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语

厕神信仰源于以女性生殖为基点的“大母神”信仰，跨越原生态、再生态、新生态、衍生态等四个形态，历时很长。原始厕神常表现为生殖女神、地母（沃土、粪肥）、谷精、猪神等的统一。“粪”“弃”等字的本义中就蕴含着粪肥（地母）、谷精崇拜，而“三弃三收”正是关于血祭沃土的神话仪轨。周弃的“豢土”之功，很可能正是包括继续推行具有宗教意义的血祭沃土以及发现了粪肥作用而理性“养地”两方面内容。关于粪尿创世、造人的始源性神话以及将粪尿作为压胜道具、治愈之药的故事，乃至以粪为宝的观念，皆是原生态厕神神话观念的延续。

厕神神格定格的基本条件是厕之空间的形成。自此以后，厕神便始终与“厕之空间”（包括同位意象）紧密相连，或被打上了“厕之空间”（包括同位意象）的烙印。由早期“人豕共居”到汉代以后逐渐普遍起来的人厕和猪圈（猪厕）合一的厕所形制，我们可以进一步认识“家”字和“以农为本”的内涵。同时，传统“厕之空间”的形制、特点、功能，又产生了相应的吉凶观念和鬼神信仰。厕神与猪神、冥神也进一步合流。

历史是两性的历史。无疑厕神也是体现两性差异的重要参照物。随着母系氏族社会和神话时代的逝去、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关系的变化，再加上礼乐文明的进一步催化和男权性别投射，人与大地（沃土、粪肥、地母）的宗教关系开始割裂，厕神终由“母亲神”发展为“女儿神”：既有卑微凄惨的小妾，又有魅惑男子的鬼妖，还有凶神恶煞的三霄……此外，以紫姑为首的厕神，在被道教仙道化之后，进一步被士大夫异化为“红颜知己”。厕神神话终究失去神圣性而成为衍生态神话。于此，笔者尤以苏轼的紫姑书写为例做了比较细致的分析，并探索了苏轼乃至唐宋文人鬼仙信仰的矛盾性。

在大传统文化中被异化的厕神，最后偏安于小传统文化，并经历了由“娱神”到“娱人”的发展。不过，民间信仰中的厕神，虽经普遍性俗化（家庭化、个人化、生活化、琐细化），但仍多有神圣性显现。此外，中古以后厕神神名变动不居，时隐时显，且一神而多名、多神而一名的情况很多。民间信仰对“厕神”要素的不断借取，一方面暴露了厕神信仰的俗化、式微和依附，另一方面正是通过“俗化”这一手段，厕神对民间信仰乃至中国文化进行着潜移默化的渗透和影响。

在习惯于造神的宗教中，同样能发现厕神的影子。道教厕神刘安之外，其尚“紫”传统、上清派房中女神等，皆与紫姑信仰杂糅。佛教经典中，零零星星分布着不少厕神，如毕舍遮鬼、噉粪鬼、守厕神等，而最著名的厕神当属乌刍沙摩明王。笔者以考辨雪隐、东司的语源为契机，正本清源，抽丝剥茧，过渡到净头传统的形成，最后揭示佛教轨范和义理下潜藏的厕神信仰。佛教厕神在中国和日本的命运不同。“雪隐”一词虽源自中国，但却无厕所、厕神之义，传到日本后，遂获得了此新义。在中国逐渐式微的乌刍沙摩明王，在日本也很兴盛。这可能与日本原始神道的“除秽”观念有关。

随着商业化和现代化的到来，传统厕所形制必然受到冲击，相应的厕神信仰必将一去不复返，相关的“抢救性”记录和分析就显得尤为重要。笔者以中国西南四川汉源地区和韩国济州岛地区的田野调查为例，以求由点及面，管窥厕神的活态面貌。截至笔者考察之时，四川汉源地区大多还保留着人厕和猪圈（猪厕）合一形制，残存着多方面的厕所民俗和厕神信仰。与此同时，韩国济州岛还流传着多个版本的解释厕神缘起的古巫歌《门前本解》。将中韩厕神相比较还会发现：韩国厕神怒一底大和中国厕神紫姑有很多可资比较之处。异中有同是因东亚儒家伦理的深刻影响，同中有异是因两国不同的文化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