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戏消遣”的世俗现代性
自班固提出“小说者流，盖出于稗官”以后，中国小说观念虽然在不同阶段呈现出的面貌、倾向不尽相同，但视小说为“游戏消遣”一直是个核心观念。明代胡应麟认为:“小说者流，或骚人墨客游戏笔端，或奇士洽人搜罗宇外，纪述见闻无所回忌。”[20]清末民初，曾经被给予厚望的“小说界革命”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人们逐渐失去了对“小说救国”的信心。“游戏消遣”论重新抬头，徐枕亚、周瘦鹃、包天笑、陈蝶仙、王钝根、刘铁冷、蒋著超、许指严、贡少芹这些“南社”成员摇身一变成为鸳派文人。鸳派创建的杂志刊物很多，但林林总总，旨趣在消遣。《礼拜六》之所以命名为礼拜六，是因为“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礼拜四、礼拜五人皆从事于职业，惟礼拜六与礼拜日，乃得休暇而读小说也”[21]。《小说丛报》发刊词则认为:“原夫小说者，徘优下技，难言经世文章；茶酒余闲，只供清谈资料。……有口不谈家国，任他鹦鹉前头；寄情只在风花，寻我蠹鱼生活。”[22]《小说旬报》更是宣称:“清谈误国，甘尸其咎，结缘秃友，编集稗乘；步武苏公，妄谈鬼籍，聊遣斋房寂寞，免教岁月踌跄。”[23]这些杂志都有意突出小说的消遣性、娱乐性和趣味性，代表着鸳派文人的共同创作理念。
显然，在民众爱国热情高涨的五四前后，鸳派所追求的“游戏消遣”小说观是消极落后的。同时，鸳派队伍的鱼龙混杂和迎合市场消费的创作态度也导致部分作品趣味低下，为世人所诟病。但新文学作家对鸳派口诛笔伐，一棍子打死的做法未免有失公允。我们应该看到“游戏消遣”小说观的合理之处。现代性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概念，除了理性、启蒙、审美外，娱乐、消遣也同样属于现代性的题中应有之义。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就认为现代性本应该是一个“世俗化”的过程，但文艺复兴以来的文学发展却逐渐忽略了现代性的一面即契合市民阶层趣味的“世俗性”。而且，从文学本身来看，其审美机制可分为三种，即再现机制、表现机制和游戏机制。其中，游戏机制是指以一种戏谑的方式对待文学艺术、使人们在幽默、诙谐的氛围中进入超然的审美境界的机制。“游戏”和“消遣”是人类放松自我以达到身心平衡的重要手段。现代社会中，作为个体的人付诸于社会的精力越多，压力也越大，对于消遣性的艺术的需求便愈强烈。
因此，“游戏消遣”的小说观念看似消极，却体现了鸳派作家对文学现代性的一种诉求，它与新文学一样都是现代性在不同方向不同思路上的不同表意方式而已。诚如逄增玉先生所言:“清末民初的那些黑幕狭邪鸳鸯蝴蝶派文学，在根本上是中国社会现代化和文学现代化追求的产物，它们本身就是现代性事物。”[24]如果说文研会和创造社的小说观体现的是一种精英意识的现代性，受众是知识分子；那么鸳派的小说观则是一种世俗的现代性，受众是普通市民。20世纪初，随着人口大量往城市迁移和集聚，市民队伍不断扩大。但受自身文化素质、生活习惯以及职业特点等因素的影响，这一庞大群体并没有很崇高的理想和追求，他们比较务实，喜欢消遣和娱乐。鸳派作家是中国最早的以稿酬为生的职业作家群之一，为了迎合他们的衣食父母——普通市民的娱乐性、消闲性的审美趣味，鸳派作家更重视小说“大众化”和“平民化”的审美品位，注重描述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状态，述说平民百姓的悲欢离合，以娱乐和趣味的风格吸引了大量的读者。鸳派小说笔下的人物活跃在都市生活的各个阶层，上至总理、督军、议员、巨贾、贵媛、下至记者、士兵、学生、妓女、瘪三、车夫等等，展现了一个完整而真实的市民社会。从这个意义上说，这种在家长里短、饮食男女等日常生活中体现出的世俗现代性更有生命力，这也是通俗小说在20世纪虽屡遭批判历经炮火洗礼仍能数度繁荣的原因。注重小说的政治启蒙功能，常常是以忽略甚至牺牲文学的审美娱乐功能为代价的。新文学作家虽然创作出具有艺术性和思想性的“现代小说”，但却因为逾越了普通民众的阅读水平和审美趣味而在市场竞争中处于下风。民众对鸳派小说的追捧和对新文学的冷漠恰恰证明了:消遣娱乐的文艺倾向，是符合文艺发展的特点和规律，是切合现代社会发展需要的。
当然，无论是文学研究会、创造社还是鸳鸯蝴蝶派，他们对现代性的追求并非单一指向。文学研究会在“为人生”的同时注重小说的艺术性，创造社在“为艺术”的同时却无法将自身从启蒙现实中彻底剥离出来，就像郭沫若所言:“艺术与人生，只是一个晶球的两面。和人生无关系的艺术不是艺术，和艺术无关系的人生是徒然的人生。”[25]二者都试图平衡唯美和功利，这也预示着启蒙现代性与审美现代性的碰撞与交融、社会功利性与艺术自律性的对立与调和，将贯穿现代小说批评发展的始终。同时，消遣娱乐常常会导向“寓教于乐”，多数鸳派小说家还是比较注意小说的形式创新和思想创新。鸳派杂志《红玫瑰》在“编者的话中”就标明其主旨“常注意在‘趣味’二字上，以能使读者感得兴趣为标准；而切戒文字趋于恶化和腐化——轻薄和下流”[26]。
作为五四时期的三大文学流派，文学研究会、创造社和鸳鸯蝴蝶派的小说观既有合理之处也有偏颇之地，因此都不是独立自足的。三者既互制又互补，正因为有了注重启蒙的“为人生”小说观、崇尚审美的“为艺术”小说观和追逐娱乐的“游戏消遣”小说观的三边对峙，才相对完整地构筑起五四小说的现代性空间，表达了五四小说对现代性的多维度追求。
(原载《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06期。作者简介:宋向红(1972— )，女，汉族，福建莆田人，莆田学院中文系副教授，文学博士，研究方向:现代文学和比较文学。)
【注释】
[1]司马长风:《中国新文学史》(上卷)，昭明出版社，1979年版。
[2]《文学研究会宣言》，《小说月报》1921年第12卷1号。
[3]茅盾:《茅盾全集》(第18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
[4]茅盾:《茅盾全集》(第18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
[5]耿济之:《前夜·序》，商务印书馆，1921年版。
[6]叶圣陶:《文艺谈·十七》，《晨报》1921年4月16日。
[7]杨晓明:《启蒙现代性与文学现代性的冲突和调适——梁启超文论再评析》，《厦门大学学报》，2001第1期。
[8]鲁迅:《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9]达夫:《纯文学季刊〈创造〉出版预告》，《时事新报》1921年9月29日。
[10]郭沫若:《郭沫若全集》(第15卷)，人民文学出社，1990年版。
[11]成仿吾:《成仿吾文集》，山东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
[12]郁达夫:《郁达夫文集》(第5卷)，花城出版社，1991年版。
[13]郁达夫:《郁达夫文集》(第5卷)，花城出版社，1991年版。
[14]成仿吾:《成仿吾文集》，山东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
[15]《弥洒·扉页小语》，《弥洒》，1923—1924(2-6)。
[16]陈翔鹤:《关于“沉钟社”的过去现在及将来》，《现代》，1933年第6期。
[17]严家炎:《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2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18]梅泰·卡利内斯库:《两种现代性》，《南京大学学报》，1999年第3期。
[19]张辉:《审美现代性批判——20世纪上半叶德国美学东渐中的现代性问题》，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20]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二九·九流绪论下》，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
[21]陈平原、夏小虹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1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22]陈平原、夏小虹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1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23]陈平原、夏小虹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1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24]逄增玉:《中国现代文艺思潮中的现代性问题》，《作家》，1999年第3期。
[25]郭沫若:《郭沫若全集》(第15卷)，人民文学出社，1990年版。
[26]芮和师、范伯群等编:《鸳鸯蝴蝶派文学资料》，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