厕神信仰源于大母神崇拜

母系氏族社会大约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形成，在新石器时代早期结束。综观人类历史上出现的第一批神灵，无一例外都是女神。这是因为彼时人类历史恰好处在母系氏族时期，知母而不知父。基于生殖崇拜的大母神信仰是最重要的信仰。这些都给人类早期神灵信仰打上深深的烙印。加之生产资料、生活资料的生产与人自身的生产在神话领域中被视为同一，大母神遂成为人类、动物、植物乃至万物共同的创造者、生产者和支配者。法国学者巴丹特尔指出：“女神并不总是目光恐怖的威严妇女，她也化身为植物和动物。为了孕育每个种类，‘伟大的母亲’（即‘大母神’）要具有相应的动物形体，并与其交配。她创造一切，她的支配权延及一切生物。”[1]

农业的起源可以追溯到距今一万多年前。新石器时代正是伴随着原始农业的发展而逐渐形成的。中国大部分地区的原始农业是从采集渔猎经济中直接产生的。采集渔猎一分为二就形成了早期的农业和畜牧业。故《周易·系辞下》说：“包牺氏没，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2]包牺氏代表早期畜牧业，而神农氏则代表早期农业。同时，早期的农业和畜牧业又相互影响，共同发展。考古表明，在距今9000年左右的广西、河北发现了驯化了的猪骨骼化石，而豢养牲畜的粪便堆积层之地，后成为“垦牧”之良地。

农业浓墨重彩的真正开篇是刀耕火种。《国语·鲁语》：“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柱，能殖百谷百蔬；夏之兴也，周弃继之，故祀以为稷。”[3]杨伯峻《春秋左传注·昭公二十九年》注引沈钦韩《补注》说：“厉山氏，炎帝也，起于厉山，或曰烈山氏。”[4]《史记·五帝本纪》正义引《帝王世纪》云：“神农氏，姜姓也。……有圣德，以火德王，故号炎帝。……又曰魁隗氏，又曰连山氏，又曰列山氏。”[5]关于“烈山氏”的传世文献不多，起于何时也是个谜。虽然对其身份的记载越来越淆乱（如典籍中多将烈山氏与炎帝、神农混杂不分），但认为“烈山”与农业的开端密切相关却是一致的。“烈山”就是烧山种田的意思，就是农业的开端。“烈”字，下面四点为火，本义即猛火。

烈山氏时代，砍倒树木，焚烧山林，就地在烧后的草木灰上播种，大概对应今天农学上所谓“撂荒制”之“生荒耕作制”时期。砍伐焚烧，并利用草木灰和天然植被自发恢复地力，几乎年年易地。这被焚烧过的草木灰，以及大自然天然的腐蚀物，包括腐烂的植物、人兽尸体、粪便，客观上，便可视为农业史上最早的粪肥。

大约五六千年前，中国很多地方便进入了“熟荒耕作制”时期（“组力耕”或“耜耕”）。这一时期有两点值得注意：

一是，这一时期不少植物和动物（比如猪）都得以成功驯化，出现了原始物候、牲畜规模性野放、栏圈豢养等重要文化现象。女性是原始农业[6]和养猪业的最早发明者和操持者。再加上驯化后的家猪大腹便便之态、猪喜欢污湿（水）之地的习性、猪的繁衍能力强、养猪对农业有促进等特点，又深化了猪神信仰与大母神信仰之间的关系。所以生殖女神、地母神、猪神便常形成三位一体的关系。

在原始思维中，人们把人的生育与动植物的繁衍视为同一。以农为本的中国人，更对大地母亲怀有特殊的感情，将大地视为“地母”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叶舒宪说：“神话思维常常把土地拟象为一个生育不息的巨大子宫，又惯用种种中空容器形象作为地母子宫的隐喻表现（如《周易·说卦传》‘坤为釜’之说），神话学家对此已有大量论述。精神分析学家亦发现，此种隐喻因历史悠久，已内化为集体无意识中的象征原型，表现在人的梦幻、儿童幻想和艺术创作中。纽曼（又译为诺依曼）则指出，大母神象征系统正是以隐喻女性躯体的巨大容器为核心意象而建立起来的。”[7]

二是，这一时期生产技术的重点逐渐由之前的砍伐烧光转移到豢养地力上。这里的“熟”，不仅是勘察土地后因地制宜地在几块土地上轮番倒换种植，而且是采取更有效的办法“养地”，主动“施肥”。通过“施肥”的方法让土地肥沃，使地力常新。这说明，人们已经逐渐认识到“粪”的作用了。但这里的“粪”，绝不是狭义上的人畜粪便，而应包括腐烂的动植物，还有宗教意义上的人畜牺牲。

在距今7000多年的河姆渡二期遗址[8]中，已发现了“猎头”祭地的痕迹，说明彼时人们是把人牲视为养地之“粪肥”的，带有强烈的大母神崇拜观念。此可视为主观上具有宗教意义的“粪肥”。距今6000多年的半坡可能带人厕[9]的猪圈遗址的发现，表明人们可能开始自觉收集人和猪的粪便作为“粪肥”。这似乎可以视为今日意义上之理性使用粪肥的开端。

总之，原始农业时期的厕神崇拜是围绕着“粪”而展开的，在大母神统摄下，与生殖女神、地母、猪神密切结合。这一时期的厕神崇拜，主要是“粪肥”崇拜，并通过原始农业和畜牧业背景下的一系列主题展示出来，如土地（地母、粪壤、沃土）、谷精、家猪（母猪）、女神、生殖（繁衍、生命、死亡）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