系和经济上的通商关系。从文化传播的角度来说，居于中心地位的中华文化向日本进行扩散，而处于边缘的日本文化在自我适应与调整中，主动向中心文化靠拢，呈现出中心化趋向，并产生文化次生现象，即文化的再创造。近代以前，中华文化具备强大的辐射力，影响着日本文化的发展，而日本在近代以前更多的是作为受众国接受中华文化，同时表现出中心化倾向，因此，在完成对近代之前中国文化传播力的考察和要素分析的基础上，本书从宗藩关系下中日两国的文化互动探讨中日文化传播力的相关影响。

早在汉朝，日本便有使者到达了中国，《三国志》有云“汉时有朝见者”^[3]，成书于南朝的《后汉书》则记曰：“建武中元二年（57），倭奴国奉贡朝贺，使人自称大夫，倭国之极南界也。光武赐以印绶。”^[4]1784年日本九州岛福冈县志贺岛出土的带有“汉倭奴国王”字样的金印，恰恰印证了早在公元57年日本列岛已经有国家向中国汉朝奉贡朝贺。中国的三国时期，日本邪马台王国与曹魏的交往十分频繁。根据《三国志·魏书·倭人传》的记载，景初二年（238），女王卑弥呼被魏明帝封为“亲魏倭王”并赐以金印紫带，此后数年，日本使者多次到达曹魏。中国南北朝时期，日本大和“倭五王”（即赞、珍、济、兴和武五王）频繁遣使到南朝刘宋。据《宋书·倭国传》载，永初二年（421），倭王赞开始向刘宋遣使朝贡。元嘉二年（425）珍即位为倭王，继续遣使贡献方物并请求得到刘宋天子的封号。刘宋文帝“诏除安东将军、倭国王”^[5]。

隋朝统一中国后，中日之间中断100多年的遣使交往得以重启。此时，随着国力的逐渐强大，日本天皇在中日交往中已经不满足于藩属国的地位，想以平等的姿态与中国展开外交。推古天皇十五年（607）所发生的“国书风波”便是日本想要摆脱藩属国地位的真实写照。推古天皇委派小野妹子出使隋朝，小野妹子所呈递的国书以“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耶”为首句，隋炀帝看后十分不快，认为日本作为藩属国，竟敢措词不逊，用语僭越，便交代鸿胪寺卿：“蛮夷书无礼者，勿复以闻。”^[6]难能可贵的是，隋炀帝在日本使者的再三解释下谅解了对方并遣裴世清等人为答礼使回访日本，保证了中日交往的延续。唐朝是中日交往最为频繁的时期。日本先后派遣19批遣唐使到唐朝学习文化及制度。在日唐交往中，日本也在不断地争取更高规格的外交礼遇。如753年元旦，各国百官朝贺时，日本使节认为新罗一直是给日本晋奉朝贡，但向唐天子朝贺的位序反在日本之上，于义不合。最终，日本和新罗异位平息了争端^[7]。

中国宋元时期，日本的外交政策逐渐转向封闭，日本在模仿中国文化的基础上在很多方面已经能够展开文化的再创造，失去了与中国联系的积极性；同时，这一时期日本国内政治混乱，武臣当政，对于中国的主动通好反应甚为冷淡和迟缓，元军两次攻日均惨败而归，更加增强了大和民族独立进行文化创造的自信心。明朝政府为争取日本纳贡称臣，并消除东南沿海的倭患，实行了严厉的海禁政策。这一政策终于迫使日本决定向明朝遣使称臣纳贡，以求得建立与明朝的贸易关系。中日之间宗藩关系在历经长时间中断之后得以重新建立并一直维系到1548年。随着日本国内战乱不已，海上倭患猖獗，中日之间的勘合贸易被迫停止。此后，由于发生明与朝鲜抗击日本的壬辰卫国战争，中国明清易鼎，以及清朝以后日本幕府推行闭关锁国政策等，中日之间的宗藩关系没有重新建立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