厕所中的性别隔离

历史是两性的历史。无疑厕所也是体现两性差异的重要参照物。对女性如厕封闭的需要是原始方便大坑向有遮拦的相对封闭性厕所转变的重要助推力。从汉代开始，厕所不仅强调封闭，而且逐渐有了男女厕所之分。

武陟出土汉代陶楼两侧各有一个带厕所的猪圈，圈内各有一头陶猪。[1]一家人设置两个厕所，很可能就是为了体现男女之别。安徽寿县出土的东汉陶楼厕所有三间，三道门，中间有隔栏，可能也是照顾到男女隐私问题。[2]南阳东汉墓中，不仅有左右并列的男女两个厕所，而且其中一个便坑前有尿槽，另一个则没有，形制与现代已无区别。[3]

《汉书·酷吏传》记载：“郅都，河东大阳人也。以郎事文帝。景帝时为中郎将，敢直谏，面折大臣于朝。尝从入上林，贾姬在厕，野彘入厕，上目都，都不行。上欲自持兵救贾姬，都伏上前曰：‘亡一姬复一姬进，天下所少宁姬等邪？陛下纵自轻，奈宗庙太后何？’上还，彘亦不伤贾姬。太后闻之，赐都金百斤，上亦赐金百斤，由此重都。”[4]这里，贾姬就是在女厕如厕，出于男女大防的羞耻心郅都不去相救。宋代王楙认为：“……帝姬处溷秽之地，使人臣亲往视之，无乃媟甚乎！揆之人情，似无是理。”[5]且他认为贾姬所入之厕不是溷厕，而是床厕。此说不通，若是床厕，也就不用担心有豕群出来了，所以贾姬所登之厕就是与猪圈连通的女厕。

北宋司马光在《居家杂仪》中也特别强调男女不共厕的问题。不仅如此，主人与奴婢也不能共厕，体现出强烈的封建等级色彩。日本北海道以狩猎、采集为生的阿伊努族把男厕建在正房西厕，女厕又建在男厕之西，并在形状上做了区分。[6]男女厕所并列而设之外，也履行外厕和内厕之分。外厕一般是男子使用，内厕则为女子使用。在中国农村改造之前，南方妇女都惯于使用卧室里的木桶，而男人们则统统去路边的公厕方便；[7]北方也是分家厕和外厕，家厕一般是建在自家的院子里，供家里的小孩、老人和女眷们使用，外厕是男人们的去处。[8]

厕所的封闭，对于男女的意义当然是不尽相同的。即便是今天，一些地方也认为“女性便溺，更是忌讳被男子看视。如万一被男子看见了，俗信对男女都不吉利，将会有祸事发生，男子会触秽气而倒霉，女子会更遭殃，或者会因此而丧失名节和性命”[9]。同时，虽然已有男厕，但男人大小便还是比较自由的。今天一些农村，男性随地大小便的情况还时有发生；甚至在城市，便急的时候，男人也可以在稍微遮掩的地方解决。日本20世纪末“男子汉随地小便的习俗却犹未根除，不乏‘便溺于通衢者’，因此，巷口墙角仍可见‘小便无（勿）用’的告示”[10]。

从生物学、人类学角度看，女性如厕更封闭起初也是集体和谐的社会秩序需要。众所周知，动物界雄性对雌性具有占有欲。雌性发情期亮出的阴部，最易引起雄性之间的战争。进入父权社会的人类也概莫能外。人类学家常爱引用一个例证：“来自英国本特号（18世纪）双桅船上的叛逃者在皮特克恩岛上建立的侨民区的最初历史阶段……由于缺乏调节两性关系的规范和规则，甚至现代人的社会中也会导致这样的后果。在这个小小的最初由九个本特号海员、八个塔希提男人和十个塔希提女人组成的人类社会中，主要是为了女人而发生的冲突一直继续到17个男人中只剩下两个人活着的时候为止。”[11]人类战争争夺的主体自始至终都是生存和性，再加上“女子的生理学悲剧”[12]，加剧了古时男多女少、男长女幼的数量对比和年龄对比[13]——这一结论已为旧石器考古所证明。男人之间的性战争以及对女性的控制随之愈演愈烈。为了减少男性性竞争和交媾之方便，女性如厕封闭就显得更加必要。

起初还是集体和谐的社会秩序需要，等到私有制产生、父权社会建立和强化，男女在如厕问题上的差异就更加显著。女人作为男人的私有财产和附属品的身份愈演愈烈，女人更不能随便暴露私处，因为这不仅意味着性战争危机，更意味着男人“财产”的丧失。此“财产”包括女子劳动力、姻亲家族势力、子嗣血统、地位尊严、性占有权等方面。远古“杀长子”习俗和处女情结，显然就是父权社会为了维护血统纯正而实施的性监管。伴随着君主专制制度的形成而产生的“阉人”制度，同样也是对女性进行性监管的有力证据。

可见，从性别文化视域来看，厕所的封闭是女子如厕封闭的需要；男女厕所的分离和内外厕所的隔离，也是女子如厕更加封闭的体现。女子如厕的单方面封闭，一方面有生物学、人类学的依据，另一方面也是男权社会下对女性进行性控制的文化制度使然。

父权社会中，女性被男权视角边缘化、妖魔化。像厕神这种在羞耻文明发展过程中不登大雅之堂的神灵自然也就成了女性神灵或阴性神灵（带贬义）。再加上传统贮藏式厕所污秽、危险、隐蔽、阴暗、卑湿、恶臭，而屎尿在阴阳五行观念中又是极寒之阴物，如此种种都促成了中国厕神的女性化（阴性化）和异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