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厕和猪圈合一

3. 人厕和猪圈合一

由上可知，早在新石器时期，南方距今7000多年的河姆渡干栏式建筑，人在楼上，猪在楼下，厕所很可能在楼上。北方距今6000多年的西安半坡穴居式建筑，不仅存在着人豕同室混居的现象，而且可能已经出现人厕和猪圈（猪厕）合一的形制，透露出人类自觉收集粪肥的思想观念和对排便场所的制约。甲骨文中已出现“圈”“圂”“家”等字，并且有在“圂”边进行占卜的记载。“圂”字的本义就是猪圈、猪厕，兼具人厕功能。睡虎秦简《日书》的相宅术描述了“圂”“圈”“屏”的修建位置、日期与吉凶祸福的关系，且人厕的独立功能得到了凸显。通过这些记载，可以看到畜圈与人厕的关系。无论如何，人厕和猪圈合一的形制随着农业的发展，积肥、蓄畜的需要，大概到了汉代，逐渐普及开来并呈现出多样化特点，成为引领中国农村厕所的主要样式。

显然，汉代的人厕和畜圈设计已经受到西周以来合院建筑礼乐色彩和当时阴阳五行学说的深刻影响。彼时干栏式和穴居式融合，高层建筑和庭院建筑并举。在遵循地域环境和保障积累粪肥方便的情况下，具体而言又有三种形式：人厕和猪圈（厕）完全合一、人厕和猪圈（厕）相通、人厕和猪圈（厕）隔离。这些在汉代考古中都有发现。值得注意的是，人厕的产生和独立，在人的文明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这不仅意味着人类建筑水平的提高、居住空间附属功能的增强，更意味着人们开始主动而自觉地对居住环境的卫生进行营造，以及在礼乐文明的熏陶下，道德羞耻感增强。

如江苏铜山李屯汉墓，“平面呈长方形，由院、圈棚、厕所组成，圈棚与厕所对角设立，均为悬山式两面坡顶。厕所靠院墙一侧有一小门，厕所靠院内一侧有一椭圆形孔与院内相通，院内有槽、2大猪及4仔猪”（图3-4）。[40]岭南地区的汉代房屋建筑，可视为干栏式的后期形式。其“栅居式”（图3-5）的整个底层都是饲养牲畜的圈栏，在背面的墙隅根部，一般都有窦洞，以便牲畜进出。上层房屋面积是底层的三分之二，屋内有厕所。“大凡平面属曲尺形的，后侧的长方形小室就是厕所，而平面为横长方形的，厕所就附设在屋内的一侧处。这种陶屋的建筑形式，就是文献记载中所称的‘干栏’。现今散居于中南、西南一带的兄弟民族仍极盛行栅居式住宅。”[41]山东泗水东汉陶厕，人厕下有一圆洞与猪圈相通。河南焦作东汉陶厕，人厕与猪圈相邻，便于人便落入圈中供猪食用，厕所下也有洞式猪窝。[42]安徽寿县汉代陶厕，上为楼厕，下为猪圈，厕所底部与下面的猪圈相通。[43]这种情况与山东济宁汉墓、山东东平王陵山汉墓、山东微山汉墓出土的陶厕类似。辽阳西汉村落遗址中，五个厕所遗址均是人厕与猪圈合一形制。[44]南阳赵寨砖瓦厂汉代厕所遗迹，厕所与猪舍之间用半截墙隔开，而厕所内便池左壁开了孔道与猪舍沟通。猪舍前墙由栅栏构成，舍内有立姿灰陶猪一头。厕所前墙外面，即院落中央，有一长方形凹形坑，似为供猪洗澡的水池。[45]总之，这种通过厕洞（有时是厕坑、厕池）将人厕和猪圈（猪厕）连接起来的形制非常普遍，实用性也很强：积累粪肥、节约猪食、统一清洁。

梁勇、耿建军：《江苏铜山县李屯西汉墓清理简报》，《考古》1995年第3期

当然，在出土的汉代厕所模型和厕所遗迹中，也有将厕所和猪圈完全隔开的情况。如淮阳于庄西汉前期墓葬出土的陶屋，整体上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由前院、中庭和后院组成的四合院本身；另一部分是由农田、水井、灌渠、土埂等组成的附属设施。厕所设在中庭庑殿西部一房间内，而猪圈则在后院的东面。西南口有一注食口，下面有一高台，内有猪食槽和猪一头。猪圈向西又有一个厕所，南有一隔墙，便池紧临猪圈。厕所西边是厨房，东北角有一灶。后院正房西边又有一依墙而建的单坡顶的厕所。[46]北京顺义临河村东汉墓发掘出的陶厕和陶猪圈也是隔开的[47]。河南桐柏、浙江龙游等地的西汉墓，湖北襄樊、武汉，湖南益阳、大庸等地的东汉墓出土的陶猪舍不带厕所，这可能意味着这些人家的厕所与猪圈是分开的，抑或直接以猪圈为厕所。

东郊龙生岗出土，见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编：《广州出土汉代陶屋-附陶仓、陶井、陶灶》，文物出版社1958年版，第10页

值得注意的是，直接继承自干栏式建筑的岭南汉代房舍，大多也是将猪圈和厕所分开的（有时也有孔窍相通），仍基本保持了“楼上为厕，楼下为圈”的面貌。

如“曲尺式”（见图3-6）房屋的厕所都设在屋内后厕，高离地面，有的设有楼梯，后院是饲养家畜的圈栏。“三合式”（见图3-7）的房屋由三幢房子组成一个“凹”字形平面。后面的两屋，一为厕所，一为畜圈，有的畜圈与院落连通。“楼阁式”的房屋，结构上依循中轴线对称设计，普遍使用柱、梁、斗栱，组合比较复杂多变。房子后面一般左边的厢房为厕所，右边是禽舍，后院是畜圈。“城堡式”，平面呈方形，四周围绕着高墙，前后大门位于中轴线上，吸取了合院式建筑风格，并有一定风水讲究，设有登降楼梯，广州东郊麻鹰岗东汉墓葬出土的陶屋即是如此。陶屋里还有陶俑12个，有凭几端坐于矮榻的主人，也有击鼓、匍匐、拱手弯腰、跪拜等不同情态的服侍者。厕所设在上层的左侧，与畜圈分开，里面也有端坐或跪拜的陶俑，反映了统治阶层的生活状貌。[48]

总之，汉代的人厕和畜圈设计，吸收了干栏式、穴居式、合院制等建筑形制中的相应特点，整合形成了自己的特色。汉代人厕与猪圈（猪厕）合一的厕所形制已经非常普遍（尤其是西汉中期以后）。各地虽有些差别，但大体一致。其主要结构，要么是由人厕、猪圈、院落（或更大的圈）构成，要么是由人厕、畜圈、卧室构成，人厕置于阁楼上。此外，汉代建筑已经十分讲究阴阳五行观念和等级制，这同样也反映到厕圈的设计上。

见《广州出土汉代陶屋》，第24页

见《广州出土汉代陶屋》，第3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