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卢老师

章宗鋆

第一次见到卢老师，是在研究生入学面试的办公室里。一排面试官中，卢老师年纪较大，身材微胖，面色光润，戴着大框眼镜，微笑着坐在中间，显得德高望重。在那次面试中卢老师没有对我提过多的问题，但是温雅敦厚的儒者气质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再次见面就是在我们现当代文学专业研究生的迎新聚餐中了。这次聚餐中卢老师和我们新生交流得就比较多了。听说卢老师本是广东人，曾经在武汉大学就读，后来又去了内蒙古任教，再后来才到了广西师院。从卢老师的话中我们隐隐感觉到他从武大到内蒙古，其中似乎有什么不愿言说的无奈。这一点在我后来进武大读博士以后才得到了解答。在那场迎新晚会中，卢老师还中气十足地拿着话筒演唱了一首蒙古歌曲，地道的蒙古味儿引得我们一阵阵拍手叫好。

卢老师讲课的风格很规整，内容却十分有趣，哪怕至今已过十年，我还能清楚地记得那些生动的小故事。讲到一位外国诗人时，卢老师说他诗中说要把心爱的东西全部献出去，除了他的牙刷。讲到这里卢老师会心一笑，觉得诗人很有趣，把牙刷看作是自己物品中最脏的一个。卢老师曾经说到在闻一多一百周年诞辰的学术研讨会上，他提交的论文题目是《闻一多诗文的幽默品格》，我觉得卢老师之所以选这个角度来解读闻一多，恰恰是因为卢老师自己在生活中确是一个着实幽默风趣的人，他的幽默让他的课堂充满了笑声。时隔十年，回忆起卢老师这些细节一点都不费劲，不仅是因为卢老师给了我的学业很大的帮助，最重要的还是卢老师在课堂上的这些幽默的讲解，深深地刻在了我的脑海里，让我一辈子也不容易忘掉。卢老师不仅幽默，还是个性情中人，开心的事情也喜欢和我们同学们分享，记得有一次冬天，卢老师穿了一件很拉风的黑色保暖外套缓缓走进教室，缓缓地坐下来，微笑着抿一口热茶，然后很骄傲又带着点神秘地对我们说，这是我女儿给我买的大衣，圣保罗的。我们听了哈哈大笑，要是身边同学告诉我们她今天穿了一件妈妈给买的名牌，我们可能会觉得有点显摆，可是这话从年过七旬的卢老师口里说出来，却让我们觉得他尤其可爱，还夹杂着些许感动。因为那场政治运动，卢老师的个人生活遭到了严重的扭曲，卢老师的年龄和我的爷爷差不多，可是由于结婚晚，师母的年龄只和我们的母辈相当，他的儿女年龄也和我相差无几，所以卢老师和我们学生之间的距离其实没有那么遥远。记得研一时广西社科院要办一本刊物《新世纪论丛》，卢老师是名誉主编，当时刊物的标准是硕士研究生在上面刊发文章一般都需要交纳版面费，他在课堂上说让我们踊跃投稿，然后还特别不好意思地对我们说抱歉，就是要让大家破费了。其实对于刚上研一的我们来说，这样的机会其实是比较难得的，《新世纪论丛》由广西社科院主办，级别就是省级重点刊物，研一的学生能在上面发文章已经很不错了，况且版面费也并不多。果然后来我们班同学的投稿基本都刊登了。今天再读起那篇《论赵树理小说〈小二黑结婚〉语言的可读效果》，不免觉得太过稚嫩，这样稚嫩的文章，假如没有卢老师的推荐和力挺，估计是永远也不会有机会见诸这样的刊物的吧。

因为地域的关系，我们班同学大部分都没有在第一志愿报考广西师院，大部分都是从外省调剂过来的，我是湖北人，所以自从读研就一直铁了心地要考武大的博士，并且在很多场合都公开表达过我的意愿。现在想想，在扎根广西多年的老师面前时常叫嚣自己要离开广西，其实并不是一种很好的与人相处的方式，但是卢老师很能理解我这个小姑娘的想法，不仅没有表现出半点的不悦，而且还专门给我制造机会回武汉。卢老师是武大的校友，经常会接到来自武大文学院的会议邀请，但是由于事务繁多，加之年纪大了，不可能每个会议都去参加，所以2006年“闻一多殉难60周年纪念暨国际学术研讨会”召开之时，卢老师特地让我写了一篇关于闻一多精神的文章，去武大珞珈山庄参加这个会议，会议结束顺便就可以从武汉返回宜昌老家。我兴冲冲地拿着自己写好的文章奔赴武大，洗耳恭听了好多专家学者的发言，真正受益匪浅，还见到了我读本科时就认识了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的老师。一旁参加会议的陌生老师和同学们找我搭话，好奇地问我是哪个学校派来的，我理直气壮地答道广西师范学院，旁人就再不作声，没有人会执拗地让我出示一下邀请函，事实上我没有，因为我是打着卢老师的旗号来的，没有人给我安排宾馆住宿，但是我不需要，因为开完会我就直接买票坐车回家了。所以这事过了好多年我才醒悟过来，其实在那场会议中我只是个旁听者的角色，但是得益于卢老师的推荐和安排，我才非常心安理得地享受了那场本应是卢老师参加的会议的精神，并让它成为我日后坚定地报考武大的一个动力。

我的武大考博历程比较艰辛，因为是外校报考，对武大的学术方向和老师们都不熟悉，所以经常要往武大跑，来来回回好多趟，尽管就是这样勤勉，我在硕士毕业那年考武大，仍旧还是失败了。那时我有一个好友阿姐冯芳，她是卢老师的直系弟子，曾在考前奋力帮我搜集复习资料，得知我考博失败的消息，在我返回南宁的时候，二话没说就拉着我去了卢老师家，因为她知道毕业于武大的卢老师可能会有办法。那时我有点沮丧，去见卢老师也格外不好意思，觉得没考上是一件很丢脸的事情，都不敢盯着他看，就直盯着他客厅的鱼缸里的黄金鱼游来游去，卢老师看出来我年轻气盛，自尊心强，所以并没有过多地询问和深究失败的原因，只是在他平时常坐的黑色按摩椅上沉思片刻，然后慢慢开口说，我给你写封信带给武大的孙教授吧，说完就起身去书房写信。不大一会儿他就出来了，信已经装进黄色牛皮纸信封，没有封口，我接过信心里温暖不已，没来得及看一下就连声说着谢谢谢谢。回到宿舍才小心翼翼地抽出信纸打开来看，卢老师的书法清秀整齐，字体却无一例外地向左倾斜。就是怀揣着这封宝贝一样的信，我又踏上了返回武大的旅程，因为有了卢老师的授权，我直接敲开了孙党伯教授的家门，满头银发的孙教授和夫人热情地接待了我，我至今还深深记得孙夫人端给我一杯咖啡，笑着请我品尝，还说这可是马来西亚的咖啡呢!一个年纪轻轻的小姑娘初次冒昧造访老先生和老太太的住所，当然没敢碰那杯名贵的咖啡，我心想那杯咖啡应该是泡给卢老师的呀，哈哈!双手恭敬地把信递给孙教授，孙教授看完信，立马拿起大哥大拨通了我后来的博士生导师金宏宇教授的电话，操着地道的黄冈口音告知金老师，卢老师是他的同学和朋友，现在卢老师的学生要报考你的博士研究生，请你帮忙指导一下。这封信果然有效果，以前都是我主动联系金老师的，孙教授电话推荐后没几天，金老师居然主动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详细地给我分析了当年没有考上的原因，并告诉了我下一年应该要补习的重点和方向，包括答题时需要注意哪些方面，都详细地一一告知。有了金老师这样细致的指导，复习起来自然是更有方向感了，并且我的心中也更加充满了自信和动力。终于在第二年我如愿地考上了武汉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金老师的博士研究生，并圆满地完成了三年的博士学业，于2012年顺利从武大毕业。时至今日回想起那封宝贵的信，我的心中仍会涌起一份沉甸甸的感动，那封用最普通的牛皮纸信封装的卢老师的亲笔信，比起我今天的E-mail邮箱里任何一封电子邮件和电子贺卡来，都丝毫不会逊色。

自从来武大上博后，和卢老师的联系就少了，可是越是离得远，卢老师在我的记忆中仿佛越清晰，只是不常被提起。可是偶然的一次翻看武大校友的帖子，却让我意外地发现了卢老师在武大的那段不忍回首的往事。1957年6月8日，大规模的反击右派的斗争开始，在这次斗争中，武汉大学共划“右派分子”430人，其中，法律系和中文系为重灾区，中文系200名学生，被划为右派的有56人，占四分之一多，“右派元帅”程千帆和“右派司令”吴开斌均出自该系，其中读大三的吴开斌就和卢老师在一个系。当时中文系大三的学生按捺不住大鸣大放的急切心情，办起《火焰报》自行鸣放，卢老师和另一个叫杨子仪的同学还参加了一个代表团，自行坐车过江到《长江日报》社讨说法，结果跟随吴开斌鸣放的学生尽数遭殃，整个中文系被划为右派的人数居然多过左派，卢老师当然也被划为右派。被誉为“中国法学界的镇山之石”的武大法律系的元老教授韩德培先生当时也被划为右派，度过了他人生中最惨痛的二十年，他曾说，他最同情的是被打成右派的青年学生，他们的一生几乎都被葬送，而且他们年轻气盛，反抗最烈，下场也最惨。很显然，卢老师就属于韩老所说的下场最惨的青年学生。看完这段少有人再提起的档案，回想起卢老师给武大老友信中那无一例外地向左倾斜的字体，不禁能深深体会到，卢老师信里所书写的每一个字其实都饱含着他的人生遗憾呐，而这个遗憾却要历史花二十年的时间去慢慢弥补。再回想起卢老师在迎新晚会上演唱的那首蒙古歌曲，确是很能理解到，原来是二十年草原生活的浸染，才能让卢老师把那首蒙古歌曲演绎得那样有滋有味啊!

时间如浩浩之江水，一次又一次地冲刷走了往事，卢老师早已从乌兰察布草原来到了广西师范学院，且转眼又已度过了三十多年，今天的卢老师也已到了耄耋之年，我们见到卢老师的时候，卢老师已经是在海峡两岸出版著作二十七部，且获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全国模范教师和备受尊敬的二级教授了。在卢老师八十寿辰的这个美好日子里，我写下这些许文字，当作卢老师曾经教过的研究生，给予过莫大帮助的武大小博的一点心意吧!

(作者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武汉学院讲师，文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