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批“样板戏”
(一)第二批正式定型的十部
据笔者统计，第二批“样板戏”合计十部，包括京剧:《龙江颂》[17](上海京剧团演出)、《杜鹃山》(北京京剧团演出)、《盘石湾》[18](上海京剧团演出)、《平原作战》[19](中国京剧团演出)、《红色娘子军》[20](中国京剧团演出)；芭蕾舞剧:《草原儿女》[21](中国舞剧团演出)、《沂蒙颂》[22](中国舞剧团演出)；钢琴伴唱:《红灯记》[23](中央乐团、中国京剧团演出)，钢琴协奏曲:《黄河》[24](中央乐团演出)；革命现代交响乐:《智取威虎山》[25](上海交响乐团演出)。继八部“样板戏”之后，还陆续有上述作品被纳入第二批“样板戏”，后来这些剧目中的大多数又拍成彩色艺术影片，使“样板戏”在民众中的普及程度大大提高了。
第二批“样板戏”的渐次定型分为如下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正式获得审批成为样板的只有钢琴伴唱《红灯记》、钢琴协奏曲《黄河》、交响音乐《沙家浜》三部。据《人民日报》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2周年的时候，北京、上海的文艺团体将向首都广大工农兵群众演出定型的“样板戏”作品钢琴伴唱《红灯记》、钢琴协奏曲《黄河》、交响音乐《沙家浜》，以及试验演出革命现代京剧《海港》《红色娘子军》《平原作战》《杜泉山》[26]《龙江颂》和革命现代舞剧《沂蒙颂》。[27]其中试验演出的剧目是在“样板戏”大力普及的基础上的创作成果。
第二阶段，京剧《红色娘子军》《平原作战》《杜鹃山》这三部已经由试验演出转为正式演出了。从如下文献我们可以得知，据新华社1974年5月22日《我国革命样板戏进一步普及和发展》报道，继“八个样板戏”之后，“最近几年内，我国文艺舞台上又涌现了钢琴伴唱《红灯记》，钢琴协奏曲《黄河》，革命现代京剧《龙江颂》《红色娘子军》《平原作战》《杜鹃山》，以及革命交响音乐《智取威虎山》等一批革命样板作品。革命现代舞剧《沂蒙颂》《草原儿女》正在试验演出；还有一批剧目正在修改和创作”[28]。为了普及“文革”“文艺革命”的这些成果，绝大多数“样板戏”已由舞台搬上银幕。当时拍摄成的《平原作战》《杜鹃山》“样板戏”影片在全国城乡放映。
第三阶段，原先试验演出的京剧《龙江颂》、革命现代舞剧《沂蒙颂》《草原儿女》这三部已经定性为“样板戏”作品。1974年7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署名“初澜”的文章《京剧革命十年》，该文对“样板戏”的发展历程进行了回顾:“近几年来，继八个样板戏之后，钢琴伴唱《红灯记》，钢琴协奏曲《黄河》，革命现代京剧《龙江颂》《红色娘子军》《平原作战》《杜鹃山》，革命现代舞剧《沂蒙颂》《草原儿女》和革命交响音乐《智取威虎山》等新的革命样板作品的先后诞生，巩固和扩大了这场伟大革命的战果，进一步推动了全国社会主义文艺创作运动的蓬勃发展。”[29]该文对十年京剧革命的成就进行了高度肯定。
第四阶段，《盘石湾》被正式列入“样板戏”行列。上述三个阶段的报道里面都没有提到京剧《盘石湾》，戏剧学者杨健先生在关于第二批样板戏的论述中也没有提到《盘石湾》。[30]那么，何以证明《盘石湾》也是定型的“样板戏”呢?如下新华社1975年5月21日的报道出现了《盘石湾》。“革命样板戏剧组的文艺战士，在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三十三周年的日子里，深入工厂、农村、部队，为工农兵群众演出革命样板戏全剧和折子戏等剧目。这次演出，以革命样板戏全剧为主，以深入厂矿、社队为主革命现代京剧《沙家浜》《海港》《红色娘子军》《奇袭白虎团》《平原作战》《杜鹃山》《盘石湾》，革命现代舞剧《红色娘子军》《白毛女》，革命交响音乐《沙家浜》《智取威虎山》，钢琴协奏曲《黄河》以及试验演出的革命现代京剧《红云岗》《审椅子》《战海浪》《津江渡》等，都将和工农兵观众见面。”[31]上述报道将试验演出与非试验演出的作品进行了严格区分，而《盘石湾》已经位居样板之列。因此，笔者认为该剧应该是第二批成熟定型的十个“样板戏”之一。还有如新华社1976年1月27日报道，“从1月31日起，又一批新影片将在全国各地陆续上映”。“春节期间上映的这批新影片中就有革命样板戏”彩色影片《盘石湾》，它“是根据上海京剧团演出的同名革命现代京剧拍摄的”。[32]如下文献又提供了一条十分明晰的铁证。《人民日报》的《文艺舞台的春天》写道:“在革命样板戏的带动下，我国的社会主义文艺创作正日益繁荣。通过两年来的调演，各地在首都的舞台上演出了近二百台文艺节目，其中有近百个新创作的话剧、京剧、歌剧和地方戏曲，一百多个新创作的舞蹈，三百多个声乐、器乐节目。”“这些作品，有的如《盘石湾》，在调演后经过再三锤炼，现在已经成了新的革命样板戏。”[33]因此，《盘石湾》属于第二批“样板戏”几可成为定论。
关于“样板戏”前后两批合计十八个的说法，笔者至今看到的权威文献是于会泳的讲话。1975年7月，毛泽东对调整党的文艺政策作了两次重要讲话，指出:“样板戏太少，而且稍微有点差错就挨批。百花齐放都没有了。”“怕写文章，怕写戏。没有小说，没有诗歌。”据文化部批判组的材料揭示，于会泳很快就从江青那里知道了毛泽东的讲话内容。不久，他又在迟群那里亲眼看到用黑体字印出来的毛泽东上述讲话的“复制稿”。但他说:“有人攻击样板戏少，我们现在是十八个样板戏，过去的戏多，都是毒草!”[34]
1974年7月《京剧革命十年》提到的数字是“十六、七个”。“以京剧革命为开端、以革命样板戏为标志的无产阶级文艺革命，经过十年奋战，取得了伟大胜利。无产阶级培育的革命样板戏，现在已有十六、七个了。”[35]笔者估计，《京剧革命十年》的这个数字统计还没有算上《盘石湾》，因为这个作品被视为“样板戏”作品是在1975年。
江青在《纪要》中提出“文化革命要有破有立，领导人要亲自抓，搞出好的样板”[36]的要求，上述四个阶段则展示了“样板戏”遵循典范、模仿修改的过程。在上述定型作品的带动下，伴随第二批“样板戏”发展始终的还有一批逐步完善中的作品，即试验演出中的准“样板戏”。“样板戏”的“试验演出”这种说法与做法始于1971年，在此之前的“样板戏”通常都要经过江青等“文革”小组成员的严格审查才能正式登台公演。1971年，北京、上海和其他一些省、市的剧团在普及“样板戏”的基础上，试验演出了一批新创作的京剧、地方戏曲、话剧、歌舞和曲艺剧目。《人民日报》发表的文章认为，“新创作的剧目在群众中试验演出，这是毛主席无产阶级文艺路线指引下出现的一个新事物，这是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一种好办法”。因为文艺作品的成熟需要一个过程。新创作出来的剧目，通过试验演出，可以听取反应，征求意见。同时这也符合毛泽东关于普及与提高之间关系的指导，即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在提高指导下的普及。试验演出则是普及和提高相结合的一种形式。[37]除此之外的原因是，在当时“样板戏”独霸文艺舞台的情形下，“文革”主流意识形态希望通过试验演出这些跟风的作品，缓解文艺界和党内人士批评“样板戏”“一枝独放”“卖不出去票”等说法带来的压力[38]。
(二)第二批试验阶段的七部
从前面报道所披露的资料[39]，我们也已经得知，至“文革”结束前，仍处于试验修改阶段的京剧“样板戏”还有《红云岗》[40](山东省京剧团演出)、《审椅子》[41](上海京剧团演出)、《战海浪》[42](上海京剧团演出)和《津江渡》[43](上海京剧团演出)、《草原兄妹》[44](中国京剧院)、《夜渡》[45](中国京剧团)，以及舞剧《杜鹃山》[46](中国舞剧团)，合计七部。这些作品还在打磨完善过程中。
总之，撇开艺术创造的特色，而从思想内容和创作模式来看，前后两批“样板戏”在主导思想观念上延续的革命历史的元叙事，阶级斗争是其中心红线，但是，第一批情节安排有一定的戏剧性、传奇性，人物塑造较为丰富饱满，第二批则将阶级斗争过度夸张，并且脱离情节逻辑任意制造阶级冲突，概念化色彩更为鲜明。无论多么精深的艺术造诣、多么精致的技术打磨，都终究没有办法遮蔽情感的虚夸与人性的苍白。而最致命的是，随着“林彪事件”之后“文革”神话的逐渐破灭，与“文革”政治激情密切相关的“样板戏”，其单一的政治主题、空洞的人物形象、拘泥于说教的革命功利性，一点一点剥蚀着观众的热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