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无奈中谢幕

为了让“南国”顺利办学，取得满意的社会效果，民进广西区委会的工作人员和师院支部的会员，可说是关心备至，不避寒暑，经常开会，研究问题。当时区委会的陈宪章、陆瑞华、赵大冠等同志，常常是十天半个月就要来一次师院，和我们一道讨论学员对办学的意见，提出妥善处理的办法。由于我家住在师院20栋二楼，位置适中，这些会议多数在我家举行。那时我是讲师，每月工资68元，只能烧点开水泡点粗茶相待，但大家一门心思放在教学工作上，对此都不以为意。有一回我去海南开会，带回一些“兴隆”农场产的咖啡，泡了一大壶招待大家，好些人还感到稀罕，说是“开了洋荤”呢。

学员中一般的“活思想”都能顺利解决，最难办的问题集中在“文凭的含金量”这件事情上。1983年起，电大办学点逐渐增加，“自学考试”开始推开，那里的学员经过考试可以拿到国家承认学历的文凭，而这种文凭又可以成为招收职工、任用干部和提升职务的参考依据。形势的变化，不能不对“南国”的学员们产生冲击波。有些学员对老师们说:“我们现在最需要的是‘雪中送炭’而不是‘锦上添花’，你们办学质量再高，讲课再好，不能发国家承认的文凭也是白搭!”因此他们要求改结业证书为毕业证书，加盖行政部门公章。这一要求显然是办学单位难以解决的，因此到了第二学年学员人数锐减，最后一个学期便只剩下一个教学班了。

第二学年末学员结业后，“南国”是办还是不办?从客观环境上说，只有“转型”这条出路，就是把它转变成自学考试的辅导班，这样就要改变名称、重新定位和提出申请，一切从头做起。大家认为这样做有违办学初衷，而且学员可以就近参加其他自学考试辅导班，不必非来“南国”不可。从主观方面来说，这一时期师院中文系加大了社会办学力度，函授、电大班和自考辅导班红火起来，老师们的担子逐渐加重，难以分身。而民进区委会对是否继续把“南国”办下去也产生了不同意见。个别负责同志出于爱护心理，吸取历史教训，生怕办学人员在经济问题上出错，在开支方面有些限制过分。例如区委会有几位负责教学管理的同志(陆瑞华等)，长期晚上加班没有一分补贴；应邀参加学生结业聚餐的民进会员(包括教师)一律自费；会员教师批改作业(作文)不计报酬(后经多次反映，才参照“电大”和“自考”辅导的规定酌情发给)；最后又将学费结余和办学设备全部赠送给扶贫接收单位。如此等等。在这样的情况下，1985年元旦过后，“南国中文学院”师生在举行结业典礼并在解放路一间酒家会餐后，终于依依不舍地告别了。

(原载《广西民进》201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