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龙学”的传承和创新

业超先生在《通论·后记》中强调自己对“龙学”的研究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手里握着的是一根前人传递的“接力棒”，显示出他的谦逊和朴实的治学态度。在《通论》的“《文心雕龙》研究论”的专章中，他论述了我国古代《文心雕龙》研究的历史轨迹(萌芽、发展和大成时期)，强调了《文心雕龙》研究的现代飞跃，着重介绍了鲁迅、黄侃、范文澜、刘永济、王元化等先贤在现代龙学研究中的基石作用。而在“《文心雕龙》版本论”的专章中，不仅介绍了隋唐直到清代的版本流变状况，还重点介绍了《文心雕龙》版本学的现代开拓(包括大陆学者的开拓和台湾学者、世界学者的研究献功)。这两章资料丰富，线索清晰，态度客观，评述公允，为后学者提供了难得的借鉴。

刘业超先生早年毕业于珞珈山上的武汉大学，自述从事龙学研究，是出于一种特别的“珞珈情结”。他在《与友人书》中谈到:“对《文心雕龙》的研究是珞珈学术的重要组成部分，构成了一道极具特色的文化风景。从黄侃先生的《文心雕龙札记》，到刘永济先生的《文心雕龙校释》，到刘绶松先生的《文心雕龙》论文，到吴林伯的《文心雕龙义疏》，到缪俊杰的《文心雕龙美学》，到易中天的《文心雕龙美学思想论稿》，到李建中的《文心雕龙讲演录》，百年来一线相连，从未间断。”上面提到的《文心雕龙札记》，是国学大师黄侃于1914—1919年在武昌高等师范(武汉大学前身)执教时对讲义进行系统整理而成的书稿，面世以来对推动《文心雕龙》研究的科学化和现代化起到了重大作用。而《文心雕龙校释》则是著名古典文学专家、一级教授刘永济先生为武大诸生讲授汉魏六朝文学而写成的讲义稿，1962年由中华书局据正中书局版重印，这是现代龙学研究中第一个对《文心雕龙》的系统理论进行全面释义和深度开发的专著。像《札记》中对“原道”的深刻辨析，对“神思”的科学阐释，对“风骨”论的独特见解，以及“循实反本”的研究方法，《通论》一书均作了客观中肯的评价。又如刘永济先生在《文心雕龙校释》一书中的开拓性贡献，包括对《文心雕龙》立论根本的深刻标揭，对“总术”的创造性解说，对“虚静”和“三准”的独见，以及对文心运动过程的通观等，《通论》一书也作了深入的解读和辩证的吸纳。

业超先生在撰写《通论》中走的是一条以历史文化比较为经而以中西文化比较为纬之路:在纵向比较中凸显其本质和规律，在横向比较中凸显其价值和地位，从而实现对该著作的系统把握与现代阐释(见《通论》自序)。应该说，他所追求的学术目标都已鲜明地体现在这部180万字的皇皇巨著中了。而他揭橥的写作宗旨——“弘中华之文化，起现代之文心；借现代之文心，振现代之人心”更是使人们想起珞珈学人所凝聚的崇高追求和勇毅气质，以及珞珈学术的精深真谛。

(原载《文心雕龙研究》第11辑，2015年)

【注释】

[1]详见《通论》上编第六章“《文心雕龙》书名论”。并请参阅《通论》下编的“后记”一文。

[2]周扬、刘再复:《中国文学》，见《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