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母亲神到女儿神
神格是否强调“生殖”是母亲神和女儿神的分野。所谓“母亲神”，是指具有“母”的身份或者名号的一类神灵，关键是其职司与赐予生命相关。所谓“女儿神”，是指具有少女或者处女的身份，或者虽已嫁为人妇但未为人母，或者即便为人母也不强调其“生育”职能的一类神灵。很明显，“母亲神”和“女儿神”主要是就其是否强调“生殖”而做出的分类。如此分类原因有三：
其一，这种分类可以便捷地反映出女神发展的规律。原始女神主要是生殖神，后世女神的神格对此大有突破。因此，是否强调“生殖”不仅能区分“母亲”或“女儿”的不同身份，也基本为原始女神和后世女神的不同特征之分野，整体勾勒出女神发展的一般态势。
其二，这种分类早有学者采用。鲁迅曾在《小杂感》一文中说：“女人的天性中有母性，有女儿性；无妻性。妻性是逼成的，只是母性和女儿性的混合。”[14]而德国分析心理学家埃利希·诺依曼在《大母神——原型分析》一书中也曾引用巴霍芬的《母权论》指出，神界的女神，都是用“无数世代的母亲们和女儿们来代表”[15]的。如此分类，既然符合女人“天性”，也该是符合女神神性的。
其三，这种分类符合古籍提供的参照。古籍中有一类冠以“母”名的女性神灵，如黄帝母“附宝”、少昊母“皇娥”、伏羲母“华胥”、神农母“女登”、禹母“女狄”、启母“涂山氏”、契母“简狄”、后稷母“姜嫄”、汉高祖母“刘媪”等，她们最突出的神格就是生殖。也有一类所谓“神女”者（即神的女儿），如黄帝女“女魃”、炎帝女“女娃”、赤帝女“瑶姬”、帝喾女“紫姑”“胥”、伏羲女“宓妃”、有莘氏女“女嬉”、尧二女“娥皇”“女英”、龙王女“龙女”、天帝女“女岐”“七仙女”“织女”等。她们的神格均已不再强调“生育”。可见，如此分类也是符合中国神话传统的。
由于上古女神崇拜源于女性生殖崇拜，因此上古女神中母亲神无疑数量最多，神格最高。上古女神在很大程度上也就等同于母亲神，由此产生出的神话史上第一批女神，均以“生殖”作为其神格的基点和中心——包括人自身的生产和生活资料、生产资料的生产。美国人类学家理安·艾斯勒在《圣杯与剑》中曾提到：“在所有古代的农业社会中，似乎最初崇拜的是女神……就女性的生物属性来说，她正如大地那样给予生命和食物。”[16]另外，中外新旧石器时期出土的丰乳肥臀、大腹便便的“维纳斯”，也正是母亲神形象的生动写照。她们是丰产女神，“一切宗教，或者说几乎一切宗教都将丰产视为一种祈愿之事，以妇女作为丰产的象征”[17]。母亲和地母始终是合一的，是大母神的经常性神显。
总之，古籍所载具有创世、造人之功的神灵，无论其性别为何，本质上也都是对女性生殖功能的模拟；而那种常冠以“母”名的女性神灵，往往就是各民族的先妣神。这类生殖女神在后世虽然也得以延续，但是总的说来，原始母亲神的“生殖”统摄作用已经退居其次。
同时，尽管在远古“维纳斯”雕像中，也有女儿神像，但规格和数量都远不及母亲神，且常常是作为母亲身份的陪衬而出现的。古籍所载女儿神，数量和分量更远不及母亲神。她们往往司职少、神格低。但是，随着神话的发展，女儿神的早期尴尬局面得以改观。女神在发展过程中，逐渐突破“生殖”局限，神格范围得以扩大。比如，出现了司爱、美、性与婚姻的女神，司伦理道德的女神，以及各种行业女神。随着分工的细化，她们的神格已不再黏附于生殖。同时，不仅新产生的女神司职主题已经转向，原始母亲神本身也开始分化，其生殖神格逐渐退居次要地位，女儿化倾向十分明显，中国厕神如愿、紫姑、戚夫人、各类姑姑神，以及厕中女鬼妖等莫不如此。
自南朝宋紫姑等厕神神名出现以来，经唐宋、明清，民间多用“姑”“娘”“姑娘”来给厕神命名。从字义上来说，“姑”，《说文解字》和《尔雅》释为丈夫的母亲。《说文》云：“威，姑也。从女，戌声。《汉律》曰：‘妇告威姑。’”[18]《广雅·释亲》云：“姑谓之威。”[19]可见，“姑”的第一义是母亲，尤指丈夫的母亲，引申为威逼、欺凌、威望、威力等义。但南朝宋以来的“姑”显然已经突破此含义，或表示“妇女”通称，或作为双音节词后缀指未婚少女，厕神紫姑、厕姑、箕姑、七姑等多是此意。清代姚东升认为世俗好谈神道，常将“少而丽曰姑，妇而容曰夫人”[20]。“娘”，《玉篇》《广韵》都解释为少女的号。以“娘”命名的女性，也多是年轻的未婚少女[21]，厕神箕娘、东施娘、茅娘等皆是如此。同样，“姑娘”也多指未婚少女。可见，从神名身份的发展上看，一些厕神已渐脱离母亲神身份，而降格为女儿神。
随着生殖女神的降格，原先被推向神坛的“男女媾精”摇身变为淫秽下作，这是伴随着父权的确立而展开的。在古时迎神狂欢中，繁衍是最重要的主题，因此男女聚众交合乃是常常发生的事情。只是随着时代的发展、文明的演进，“繁衍”变为“猥亵”，朴素的生殖主题发展为从男性中心主义出发的单方面“欲望”投射。因此，厕神兼蚕神的三姑（紫姑），变成了作祟的“桑三姐”，变成了喜欢“桑间”“濮上”之行的陈三姑娘。[22]同样，厕神兼猪神、粪神的大母神特征退位后，“淫荡”的属性便显露出来，所以，猪神常被塑造成淫荡之神。中国人向来喜欢用猪的形象来象征食与色[23]，与厕所相关的一系列事物，也被视为女性（阴性）、淫秽（污秽）的象征。厕神紫姑在道教中被塑造为“房中女神”，文人士大夫在作品中也将其异化为“红颜知己”，多“戏”之。诸多笔记志怪更将厕神魔化，或将其塑造为淫秽猪怪，或将其视为吸精鬼妖。美国作家凯特·米利特说：“男权制的宗教和道德都倾向于将女人和性混为一体，似乎它向性强加的罪孽和耻辱完全是女人单方面的过错。”[24]吊诡的是，本来是女性“独占”的生殖将其推上神坛，又是女性“单方面”的罪孽的性，将其拉下神坛钉于耻辱之柱。
总之，从神话学观点来看，是否强调生殖是母亲神和女儿神的分野。中国厕神最初源于大母神崇拜，是母亲神。她掌管着人的两种生产[25]。但在发展过程中，其生殖神格逐渐退居次要地位而分化、蔓生出其他神格。在俗信中，厕神的神格变得个人化、家庭化、生活化、琐碎化，其中，对厕神悲戚特征的渲染愈演愈烈，占卜娱乐化[26]偏好愈加明显。基于生殖崇拜的“子姑”（简狄）分化出紫姑和三霄，继道家对紫姑的仙道化之后，文人士大夫进一步将厕神异化为精通诗词歌赋、儒道禅理的“红颜知己”。无论如何，厕神的原始生殖神格已经式微，女儿化倾向非常明显。由于女神世界是对现实女性世界的反映和投射，母亲神向女儿神的转变，也说明世俗对女性的身份认同有所改变，母性本位思想有所松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