厕之空间的多重功能

1. 厕之空间的多重功能

① 豢豕与积粪之所：从“逐”到“豢”

人与野猪之间的斗争肯定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直到野猪被驯化。

《山海经·西山经》记载竹山“有兽焉，其状如豚而白毛，大如笄而黑端，名曰豪彘”[62]。它能以脊背上的硬毫射物。《说文解字》释“豦”为“斗相丮不解也，从豕虍，豕虎之斗不相舍……（司马相如说）豦，封豕之属”[63]。封豕，大野猪。“豦”实为古“剧”字。上虎下豕而“剧”，表示豕虎斗争的激烈。野猪的凶猛性显露无遗。

后世民间还广泛流传着野猪要吃人的神话传说，如布农族的神话说，家猪请野猪吃地瓜，但野猪拒绝了，它只想吃人的大腿肉。[64]这里将野猪和家猪分而论之，实际上，家猪正是野猪的后代，是驯化的产物。驯化前的野猪要吃人，驯化后的家猪吃地瓜。又如邹族神话说，从前野猪像牛一样巨大无比，非常凶悍。有两兄弟带着猎狗去山上打猎，遭遇了野猪。野猪先吃了猎狗，后又吃了弟弟。后来，哥哥带领大伙儿放火烧死了野猪。[65]图3-8正是史前人群围攻大野猪的场景。野猪被刻画得极其夸张，雄壮、强悍、凶猛，人和其他动物相对而言十分渺小，凸显了野猪的神性，也反映了远古人群狩猎的艰辛。

《吴越春秋》记载范蠡推荐善射者陈音，越王向陈音询问善射之道，陈音说：“弩生于弓，弓生于弹，弹起古之孝子。”又说：“古者人民朴质，饥食鸟兽，渴饮雾露，死则裹以白茅，投于中野。孝子不忍见父母为禽兽所食，故作弹以守之，绝鸟兽之害。故歌曰‘断竹，续竹，飞土，逐害（肉）[66]’之谓也。”[67]野兽食人，人逐肉而食。毫无疑问，在弱肉强食的自然界，人类曾与野生动物展开过残酷的生存竞争。

后来，由“逐”而“豢”。甲骨文中的“逐”字，从趾于兽后以会追逐之意，所从之兽，正为“豕”[68]。故《说文》云：“逐，追也，从辵从豚省。”[69]“豢”，甲骨文从豕从两手，象抱持以见豢养之义。《说文》释“豢”为：“以谷圈养豕也，从豕，声。”[70]“圈”字，《说文解字注》云：“（圈）养畜之闲也。畜当作兽，转写改之耳。闲，阑也。牛部曰，牢，闲，养牛马圈也。是牢与圈得通称也。……圈，……养畜闲也。……疑《说文》本作，后人改之耳。”[71]颜师古注《汉书·张释之传》云：“圈，养兽之所在。”[72]由“逐”到“豢”（圂、圈、闲、阑、栏、栅、牢等），表明动物驯化的成功。到了新石器时代，家猪已经被广泛地养殖[73]，并常作为祭祀牺牲和财富象征[74]。

陈兆复、邢琏：《外国岩画发现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4页

“圂”字最早出现于商周甲骨文，从甲骨文和金文中“圂”的象形来看，自然就是“豕牢”，“从豕在囗中，象豢豕之所。豕或作彘；囗象圈形，或又作，象圈上有庇覆形；或又作，象仅围以短垣形”[75]。《说文》：“圂，厕也，从囗，象豕在囗中也。”[76]与“圈”（闲、阑、栏、栅、牢等）可以蓄养别的牲畜（如牛、羊、马、驴、骡、虎等）不同，“圂”是专门的“豢豕之所”。颜师古注《汉书·五行志》“燕王宫永巷中豕出圂，坏都灶”云：“圂者，养豕之牢也。”[77]南朝梁顾野王《玉篇·口部》也说：“圂，豕所居也。”[78]这不仅表明随着农业和畜牧业的发展，豢养牲畜种类增多，也表明猪在众多牲畜中逐渐被区分对待，有着一定的特殊地位。

《礼记·少仪》郑注云：“《周礼》圂作豢，谓犬豕之属食米谷者也。腴，有似于人秽。”[79]孔氏曰：“腴，猪犬肠也。言猪犬亦食谷米，其腹与人相似，故君子但食他处，避其腴，谓肠胃也。”君子不食“圂腴”，就是君子不吃猪狗大肠之意。原因有二：一是因为猪狗与人都是食米谷者，君子不忍同类相残；二是因为大肠是盛装秽物处，君子因肮脏不食。虽然《周礼》将圂作豢，但据《说文》，二字不同，“豢以人之萎养而言，圂以牢中溷浊而言”[80]。正因为“圂以牢中溷浊而言”[81]，所以“圂”逐渐发展为“溷”。甲骨文和铭文中均无“溷”字，“溷”是从“圂”演变而来的；“圂”亦由豕厕而引申为人厕。故《释名》说“圂”俗作溷、清、圊、轩等。[82]

豢豕之所，同样又是积粪之所、便溺之处、至秽之处。所以“溷”的本意是猪厕、厕所、粪便，引申为混浊、混乱、肮脏之意。《急就篇》颜师古注云：“溷者，目其秽浊也。”[83]《释名·释宫室》云：“……溷，言溷浊也。”[84]《广雅·释诂》亦云：“溷，浊也。”[85]“溷”字的出现，也暗示积累粪肥的自觉，暗示农业生产的进步。

② 祭祀之地：从“豕居”到“人居”

《说文解字》释“家”：“家，居也。从宀，豭省声。”[86]许慎认为“家”的本义是表示人所居之地。然段玉裁发表异议说：“按此字为一大疑案。豭省声读家，学者但见从豕而已。从豕之字多矣，安见其为豭省耶？何不云叚声而纡回至此耶？窃谓此篆本义乃豕之凥也，引申叚借以为人之凥，字义之转移多如此。牢，牛之凥，引伸为所以拘罪之牢。庸有异乎？豢豕之生子冣多，故人凥聚处借用其字，久而忘其字之本义，使引伸之义得冒据之，盖自古而然。许书之作也，尽正其失，而犹未免此。且曲为之说，是千虑之一失也。‘家’篆当入豕部。”[87]也就是说，段玉裁认为“家”字本义为“豕所居”，后来才变成“人所居”，并认为这种转化的原因是“豢豕之生子最多，故人居聚处借用其字”，即人们借“豕所居”来表示“人所居”，想像家猪一样多生子。猪的驯化史表明，中国的家猪驯化不仅历史悠久，而且驯化豢养后的家猪繁殖能力很强。这又反映出“豢豕之所”“积粪之所”背后的宗教信仰仍然保留着浓厚的生殖崇拜色彩。

陈梦家认为“家”指大门之内的居室，而卜辞中的“家”指“先王庙中正室以内”[88]；王明阁认为卜辞中的“家”是祭祀祖先的宗庙；郑慧生也认为“家”字本义即宗庙[89]；徐中舒认为“家”字“与宗通，先王之宗庙”[90]。的确，商代甲骨文中有不少“家”字，均涉及祭祀祖先。诸如“王为我家祖辛弗又王”“其□报于上甲家”[91]等。那“家”中之“豕”，便是祭祀所用之牺牲。唐兰据考古陶文提出，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有此字[92]。这正与中国的家猪豢养史吻合。如此，“家”既是豢养家猪处、积累粪肥处，又是人居之所、祭祀祖先之地。联系前面所说的南方干栏式建筑人在楼上猪在楼下，以及北方穴居式建筑人猪同室共居的情况，当是历史事实。

如前所说，厕神源于以生殖女神为核心的大母神崇拜。她既是生殖女神，又是地母神；她既职司人自身的生产，又职司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生产。而祖先崇拜，是生殖崇拜的延展。祖先最初都具有图腾性质。黎族人认为“祖先鬼”可以化身为猪、牛、羊、狗等。徐显之在《山海经探源》中专门讨论了《山海经》中的猪图腾崇拜，认为《中山经》中的伏牛山、桐柏山，《北次山经》的一些地方，都是以猪为图腾。[93]马昌仪认为中国的傈僳族、哈尼族、珞巴族、彝族、白族等曾以猪为图腾，并产生了一系列禁忌，如将猪槽视为圣物，严禁跨、坐和触等。[94]美国学者W·爱伯哈德在《中国文化象征词典》中指出契丹也是以猪为图腾：“（契丹）的祖先据说长着个猪头。由于这个原因，契丹人似乎不吃猪肉。”[95]

“家”最初是养猪的地方，起初是类似栅、囗垣那样的简单设置，后来随着养殖规模的扩大、农业积粪需求的增强，以及建筑技术的提高，逐渐改善。房屋附属功能的增强，使得人豕共居成为可能。再后来，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家”的动物性、宗教性减弱，人文性、政治性增强。“家”成为“打破氏族公有制而产生的一种新的社会机体”[96]。于是“家”用于表示“士大夫之采邑”，如《礼记·大学》“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97]。与此同时，信仰也会发生变化。在原始农业中，猪神、粪神、生殖女神三合一的情况，到公有制解体时逐渐发生变化。随着神话时代的逝去，“家”原本的宗教色彩逐渐褪色。人的地位最后高高凌驾于动物，“家”终于由“豢豕之所”变成了“人居之所”。原本家猪既是猪神的神体，又是献祭的牺牲。而到“人居”时代，家猪主要是献祭的牺牲，所祭祀的神灵已经演变为脱胎于自然神、生殖神、图腾神的祖先神，进入生殖崇拜的后期（见表3-9）。所以，原来“豢豕之所”是“家”，后来指所养用于祭祀牺牲之猪。同理，“牢”，最初是养牛的地方，后来指所养用于祭祀牺牲之牛；“”，最初是养羊的地方，后来指所养用于祭祀牺牲之羊。故《大戴礼记·曾子天圆》说：“牲牛曰太牢……牲羊曰少牢。”[98]董作宾补充说，“”为少牢、小牢。[99]当然，不管是哪种规格的祭祀，猪（“家”）作为牺牲都是必不可少的。

总之，猪的豢养，不仅促进了血族团体的形成，而且促进了财富的积聚。在新石器时期，猪已经成为一个家庭肉食、经济的主要来源，是私有财产的重要标志。罗琨、张永山在《家字溯源》中说：“在农村部落中，唯有家猪才能象征财富……家的含义是指居住在公共房屋里，有共同财产的一个血族团体，这就是家族……打破氏族公有制而产生的一种新的社会机体。”[100]可见，“家”字所凝聚的不仅仅是原始社会的生产方式和社会组织形式，也反映了原始思维、宗教文化。

③ 便溺之处：从“圂”到“厕”

最初，没有固定的如厕空间时，大地就是人们屙屎屙尿的地方。后来有了牲畜圈，有遮拦的人厕空间才应运而生。上面已说，牲畜圈（栅、囗、圈、牢、家、圂等）早于人厕，人厕最初是附属于牲畜圈而产生的。在大概距今6000多年的仰韶文化遗址中，发现了人厕与猪圈（猪厕）合一制。甲骨文中已出现“圂”字，且有在“圂”边占卜的记载；还出现了关于“粪田”的记载，反映了积累粪肥的需求。

人厕的独立始于何时，不可考，但不会晚于周。《古今事物考》记载“礼仪曰：‘隶人温厕。’则厕名于周初也”[101]。《墨子·备城门》云：“五十步一厕，与下同圂。”孙诒让《间诂》云：“上厕为城上之厕，圂则城下积不洁之处。”[102]

《周礼·天官·宫人》记载：“（宫人）掌王之六寝之修，为其井匽，除其不蠲，去其恶臭。”郑玄注云：“井，漏井，所以受水潦。”并引东汉郑司农的说法：“匽，路厕也。”[103]《战国策·燕策二》亦有记载：“今宋王射天笞地，铸诸侯之象，使侍屏匽，展其臂，弹其鼻，此天下之无道不义，而王不伐，王名终不成。”[104]屏，即厕。匽，即井匽，路厕。

睡虎秦简《日书》的相宅术将“圂”“圈”“屏”相区分，已可见独立的人厕“屏”，在方位讲究上与“圈”有所不同。《说文解字》云：“屏，蔽也。从尸，并声。”段玉裁注云，屏与庰通，“谓屋之隐蔽者也”[105]。三国魏《广雅》和西汉《急就篇》均谓庰即厕义。《文选·张衡〈思玄赋〉》云：“坐太阴之庰室兮，慨含唏而增愁。”李善注云：“屏与庰古字通。”[106]“屏”字，段玉裁说是古文“屋”字，而《说文》：“室屋皆从至，所止也。”徐中舒说：“大室、中室、血室等，皆宗庙中房舍之名。”[107]再次证明了豕圂（家）、厕所与宗庙的关系，以及祖先神是由生殖神脱胎而来的事实。

《释名》云：“厕，言人杂，在上非一也。……或曰轩，前有伏似殿轩也。”[108]伏，垘，本义为填塞。吕微认为其实就是“厕轩门前用以遮挡视线的土墙影壁”[109]。《说文解字》说：“轩，曲辀藩车也。”段注云：“谓曲辀而有藩蔽之车也。”[110]藩，篱笆、屏障，遮蔽意。因轩、藩有遮蔽、隐蔽的特点，故作为厕所之称。可见，屏、轩都突出了人厕遮蔽的特征，表示人们羞耻观念的增强。当然，最初，人厕设置的主要目的并不是为了遮羞和卫生，而是为了积累粪肥。汉代以后，人厕和猪圈（厕）合一形制得到推广，并呈现出多样化色彩。先秦时期厕所已经讲究封闭，出现了“屏”“轩”，汉代以来又出现了男女分厕。

当然，比起人厕的独立，人厕与豕圂不分的情况更多，且持续到很晚。如《汉书·燕刺王刘旦传》记载：“厕中豕群出。”唐代颜师古注云：“厕，养豕圂也。”[111]《论衡·吉验》记载：“后产子，捐于猪溷中。”[112]可知当时厕与圂也在一处。唐房玄龄等撰《晋书》中《文苑·左思传》记载：“门庭藩溷，皆着笔纸。”[113]唐李延寿《南史·范缜传》记载：“（花）落于粪溷之中。”[114]明张溥《五人墓碑记》记载：“中丞匿于溷藩。”[115]藩溷、粪溷、溷藩均指厕所。这些都说明古人的确长期将“圂”（豕牢）、“溷”（积粪处）和“厕”（人厕）三者统观等视。

值得注意的是，“圂”（豕牢）、“溷”（积粪处）和“厕”（人厕）并非是单线发展模式，而是具有共存关系。直至近世，一些农村和少数民族地区仍然没有专门的人厕，常常到外面的田地或者自家的圈里解决。

蒙古语中，“粪便”叫“毛利”，“解大便”叫“毛利哈里”，其实这里的“毛利”就是“马”。韩国《译语类解》中，“血便”叫“巴尔根马”，“大便”叫“大马”，“小便”叫“小马”，“解便”叫“看马”，总之，人的粪便被叫作“马”。[116]从这些词也可以窥见草原民族以圈为厕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