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学术传承

卢老师家学渊源深厚，他幼承书香，聪颖好学，饱读诗书。1954年以优异的成绩考上武汉大学中文系。先生当年在武汉大学学习期间，武大中文系正处于大师云集的鼎盛时期，雄厚的师资可与北大媲美，著名的“五老八中”^[1]有刘永济、刘博平、徐天闵、陈登恪、席鲁思、黄焯以及程千帆、沈祖棻、刘绶松、胡国瑞、李健章、周大璞、李格非、张永安、缪琨等师长。卢老师曾经深得小学家黄焯等先生的喜爱和赏识，其学术功底有章黄学派遗韵，在读期间奠定了厚实的基础，建立了合理的知识结构，为他日后的教学科研起到了传承和转益的作用。先生文笔老练，精于诗文；古文功底相当深厚，有文字训诂的底蕴；研究领域宽泛，涉及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代文艺思潮、中国新诗、港台文学研究等诸多领域。但先生在我们面前很少说到自己，常常提到的是当年师长的教诲和赐予。

从我的学习生涯来看，我跟先生的学术传承可以说是一种“隔代遗传”。为什么这么说呢，我在博士阶段的导师是张荣翼教授，访学阶段是王德威教授。除了博士后期间的刘纲纪教授和卢老师是同辈学者，张老师和王老师都是卢老师的下一辈。而我从硕士阶段一开始遇上的就是中国学术界翘楚一级的传人。也就是说，我通过30后的卢老师，跳过50后的学者，直接继承了20世纪30、40年代的学术传统。我跟从张荣翼教授学习12年，在学术方法上略有心得。在精神气质、学术立场上，我感觉卢老师的影响十分深刻。50后的这一批学者在“文革”之后得风气之先，刻苦发奋，颇有作为。而卢老师这一辈学者在国学功底和举止风度方面，对中国文人传统有明显的承传。在卢老师门下，我觉得先生这一辈，以及先生的上一辈学人，其为人、为学方面有更值得我们效仿的境界和气度。

广西师范学院文脉悠长，学风兴盛，我背靠的是中国学术界一棵根深叶茂、浓荫如盖的大树。我2000年入学的时候，直接师承的就是卢老师等中文系“四公”^[2]。这几位师长都曾饱经忧患，历尽风霜，但是都能从容应对，泰然处之，把磨难作为一种精神财富，从而在书山的攀越中获得解脱和升华，成为学养深厚的师表。在这样的学习环境里，我们几个硕士生都深有“得其所哉”的称心之感。

接受先生耳提面命的三年时间固然有限，但先生的学养如源源不断的甘泉，清冽而绵长，跨越时间和空间滋润着我愚顽的心灵。2010年5月，在广州民航售票处附近的宾馆房间里，卢老师向我讲述了武大反右的往事，介绍了他和他的同学吴开斌等多位先生的主张，以及他与一代宗师程千帆教授、敦煌学权威李正宇教授等人在武昌流芳等处接受改造的辛酸往事。先生超越了许多亲历者对这段残酷磨难的激越难平的心态，进行了理性的历史反思。当年20岁出头的先生真诚地指出社会痼弊、期待祖国富强；风云变幻四十多年之后，先生依然以理性、平和的心态参与政协活动，追寻文明演进的真理。确实可谓“两头真”。先生在广州的谈话，既有学界前沿的观点，也有个人独特的洞见。谆谆教诲，启我灵思。为了深入了解卢老师等前辈学人在以往政治中的种种遭际，我编撰了一本有关的史料文集。我希望通过丰富的史料，具体的个案研究，还原历史真相，呈现一代知识分子曲折而丰富的心灵史。

说实话，在母校读书期间，我的知识和能力等各方面都十分平庸。卢老师曾经说，你当时的第一篇论文远远不如彭建成。确实是这样的。正是因为有卢老师长达十五年来的教诲和鞭策，先生的学术思想、研究方法逐渐在我身上发酵、扩展，并且放大。当时我主要跟卢老师从事文学史研究，然而到今天，先生在文本鉴赏、新诗研究、史料研究、文学史研究等领域的建树，深刻影响了我今天的学术选题和人生选择。十二年前我在先生门下的学习过程，十二年后对我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影响。卢老师也许当时不会想到，我会在哲学、美学、当代史方面也有研究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