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紫姑信仰的矛盾书写

2. 苏轼紫姑信仰的矛盾书写

苏轼一共有六篇关于紫姑的作品。笔者在本章第二节已考订其顺序。梳理了这些作品，可以看出苏轼对紫姑神的态度是极其复杂而矛盾的：既有同情、赞叹，又有自比、自悼，还有揶揄、讽刺，甚至疏离、批判。

① 细化紫姑命运凄惨，同情无处不在

如前所述，《异苑》开启了此后紫姑信仰和书写的主要基调，到了《显异录》，就进一步渲染了其生世和遭遇的悲惨，发展和凸显了同情基调（见表4-5）。与苏轼同时的沈括所著《梦溪笔谈》也对紫姑之事多有记载，不过主要提及她的神格或迎神仪式，均无对紫姑生平经历的描述。毫无疑问，在苏轼以前，对紫姑悲惨命运的渲染，一度停滞不前。检点苏轼相关作品，可以看出他明显着力渲染了紫姑的悲惨命运，前有《子姑神记》，后有《仙姑问答》。

a. 细化紫姑身世遭遇

《子姑神记》中紫姑自述身世：

妾寿阳人也，姓何氏，名媚，字丽卿。自幼知读书属文，为伶人妇。唐垂拱中，寿阳刺史害妾夫，纳妾为侍妾，而其妻妒悍甚，见杀于厕。妾虽死不敢诉也，而天使见之，为直其冤，且使有所职于人间。盖世所谓子姑神者，其类甚众，然未有如妾之卓然者也！公少留而为赋诗，且舞以娱公。[101]

籍贯由原来的“莱阳”变为“寿阳”。增加了惨事发生的具体时间“唐垂拱中”；增加了前夫伶人，紫姑是“伶人妇”；增加了被霸占为妾的情节。又《仙姑问答》通过紫姑的自述和问答进一步渲染身世：

三姑曰：“妾本寿阳人，姓何名媚，字丽卿。父为廛民，教妾曰：‘汝生而有异，它日必贵于人。’遂送妾于州人李志处修学，不月余，博通《九经》。父卒，母遂嫁妾与一伶人，亦不旬日，洞晓五音。时刺史诬执良人，置之囹圄，遂强取妾为侍妾。不岁余，夫人侧目，遂令左右擒妾投于厕中。幸遇天符使者过，见此事，奏之上帝。上帝敕送冥司，理直其事，遂令妾于人间主管人局。”余问云：“甚时人？”三姑云：“唐时人。”又问名甚？三姑云：“见有一所主，不敢言其名。”又问：“刺史后为甚官？”三姑云：“后入相。”又问：“甚帝代时人？”姑云：“则天时。”又问：“上天既为三姑理直其事，夫人后得甚罪？”三姑云：“罚为下等。”[102]

此处又增加了生活时代、父母情况、修学情况、嫁为人妇的缘由和经过、前夫伶人的具体遭遇及其被强娶为妾之细节等。身份、籍贯、命运经历的介绍，或自述或问答，越来越详，大有欲坐实其事之嫌。《子姑神记》已增加许多内容，而《仙姑问答》较之更甚，比之更细。这种对紫姑悲惨经历的细化、渲染，显然饱含着作者对其命运的同情和嗟叹。

b. 突出大妇“妒悍甚”

《子姑神记》记载大妇“妒悍甚”，比之前的作品多了“悍甚”二字，字少而意丰。在评论中，苏轼也对寿阳刺史及其大妇不无痛斥：“见掠于酷吏，而遇害于悍妻。”紫姑“见杀于厕”，与前人作品相比少了“阴杀”二字，似乎更将悍妻之胆大妄为、猖狂无惧表现无余，反衬出紫姑地位之卑微和遭遇之悲惨。

c. 突出紫姑的恐惧感

《子姑神记》记载“虽死不敢诉也”，是对《异苑》“子胥不在”“曹姑亦归去”“小姑可出（戏）”的更直接表达。死后成为鬼神的紫姑，还畏惧刺史和大妇，不敢为自己申冤解恨，足见她的卑弱和平日所受的欺凌。并通过天使的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衬托此事之人神共愤。虽《显异录》已有“天帝悯之，命为厕神”的记载，但终不似“天使见之，为直其冤”来得具体真切。

② 渲染紫姑才华横溢，塑造悲剧形象

紫姑最早与才华扯上关系，是在南朝梁宗懔《荆楚岁时记》所引之《洞览》中，明陈耀文《天中记》卷四引唐佚名《显异录》说她知识宏通，“自幼读书辨利”[103]，不过这些记载都只是寥寥几笔。

到了宋代，紫姑的才华，仍然是为人所津津乐道的话题。与苏轼同时代的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记载紫姑才能稍详，说她“能文章，颇清丽，今谓之《女仙集》，行于世。其书有数体，甚有笔力，然皆非世间篆隶。其名有‘藻笺篆’‘茁金篆’十余名”，且“善鼓筝，音调凄婉，听者忘倦”[104]，不过仍是粗陈梗概。

苏轼的笔法却不同。《子姑神记》一开始就通过紫姑的自述对其才华进行赞叹：“自幼知读书属文。”后渲染才华又用了一百多字。说紫姑卓尔不群、善赋诗、跳舞，还精通佛道玄理。末尾作者议论，对其命运深表同情：哀其“见掠于酷吏，而遇害于悍妻”，赞叹紫姑具有“礼”“知”“贤”：

“……盖世所谓子姑神者，其类甚众，然未有如妾之卓然者也！公少留而为赋诗，且舞以娱公。”诗数十篇，敏捷立成。皆有妙思，杂以嘲笑。问神仙鬼佛变化之理，其答皆出于人意外。坐客抚掌，作《道调梁州》，神起舞中节。曲终再拜以请曰：“公文名于天下，何惜方寸之纸，不使世人知有妾乎？”予观何氏之生，见掠于酷吏，而遇害于悍妻，其怨深矣，而终不指言刺史之姓名，似有礼者。客至逆知其平生，而终不言人之阴私与休咎，可谓知矣。又知好文字而耻无闻于世，皆可贤者。[105]

《仙姑问答》在这方面的渲染更甚，紫姑在自述身世的时候，就自赞才华：“父为廛民，教妾曰：‘汝生而有异，他日必贵于人。’遂送妾于州人李志处修学，不月余，博通《九经》。父卒，母遂嫁妾与一伶人，亦不旬日，洞晓五音。”后又用七百多字渲染紫姑的才华，称紫姑思维敏捷、对答如流、逆知命运，有赠诗七首为证：

三姑戏赠一绝云：“朝廷方欲强搜罗，肯使贤侯此地歌。只待修成云路稳，皇书一纸下天河。”……再赠一绝云：“蜀国先生道路长，不曾插手细思量。枯鱼尚有神仙去，自是凡心未灭亡。”又《谢腊茶》诗云：“陆羽《茶经》一品香，当初亲受向明王。如今复有苏夫子，分我花盆美味尝。”又《谢张承议惠香》云：“南方宝木出名香，百和修来入供堂。贱妾固知难负荷，为君祝颂达天皇。”又《赠世人》云：“赠君一术眇生辰，不用操心向不平。隐贿隐财终是妄，谩天谩地更关情。花藏芳蕊春风密，龙卧深潭霹雳惊。莫向人前夸巧佞，苍天终是有神明。”又《赠王奉职》云：“平生有幸得良妻，此日同舟共济时。蜀国乃为君分野，思余自此有前期。”又为《琴歌》云：“七弦品弄仙人有，留待世人轻插手。一声欲断万里云，山林鬼魅东西走。况有离人不忍听，才到商音泪渐倾。雁柱何须夸郑声，古风自是天地情。伯牙死后无人知，君侯手下分巧奇。月明来伴青松阴，露齿笑弹风生衣。山神不敢隐踪迹，笑向山阴惧伤击。一曲未终风入松，玉女惊飞来住侧。劝君休尽指下功，引起相思千万滴。”[106]

此外，《天篆记》也有五十多字述说其才华：能作“天篆”，笔势甚奇，而字不可识。末尾又有二百多字借事论道。[107]几乎同时的《是日偶记》，全谈紫姑精通佛道玄理。《广州女仙》也有“赋诗立成，有超逸绝尘语”。

所有这些，都是在着力渲染、赞叹紫姑的才华。如此才华的佳人，命运却如此多舛，难道不是反讽吗？真正的悲剧就是把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越是美好的东西，毁灭后就越是具有强烈的悲剧效应。所以，无论是前面细化紫姑的悲惨遭遇，还是此处渲染、赞叹紫姑才华，塑造紫姑这一悲剧形象，都包含着苏轼对紫姑无处不在的同情。正是基于此，巫瑞书断言，苏轼将紫姑身份“拔高”，大言其才华，完全是出于同情[108]。但实际情况，更为复杂。对紫姑的同情，在苏轼的情感态度中，还并非是最主要的。

③ 自比、寄托：飘摇之客的慨叹

《子姑神记》和《仙姑问答》二文均极力渲染紫姑的才华。相较而言，《仙姑问答》更甚，所以此处特拈出《仙姑问答》进行分析。

如果说《子姑神记》的主题侧重于作者对民俗事项的尊重、对紫姑命运的同情，那么，《仙姑问答》则是将这种同情深化，转移为苏轼对自身命运的咀嚼和咏叹，并自觉用佛理来进行开解释怀。在《仙姑问答》中，苏轼屡屡将紫姑的遭遇拿来自比、自悼，语语言志，句句抒情，在与紫姑的问答中宣泄情感。

①明王，指佛教厕神乌刍沙摩明王，又叫火头金刚（详见第五章《雪隐、东司与佛教厕神》）。陆羽自小为孤，被智积禅师养大，日闻梵音，在佛寺扫地、洁厕，故称。苏轼这里带有自比的性质。

《仙姑问答》对紫姑才华的渲染无以复加。如前所说，紫姑在自述身世的时候，就自报其才华。后又用七百多字渲染紫姑的才华，称紫姑对答如流、逆知命运，并赠诗七首。

从表格所列问答来看，显然苏轼是有心为之，醉翁之意不在酒，他是借紫姑之口来吐露心扉，排解苦闷。《仙姑问答》中，几乎句句双关影射，暗含作者心曲。无非是表达“乌台诗案”蒙冤被贬黄州的苦闷、痛苦、失落和出入仕途的矛盾心理。所谓紫姑所作的诗，自然是假托，说到底是人写的，其中不乏“才子佳作”，或许就是苏轼自己所作也未可知。这种“鬼仙诗”往往是“言者有心，听者有意”。表面上看，是紫姑向苏轼诉说心曲，将苏轼拿来自比，如紫姑说：“如贱妾者，主之爱而共憎，事之临而无避。罪于非辜之地，生无有影之门。赖上天之究情，使微躯之获保。”这是紫姑把自己被大妻嫉妒杀害的遭遇拿来与苏轼惨遭谗佞被贬黄州作比，觉得苏轼与她同是天涯沦落人，但说到底，真正的叙述逻辑是反过来的。紫姑只不过是苏轼制造出来的一个“代言人”而已。紫姑是文人士大夫的“自我投射”[109]，是一种“假借之名”[110]，是士大夫“臣妾化”身份的代言。作者的目的是为了托迹以写其素衷。“对政治的追求是中国古代文人的重大使命，忠君报国则是他们的理想信念，在封建皇权下的仕途生涯中，文人属性与官吏属性的结合产生了文人的臣妾人格，并导致了他们的坎坷和不幸，但在这不幸中他们依然如妾妇般坚守着对君主的忠诚，使得中国古代文人的命运带有挥之不去的悲剧意味。”[111]

这样来看，文中所抒写的对紫姑无处不在的同情，本质上又是作者对自己的“自哀自怜”了。此同情并非只是指向紫姑，而是也指向苏轼自己，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说，后者才是重点，才是目的。

这是极其矛盾的。一方面苏轼关注、同情的是紫姑，而且并非是作为旁观者施与同情，而是融入自身。在这里，他超越了“人-神”“官-民”“男-女”，以及各种固有预设界限，将紫姑看作“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曼卿之徒”，合二为一。所以，常常在紫姑的形象中我们又会读到作者自己的影子：紫姑即苏轼，苏轼即紫姑。但是另一方面苏轼关注、同情的自始至终都是自己。苏轼写紫姑的悲惨命运，是为了抒写自己因“乌台诗案”而被贬黄州；写紫姑的才华横溢，是为了表达自己才华横溢却壮志难酬。他并非是将紫姑视为一个独立的存在主体，而是把她视为“代言人”，是假想的自我“摹状物”，是永恒客体。无论是紫姑，还是“曼卿之徒”，抑或曼卿本身，都是苏轼自己的写照。曼卿，即石曼卿，据欧阳修《六一诗话》介绍，他“自少以诗酒豪放自得，其气貌伟然，诗格奇峭。又工于书，笔画遒劲，体兼颜、柳，为世所珍”[112]，但是缘悭命蹇，终生未登仕途。欧阳修对其极其推崇，并著有《祭石曼卿文》《石曼卿墓表》，范仲淹也有《送石曼卿》。欧阳修《六一诗话》云：

曼卿卒后，其故人有见之者……言：“我今为鬼仙也，所主芙蓉城。”欲呼故人往游不得，忿然骑一素骡，去如飞。其后又云：降于亳州一举子家，又呼举子去不得，因留诗一篇……其一联云：“莺声不逐春光老，花影常随日脚流。”[113]

石曼卿为鬼仙的事在苏轼之前早有流传。大家正是通过“迎紫姑”的方式让他“降临”的。宋末元初的《志雅堂杂钞》卷下记载：“金方叔，讳吾，上庠人，尝创止庵于其家。客有降仙者，忽请石曼卿至。金乃求止庵记。仙即书云：‘山名止山，水名止水，名实相符，斯可为记。今子之心，一日千里，吾见其进，未见其止。待子他日，名艮之旨，然后为之，未为晚矣。’”[114]据此可知这种请鬼仙的方式自宋以来渐为普遍，所用的方式都与请紫姑差不多。

紫姑是“曼卿之徒”这一点，显然是作者主观援入的，是作者用于自比的对象。在这里，多重意象出现了，由紫姑到石曼卿，再到苏轼自身，三者叠加在一起，而最终的核心落在苏轼言己之志上。

所以，苏轼对紫姑的“同情”与老百姓对紫姑的同情是不同的。老百姓对紫姑的同情是“常态性”的，即紫姑的遭遇是他们生活的常态，他们在紫姑的身上熔铸了自身的命运，自始至终。但是在文人士大夫苏轼这里，对紫姑的同情是“非常态性”的，只有在自己命途多舛、难以排遣时，才以紫姑言志；一旦恢复常态，便不再需要紫姑了。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苏轼对紫姑的信仰和书写集中在黄州时期。巫瑞书认为唐宋诗人学士对紫姑的悲惨遭遇同情而爱莫能助，于是就出现了名不副实的拔高现象[115]，现在看来，仅谈“同情”“拔高”是有失偏颇的，至少是不全面的。

④ 陌生、疏离：男尊女卑的预设

综观苏轼的这几篇作品，苏轼在紫姑面前的骄傲之态始终是一以贯之的。

《子姑神记》中，紫姑对苏轼非常仰慕，不及见时表现出非常遗憾：“苏公将至，而吾不及见也。”这若非好友潘丙的杜撰，便是苏轼自己的杜撰；而之后苏轼与紫姑的问答，肯定是苏轼的杜撰。紫姑对苏轼殷勤顾盼，甚至献歌舞取悦于他：“公少留而为赋诗，且舞以娱公。”紫姑对苏轼的才华更是非常仰慕、赞叹有加，完全是“拜倒”，最后还要仰仗他的帮助才能得以留名。紫姑“曲终再拜以请曰：‘公文名于天下，何惜方寸之纸，不使世人知有妾乎？’”这当然是苏轼的杜撰。既然紫姑可以“与人言如响，且善赋诗”，为何紫姑不把她的经历遭遇，通过画灰盘直接告知世人？为何要让苏轼去告知世人？又为何偏偏是苏轼，而不是别人？无非是因为“公文名于天下”罢了。所以《仙姑问答》中，紫姑又说“学士刀笔冠天下，文章烂寰宇”，并赠诗七首。这里苏轼是在借紫姑之口肯定、赞美他自己。

二文中，紫姑面对苏轼屡屡自称“妾”，甚至在《仙姑问答》中曾两次自称“贱妾”。鲁迅曾说：“女人的天性中有母性，有女儿性；无妻性。妻性是逼成的，只是母性和女儿性的混合。”[116]遑论“妾”性了！有人会说“妾”“妻”“奴家”不过是一个称呼，那就大错特错了。“雌性”相对于“雄性”来说，之所以是贬义的，并不是因为它突出了女人的动物性，而是因为它把她束缚在她的性别中。而像“妾”这样的称呼，就不仅是束缚在自然性别中，还束缚在“男尊女卑”的社会性别中。

还有，在《仙姑问答》中，“诬执良人，置之囹圄，遂强取妾为侍妾”的刺史，后来却“入相”；妒悍杀人的大妇，却只是“罚为下等”。这样的因果抒写，尽管在宋代比较合理，但从今天看来，仍然是不平等的。不仅有不可逾越的制度保障（“一夫一妻多妾”制），还笼罩着浓厚的尊卑预设（男尊女卑、妻尊妾卑）。

另外，前面已说，苏轼在《子姑神记》和《仙姑问答》中之所以极力渲染紫姑才华，并非仅仅出于赞叹和同情，而是为了宣泄自我郁郁不得志的悲愤。这一点，在《少年游》和《广州女仙》中再次得到了印证。

大部分学者都认为《少年游》（玉肌铅粉傲秋霜）是“以幽默的笔致写了一个迎紫神的故事，词篇虽出之以游戏口吻，却对紫姑神及郭氏的不幸深表同情”[117]。其实不然，同情是次要的，揶揄、讽刺或自嘲才是最主要的。

《少年游》序文说：“黄之侨人郭氏，每岁正月迎紫姑神。以箕为腹，箸为口，画灰盘中为诗，敏捷立成。余往视之，神请余作《少年游》，乃以此戏之。”[118]在写作缘由的介绍中，作者说这是“戏”。戏，就是开玩笑，置于男女间，常带有“狎戏”之意。之前，《仙姑问答》中紫姑也曾“戏”赠苏轼诗歌。注意，紫姑是代苏轼言，紫姑之“戏”，实为苏轼之“戏”。况且这些赠诗中多有关于男女相知、相爱、相思的主题。（见表4-6）

和苏轼差不多同时的孔平仲，在《孔氏谈苑》“厕神”条中曾指出：

紫姑者，厕神也。金陵有致其神者，沈遘尝就问之，则书粉为字曰：“文通万福。”遘问三姑姓，答云姓竺，南史竺法明，乃吾祖也。亦有诗赠遘。近黄州郭殿直家有此神，颇黠捷，每岁率以正月一日来，二月二日去。苏轼与之甚狎，常问轼乞诗，轼曰：“轼不善作诗。”姑书灰云：“犹里犹里。”轼云：“轼非不善，但不欲作尔。”姑云：“但不要及他新法便得也。”[119]

此处便明言“苏轼与之甚狎”。“狎”，亲昵而不庄重。

前人在注释苏轼《少年游》及序时，并未注意到它实际上处处带有双关意味。这些双关意味中，也可见苏轼对紫姑的“戏”，带有挥之不去的“男权话语”。

《少年游》[120]，“玉肌铅粉傲秋霜”本指竹子，这里是描画紫姑的美貌。虽然神话传说中的紫姑神是一位俏佳人，可是民间迎紫姑的仪式非常简陋，“以箕为腹，箸为口”，故这里带有反讽之意。

“准拟凤呼凰”，这里无论是用了箫史和弄玉的典故，还是用了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的故事，都意在说明男女成双成对。故暗含着调侃紫姑形单影只，所以“求偶心切”，既有同情，也有揶揄。

“伶伦不见，清香未吐，且糠秕吹扬”，这句话也是接着说竹子。黄帝臣伶伦用竹发明了乐器，但这里却是用竹做成簸箕，簸箕“糠秕吹扬”，也专门盛装垃圾。迎紫姑时，用女人衣服或是花朵装扮簸箕（有的地方是装扮扫帚），同样是调侃。

“到处成双君独只”，和前面的“准拟凤呼凰”照应。筷子都是成双成对的，紫姑却只用一只筷子在灰盘赋诗。迎紫姑时，具体操作是“以箕为腹，箸为口，画灰盘中为诗，敏捷立成”，同时词句显然也是在暗示紫姑孤苦伶仃、只身一人。

后半句说“空无数、烂文章”，“烂”本指灿烂，这里明显是反讽。注家多认为，“烂文章”即是指《仙姑问答》中紫姑所作的七首诗。笔者认为不然，从《少年游》写作的时间来看，这里的“烂文章”，还应包括早于它的《子姑神记》《天篆记》中紫姑所作。苏轼在《子姑神记》中虽然赞叹：“诗数十篇，敏捷立成。皆有妙思，杂以嘲笑。问神仙鬼佛变化之理，其答皆出于人意外。”说她善于“好文字”。在《天篆记》中又说：“其字虽不可识，而意趣简古，非虚落间窃食愚鬼所能为者。”从紫姑对苏轼的仰慕、崇拜来看，显然苏轼认为紫姑的这些作品，档次是不够高的，作为一代文豪的自负感，在字里行间表现无余。

接着，“一点香檀，谁能借箸，无复似张良”，这里仍是否定性的评价。“一点香檀”指紫姑的口，她口中衔着筷子当笔来画，方式上如同张良为汉王计，但“无复似”表示差得太远了，这无非在说，紫姑所画乃“雕虫小技”耳。

① 参阅苏轼著，朱德才主编：《增订注释苏轼词》，文化艺术出版社1999年版，第218页。朱靖华、饶学刚等编著：《苏轼词新释辑评》，中国书店2007年版，第594—596页。

12年后，苏轼被贬广州又遇到“迎紫姑”的习俗，作《广州女仙》，女仙（即紫姑）“赋诗立成，有超逸绝尘语”[121]，但苏轼认为像这样“超逸绝尘”李太白般的诗句，“非紫姑所能至”，显然苏轼认为紫姑所作诗词品格并不高。他怀疑：“人有入狱鬼、群鸟兽者托于箕帚，岂足怪哉？崇道好事喜客，多与贤士大夫游，其必有以致之也哉？”[122]认为定是“与贤士大夫游”者借助紫姑之口所作，这显然又是对紫姑诗词才华的否定。前面《子姑神记》《仙姑问答》中作者对民俗事项的尊重，此处也已荡然无存，《广州女仙》表现出作者对紫姑信仰本身的疏离和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