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孔夫子有句名言:“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凋也。”^[2]要对杨逵的作品价值作出正确的判断，不能不从所谓的“皇民化运动”谈起。如人们所知，日本帝国主义于1894年发动了侵略中国的甲午战争，迫使清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拱手割让台湾。1937年，日本又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为了配合侵略战争的需要，台湾总督于该年4月明令禁止报刊使用中文，9月又根据日本近卫内阁提出的“国民精神总动员计划”，制定台湾“皇民化”方针，强迫推行“皇民化运动”。其主要内容，一是明令日语为惟一合法语言，取缔汉文书房(学馆、私塾)和汉文书刊，取缔台湾同胞的一切民族民主运动和新文学运动。二是强迫台湾同胞穿和服，说日语，改姓日本姓氏，推广日语家庭和日化家庭。对坚持使用祖宗姓氏的汉族人，则进行种种迫害(如不给战时“配给品”，不准登记户口，直至开除公职，投入监狱)。三是取缔中国寺庙，捣毁神像，强迫台湾民众参拜神社，改换家祠中祖先神主和墓碑，甚至取消中国人过年过节的风俗习惯等。其所作所为，一言以蔽之，就是要不留痕迹地消灭中国固有的文化形态和民族意识，让当地民众忘记自己的中国血统。此外，日本殖民者还推行“皇民奉公运动”“贮蓄报国运动”以及所谓“志愿兵制度”等，把几十万台湾人征调去做苦工、当炮灰。^[3]很明显，日本殖民主义者在台湾推行的“皇民化运动”是其种族同化政策的发展深化，是一场对台湾民众在经济和政治、肉体和精神上进行的旷日持久的掠夺、榨取和摧残。其目的就是要把台湾“本土化”，用“大和文化”取代华夏文化，以“日本国民精神”去消灭台湾同胞的民族意识。

“皇民化运动”受到了台湾人民的坚决抵抗。他们前仆后继，艰苦卓绝，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从而分出了忠奸薰莸，显示出中华民族的热爱自由、绝不屈服，“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高贵品格。而杨逵就是这场抗争中的一位“不朽老兵”。

杨逵于1924年东渡日本，在日本大学攻读文学。1927年应“台湾文化协会”召唤，回台投身农民运动，多次被捕坐牢。他在20世纪30年代开始文学创作，1932年发表了中篇小说《送报人》，1936年后陆续创作了《水牛》《顽童伐鬼记》《模范村》《泥娃娃》《鹅妈妈出嫁》《无医村》《萌芽》等作品。1961年出狱不久又公开发表了著名的短篇《春光关不住》。他冒着生命危险进行写作，坚持民族意识和爱国传统，揭穿“皇民化运动”的骗局和戾行，成了台湾人民不屈抗争的历史见证，并且成了台湾地区现代文学不灭的战斗精神的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