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郁达夫从二十年代起就有游记作品发表，在三十年代中期移家杭州之后是他游记创作的高峰期，《屐痕处处》和《达夫游记》是他的两部最重要的游记作品集。郁达夫的幽默语言，是在纪游文学中才充分表现出来的，作为纪游作家的郁达夫与作为小说家的郁达夫是大不相同的。在国势凋敝，民不聊生的三十年代取调于幽默，尽管有如鲁迅所说的“将屠夫的凶残化为一笑”之嫌，但郁达夫还是在实践和理论上都倾向于它。郁达夫对幽默有着自己的理解，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里，郁达夫这样阐述:“在现代的中国散文里，加上一点幽默味，使散文可以免去板滞的毛病，使读者可以得一个发泄的机会，原是很可欣喜的事情。不过这幽默要使它同时含有破坏而兼建设的意味，要使它有左右社会的力量，才有将来的希望；否则空空洞洞，毫无目的，同小丑的登台，结果使观众于一笑之后，难免得不感到一种无聊的回味，那才是绝路。”[2]这就表明，郁达夫对“幽默”的独到理解，既是出于对中国现实社会和文坛现状的考虑，也是来自他自身的创作实践总结。他着重强调的是“含着破坏而兼建设意味”的那种幽默，而不是绅士气十足、英国传统那种“智力游戏”式的幽默。这样，外来的幽默便带上了中国式讽刺的色彩，幽默与讽刺融为一体，便是郁达夫纪游文学中的一个重要特色。这种讽刺性幽默或幽默性讽刺在郁达夫纪游作品中随处可见。
对时政的嬉笑怒骂，是幽默性讽刺的第一个表现，也是用笔最多的一个地方。无论何时，无论处于何种境地，郁达夫始终是一个忧国忧民的多情才子，所以即便是在他流连山水的旅游途中，在他隐逸思想抬头的时候，他那颗关注国家命运，同情人民苦难的心永远存在，但同时他又自感自己懦弱卑怯，无力回天，只能退隐江湖而明哲保身。这种复杂情绪交织在他心里，灌注在他的笔端。如他的《感伤的行旅》，记录他1928年初冬由上海去无锡游历途中的见闻与感受，各地风物景观各不相同，旅行者的心绪却是一样的哀怨，郁达夫一路逛去，一路恣意放浪，一路感伤不已，字里行间处处透露出忧患，表现出人世之丑与自然之美的不谐调对比，表达着讥讽时政的社会意识。其中最明显一处这样写道:“江南的风景，处处可爱，江南的人事，事事堪哀，你看，在这一个秋尽冬来的寒月里，四边的草木岂不还是表葱红润的么?运河小巷里，岂不依旧是白帆如织满在行驶的么?还有小小的水车亭子，疏疏的槐柳树林。平桥瓦屋，只在大空里吐和平之气，一堆一堆的干草堆儿，是老百姓在这过去的几个月中间力耕苦作之后的黄金成绩，而车辚辚，马萧萧，这十余年中间，军阀对他们的征收剥夺，掳掠奸淫，从头细算起来，哪里还算得明白?江南原说是鱼米之乡，但可怜的老百姓们，也一并的作了那些武装同志们的鱼米了。”[3]充分表达着对时政的强烈讥讽，作者愤世嫉俗的精神也被表达得淋漓尽致。而他在这篇作品中写他游历苏州的动机时，幽默地说是“想看看这本来是不高不厚的地皮，究竟有没有被那些要人们刮尽”[4]，以幽默之语尽泄讽刺之情。
郁达夫的游记散文中有不少旧诗，诗文并茂，借旧诗抒自己未写尽之情，有时也借旧诗表达对时政的讽刺。如《钓台的春昼》，为了抨击国民党“中央党帝”，嘲讽谴责反动统治，便借梦境插入一首旧诗:“不是尊前爱惜身，佯狂难免假成真。曾因酒醉鞭名马，生怕情多累美人。劫数东南天作孽，鸡鸣风雨海扬尘。悲歌痛哭终何补，义士纷纷说帝秦。”[5]借旧体诗既展露了情怀，又戟刺了时政。《过富春江》一文主要写富春江之游，当作者看到官僚们在日寇入侵，国难当头时搞“双十节”大庆，愤慨无比，将“双十节”前夕写的一首政治讽刺诗插入文中:“三分天下二分亡，四海何人吊国殇，偶向西台台畔过，苔痕犹似泪淋浪。“[6]讽刺时政，抒发了对国民党黑暗统治、卖国投降的愤怒，表达了诗人忧国忧民的情怀，深切怀念为国牺牲的抗日烈士。
对古今人物淡淡的讥讽调侃，是郁达夫游记讽刺性幽默的第二个表现。例如在《闽游滴沥之四》中，作者描写那不高不大的清秀“鼓岭”，感觉它尤如小家碧玉般玲珑。接着，作者随意点化上一句“这小家碧玉的无暴发户气，却正是鼓岭唯一迷人之处”[7]，人们由此联想到大腹便便的“暴发户”，立时顿悟出几分讽刺味的幽默而回味无穷。在《出昱岭关记》里作者是这样写他们在昱岭关口的“留念”活动的:“向关前关后去环视了一下，大家松了一口气，吴、徐两位，照了几张关门的照相之后，那种紧张的气氛，才兹弛缓下来，于是乎就又有了说，有了笑；同行中间的一位，并且还上关门边去撒了一抛溺，以留作过关的纪念碑。”[8]“纪念碑”三字一出，马上令人感到一种对神圣和崇高的有意调侃颠覆，戏语中带着强烈的讽刺，幽默中蕴藏着反叛之意，暗发出一种对现实秩序的知识分子式揶揄冷观态度。
而1934年所做的《杭州》更是郁达夫游记创作中的特殊之作，角度新颖，思路不凡。文章从杭州的历史着眼，对“杭州人”的小市民性格痛下针砭，毫不留情，与历代文人墨客费尽心神搜寻杭州美景然后给以赞美的写法大相径庭。在他的笔下，杭州人性格从古代吴越时的“好战、坚忍、刻苦、猜忌，而富于巧智”等特点发展到后来“喜斗、坚忍、刻苦之风”的逐渐衍变消失，而在现代杭州人身上，独独“猜忌、使计诸官能，逐步发达了起来”。于是，“意志的薄弱，议论的纷纭；外强中干，喜撑场面；小事机警，大事糊涂；以文雅自夸，以清高自命；只解欢娱，不知振作等等”，就变成了“现在的杭州人的特性”[9]。对现代社会的所谓“杭州”大肆批评了一通，由此表现出一种对现代社会病的厌恶，这篇文章可说是中国现代纪游文学史上的独特之作。
对自我的嘲讽，是郁达夫游记幽默特色的又一个表现。在《西游日录》当中，他自嘲:“奉宪游山，虽难免不贻——山灵忽地开言道:‘小的青山见老爷!’——之讥，然而路远山深，像我等不要之人无产之众，要作一度状游，也颇非易事”。[10]自嘲既想游山玩水，又不愿借助自己所一向瞧不起的“老爷”即官方力量，但又不得不借助的矛盾心理，在此，自嘲与对“要人”的嘲弄，扭结在一起，给人一种说不出的滑稽感，在滑稽之余让人感到一种对生活的无奈。
在《还乡记》中他借环境自嘲说:“你回来了么?你在外国住了十几年，学了些什么回来?你的能力怎么不拿些出来让我看看?现在你有养老婆儿子的本领么?哈哈!你读出学术，到头来还是归到乡间去啮你祖宗的积聚!”又说:“人生是现在一刻的连续，现在能够满足，不就好了么?一刻之后的事情，又何必去想它，明天明年的事情，更可丢在脑后了，一刻之后，谁能保得火车不出轨!谁能保得我不死?罢了罢了，我是满足的呢!哈哈哈哈……”[11]这段话既是对自我不得意不得志的嘲讽，也是对黑暗不平社会的有力控诉，嘲讽中带锋芒。试想一位留过学的很有才华的知识分子，连乘船的钱都不够，到了家怕见家人，要等到天黑才从后门摸进屋内，此间种种感受，让人愤懑难耐而又无可奈何，唯有自我解嘲了。
这种自嘲在《感伤的行旅》里面也有抒发。“啊啊，圣明天子的朝廷大事，你这贼民那有左右容喙的权利，你这无智的牛马，你还是守着古圣昔贤的大训，明哲以保其身，且细赏赏这车窗外面的迷人秋景吧!人家瓦上的浓霜去管它作甚?”[12]作者在对社会的不公道和不合理进行讥讽之后，便对自己的胆怯进行了自嘲，这是一种万般无奈的愤怒，对于一个深受传统文化影响的中国文人，那种历代文人的责任感哪能让他丝毫不管“百姓瓦上的浓霜”呢，只不过是一时管不了帮不上忙的抑郁之情的抒发罢了，在自嘲中明明让我们感觉到了一颗关注国计民生的赤子之心在跳动。这是一位既关心世事又不忍心看世事，既有雄心又不得不徜徉于山水之间的江湖才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