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批尚未出笼的作品
第三批计划中的“样板戏”有七部，包括京剧《决裂》《春苗》《第二个春天》《战船台》《警钟长鸣》；歌剧《抗寒的种子》；话剧《樟树泉》[47]。然而，这一批“样板戏”还只是在计划之中，“四人帮”的筹划目的恰恰是要挽救“样板戏”业已造成的百花凋零、一枝独秀的残局。但是，它们并未成熟，更没有获得江青“钦准”出笼便因为“四人帮”垮台而胎死腹中。
中央领导有感于文艺作品过于单调，要求扩大文艺创作。1973年1月1日，周恩来和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员接见电影、戏剧、音乐等文艺工作者代表。“他对电影工作，指出，今后两年电影技术要在许多方面赶上去，过去帮助关心不够，抓迟了。又说，群众提意见，说电影太少，这是对的。不仅电影，出版也是这样，这是我们的大缺陷。总结七年来这方面的工作。还是薄弱的。文化组要把电影工作大抓一下。”[48]1975年7月初，毛泽东在同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谈话时这样批评“四人帮”在“文革”时期所实行的文艺政策:“样板戏太少，而且稍微有点差错就挨批。百花齐放都没有了。别人不能提意见，不好。怕写文章，怕写戏。没有小说，没有诗歌。”[49]毛泽东对文艺现状的不满反映了当时文艺政策威权控制的严酷，以及“文革”文艺违反艺术规律、作茧自缚的困局。江青自己也承认说:“当然总的说，六四年会演以来，工农兵在我们国家是占领了舞台、银幕，把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赶下去了。但是太少了，同志们有责任，我们也有责任。有几个现成的，因为没有精力抓，也走了弯路。”[50]为了应对“样板戏”独霸文坛、百花萧瑟带来的危机，同时使“样板戏”继续发挥有力配合政治斗争的功能，“四人帮”紧急部署，扩大样板文艺路线的影响。1976年1月6日，姚文元对《红旗》杂志编辑组召集人的谈话中指出:“‘决裂’这个电影还是动人的，配合当前教育革命是很及时的。据说拍摄过程有斗争，可以在文章中写出来。有些镜头是这两个月补拍的，可以看出来。肖木的文章，你们意见是留给红旗用，可以和肖木联系修改，你们觉得有基础，在这个基础上改。拍电影过程也有路线斗争，要文化部讲一点情况。你们和肖木打个电话，说文元转我们看了，我原则上赞成评，向他把剧本要来看看。斗争能写一点。能不能提几句样板戏?没有样板戏打先锋，不能有今天的文艺繁荣，特别在塑造工农兵英雄人物方面。前一时期，攻样板戏很厉害，说样板戏没人看了。没有样板戏打头阵，不批文艺黑线，这样的电影出不来，把文艺革命，教育革命攻掉了，文艺就出不来东西了。这个电影把几年的事集中到当时那一段时间去了。共大[51]文章，他们办校有曲折，有斗争，要写进去。”[52]姚文元的讲话透露了“文革”派对文艺现状的深重危机感。他们试图抓住《决裂》等影片重新延续“样板戏”的创作思路。上述讲话中提到的影片《决裂》叙述了1958年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创业史，展现了新中国成立初期教育战线上的两种办学方针、两种教育方法的激烈冲突。1975年“再批走资派”的运动中，这部凸现办学方法之争的戏剧矛盾成为了当时政治斗争的注脚。原本歌颂共产主义精神和办学方法的主旨为政治斗争所置换。该片与“样板戏”在创作方法、政治目的上是一脉相承的。实际上，“文革”激进派本身对百花凋零的文艺现状也无可辩驳。然而，他们解决的办法不是放松束缚，而是变本加厉，企图使文艺完全蜕化为现实政治斗争的工具。其实，这一举措恰恰宣告了“样板戏”的彻底死亡。因为文艺如果完全失去了它本身的艺术审美的魅力，观众的唾弃也就顺理成章了。
“四人帮”借助“样板戏”扩大生产的机会，将作品的主题圈定为“与走资派作斗争”。“样板戏”的创作成为了党内路线斗争的武器，从如下三份文件可以清楚地得知。
据《中共文化部党组关于刘庆棠问题的决定》披露，1976年2月，江青、张春桥多次向刘庆棠等人下达“指示”，提供“素材”，布置炮制“与走资派作斗争”的文艺作品，说“过去《春苗》等戏倒是写了与走资派的斗争，但思想深度还是差”，现在“创作与党内走资派作斗争的”作品，这“是当前斗争的需要”。并具体布置“应该写一个区、一个市、甚至一个部”，“可以写县委、市委的党委书记搞复辟，不要怕”，邓小平、万里“在铁路方面”“搞的名堂很多”，上海丰庆轮“是和走资派斗争的典型”，“要把邓小平他们的那种顽固性、欺骗性、危险性的特点写出来”等[53]。可见，“样板戏”的创作完全同步服务于当时的政治斗争，它成为了“四人帮”建立意识形态霸权的工具。
据《中共文化部党组关于于会泳问题的决定》介绍，“一九七六年二月六日，张春桥向于会泳布置‘文艺作品要写与走资派作斗争’，于会泳积极进行组织，要文化部‘作为一项主要工作来抓’。多次在会上叫嚣‘写走资派’，‘不要怕’，煽动‘写县委、市委的党委书记搞复辟’，‘可以写县、市、省、部’，要求‘在文学、电影、戏剧等方面贯彻下去’，把文学艺术创作全面纳入写‘走资派’的反革命轨道上。三月三十一日于会泳以核心小组的名义给张春桥写信，表示了要像‘十八棵青松’一样，‘顶风劈浪迎头上，拼死拼活干到底’的反革命决心，制定了二十部‘写走资派作品’的创作规划，规划中写到中央有关部门一级或省一级的‘走资派’有八部，写到地、县一级(包括工厂)的‘走资派’有十二部，并规定年内完成十七部”[54]。上述文件还披露了于会泳1977年3月1日的交代。他说:“一九七六年二月份，有一天晚上，资产阶级阴谋家、野心家江青把我和浩亮、刘庆棠找到了钓鱼台十七楼会议厅开会。张春桥也在场。江青郑重其事地对我们说:‘有一个重要的事情对你们说一下。现在那几个样板团里演的那些戏，都是些老掉牙了的，很少有社会主义时期的内容，特别是一个也没有与走资派作斗争的戏。这怎么行?现在我就给你们这么个重要任务:你们赶快布置给几个京剧团把电影《春苗》《第二个春天》《战船台》改编为京剧。这个事，我和春桥已经商量过了。这些都是写与走资派作斗争的戏，能和当前的斗争紧密配合。今年就拿出来上演，纪念文化大革命十周年。’我们答应后，曾提出搞成京剧恐怕今年来不及。江青马上打断说:‘把别的戏放一放嘛!这是重点。’又说:‘这很容易嘛，有现成的电影，也不是创作新的戏。’张春桥说:‘要理解这个任务的重要性。看来“五·一六”是来不及了。可在“八·八”或者“八·一八”上演。国庆节也可以嘛!但最迟不能过国庆节。’江青说:‘还是越早越好。就这样啦!你们马上回去抓紧落实吧!’”[55]在这次会上，“四人帮”主要成员还进一步布置、落实了改编电影《春苗》《决裂》《战船台》《第二个春天》为京剧的创作任务。上海京剧团改编《春苗》，山东京剧团改编《第二个春天》，中国京剧团改编《战船台》，北京京剧团改编《决裂》。上海京剧团《智取威虎山》剧组承担了《春苗》的改编任务，以最快速度投入了创作改编。1976年9月底，京剧《春苗》如期在上海徐汇剧场进行了彩排。
江青还要求把《朝霞》丛刊《序曲》中写与“走资派”斗争的作品改编为电影、戏剧。于会泳等人立即将这一指示加以落实。“一九七六年一月下旬，于会泳按照‘四人帮’的旨意，布置将影片《春苗》《第二个春天》《战船台》《决裂》改编为‘斗走资派’的反党戏剧。二月四日，于会泳下令‘这四个戏今年要演出，最好是八月份……不能迟过国庆节’。并亲自奔走于京、鲁、沪之间，直接督战。”[56]于会泳决定调整本年度故事片生产计划。要求计划中的36部故事片要有32部是写与“走资派”作斗争的题材。同时，要求将《序曲》中的《警钟长鸣》改编为京剧，《抗寒的种子》改编为歌剧，将话剧《樟树泉》重新改写，剧中的对立面一律写成“不肯改悔的走资派”。这个“走资派”无疑是指邓小平。由此可见当时邓小平与“四人帮”进行政治斗争的艰巨性和复杂性。“文革”后期，第三批“样板戏”为了完成紧迫的政治任务，完全蜕变成为政治斗争与宣传的教科书了。
1967年4月25日，江青接见革命芭蕾舞剧《白毛女》演出团的时候曾经说:“政权问题还是比较容易的，破与立，立稍难一点，也不难。我的雄心壮志是，只要我不死，搞二十个戏，二十个电影(众高呼口号，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57]虽然历史的结局并不如她所愿，第三批“样板戏”毕竟尚未出笼就不了了之了，但是，在毛泽东、江青为首的“文革”激进力量的推动下，通过举国体制的强势推进，“二十个戏、二十个电影”的目标基本达到了。
通过上述对“样板戏”出身的考辨可以得知，从本文的历时性梳理来看，“样板戏”分为前后三个批次，以是否定型来看，既有成熟的典范作品，也有试验演出的渐进型作品。笔者认为可以从狭义和广义角度来予以区分。从狭义角度看，“样板戏”包括第一批八部和第二批十部，合计十八部；从广义角度看，第一批和第二批，试验演出的七部，以及第三批尚未出笼的七部，合计三十二部。
第一批和第二批属于名正言顺的“样板戏”，估计人们没有异议。学界的研究通常并没有将试验演出的作品与第三批筹划中的作品作为“样板戏”类型而纳入研究视野。笔者认为，上述作品与前两批之间不仅有着精神血脉的一致性，而且是文艺创作在政治思路上的极端化发展。那么，为什么要从广义视野扩大“样板戏”的认定范围呢?理由是:第一，前两批“样板戏”在主题、题材、人物、表演、舞美以及创作方法等方面已经形成固定模式，并作为典律推广、深化到“文革”后期所有的文艺部类，戏剧、音乐、舞蹈、雕塑更是毫不例外。而后续的作品亦步亦趋，有过之而无不及。例如，革命现代京剧《红云岗》为了塑造好英嫂的英雄形象，以阶级斗争为纲，组织了英嫂和还乡团刁鬼、英嫂和丈夫郑英田之间的矛盾冲突。从阶级斗争出发，在多回合、多浪头的矛盾冲突中，始终让英嫂占据主导地位。这是学习和运用革命“样板戏”创作经验的结果。为了把英嫂形象塑造得高大丰满，《红云岗》还以革命“样板戏”为榜样，在矛盾冲突中贯彻“三突出”的方针。[58]第二，后续的作品实际上已经获得了当局的承认，只是由于江青在“文革”后期权力的疏离、精力的匮乏而不再如同对待第一、二批“样板戏”那样精心雕琢、一抓到底。《人民戏剧》《人民电影》《人民音乐》《舞蹈》的创刊号上分别登载了革命现代京剧《红云岗》《审椅子》，京剧舞蹈《战海浪》，革命交响音乐《智取威虎山》选场，革命现代舞剧《沂蒙颂》，优秀电影《春苗》《决裂》等作品的文学剧本、乐谱或剧照。这些艺术刊物还分别登载了《盘石湾》等“样板戏”的创作体会以及学习和评介“样板戏”的文章。[59]这种采用媒介宣传进行经典定型的手法与第一批“样板戏”的宣传策略如出一辙。
随着更多“样板戏”书面文献、口述史料的浮现，以及研究视角与方法的更新，相信关于“样板戏”这一能指的具体所指还会有更深、更广的挖掘。笔者的这一番辨正只是开端。抛砖引玉，期待方家教正。
在当代中国文艺史上，逐次出现的三批“样板戏”是一部短暂而宿命的政治艺术史。大浪淘沙，岁月无情，现代社会是一个速朽的时代。“样板戏”也许终究会被人们慢慢遗忘，但是，“样板戏”现象作为一个政治美学的特殊案例不会失去它可供思想反思的意义。“样板戏”是中国极左文艺病变的结果，它的启示在于，我们应该如何对待政治与文艺、教化与消遣之间持续抗衡的张力。
(原载《中国现代文学》(台湾)，2011年第20期，作者为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
【注释】
[1]参见杨健《第二批样板戏的产生及艺术成就》，《戏剧》2000年第3期。师永刚、张凡编著《样板戏·史记》，作家出版社，2009年版。
[2]初澜:《京剧革命十年》，《红旗》1974年第7期。
[3]该京剧版本《红灯记》由中国京剧院1963年底移植自沪剧《自有后来人》；1964年7月参加了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江青在1964年5月底才看了预演，并未参与前期的排练工作。毛泽东于1964年11月6日和1965年1月4日两次观看和肯定了《红灯记》的演出，并指示剧团要演给正在参加三届“人大”的全体代表看。周恩来九次观看演出，并提出了许多重要的修改意见。1965年2月该剧在广州、深圳演出时反响很好。1965年6月出版了专题评论集。1970年5月发表演出本，1971年春节前同名影片公映。
[4]京剧《智取威虎山》由原上海京剧院1958年根据曲波的长篇小说《林海雪原》和同名话剧改编。1964年7月17日，毛泽东观看了《智取威虎山》，提出戏里反面人物的戏太重，指示要加强正面人物的唱，不要把杨子荣搞成孤胆英雄。1967年6月，毛泽东再次观看了演出，并亲自修改两句唱词，使作品增添了光彩。周恩来非常关心该剧的创作，曾经多次观看排练和演出，并且提出了许多具体的修改意见。比如最后开打时，杨子荣始终看住暗道，就是根据周恩来的意见设计的。1969年12月1日发表同年10月的演出本，1970年10月1日影片公映。
[5]原北京京剧一团演出的《沙家浜》的改编排练，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从1963年10月开始，主要是在沪剧《芦荡火种》的基础上，根据京剧特点进行移植。1964年7月，毛泽东观看了京剧《芦荡火种》的演出，指出胡传奎塑造得好，阿庆嫂、刁德一都塑造得好。兵的形象不够丰满。指导员的音乐形象不成功。这个戏的风格，后边是闹剧，戏是两截。毛泽东建议:秘密工作要和武装斗争相结合。关于作品的名字，毛泽东以为还是叫《沙家浜》好，事情都出在这里嘛!关于艺术处理，毛泽东也非常具体地指出，不要亮相是不对的。指导员和兵一起，没亮相。开打是符合中国人民的斗争生活的。第二阶段从《芦荡火种》到《沙家浜》的修改，是落实毛主席关于这部作品的精辟而又全面的指示的过程。1964年底经江青同意试验公演，1970年5月发表演出本，1971年国庆前影片公映。
[6]《奇袭白虎团》是由原中国人民志愿军京剧团根据周总理的指示，1958年在朝鲜创作的。剧团回国后与山东省京剧团合并。这出戏经过不断加工磨练，成为他们经常上演的保留剧目。周恩来曾经让人给剧团带话，要他们赶快把该剧搞好，要看他们的演出。1964年春赴京参加观摩演出。一九六四年八月十日，毛泽东观看了演出，指示演员要坚持革命现代戏的方向。毛泽东指出，有些人说京剧现代戏演文戏好，演武戏演不好，你们的演出说明京剧现代戏还是能演武戏的。毛泽东希望在修改时要做到“声情并茂”。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期间，周恩来多次观看了演出，要求在作品中表现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思想。1969年进行拍摄电影修改，1970年底审查通过，1971年初赴长春拍摄，1972年10月至11月间先上映影片后才发表演出本。
[7]《海港》是原上海京剧院根据淮剧《海港的早晨》(李晓明编剧)改编的。1964年初，周恩来观看了演出，热情地赞扬了这个戏，认为剧中提出的教育青年一代的问题是很有意义的。柯庆施提出将它改编成京剧。1967年6月，毛泽东观看了《海港》的演出，作了要写好敌我矛盾的重要指示。1972年2月发表《海港》在同年1月的演出本，影片在同年5月公映。
[8]1963年元旦后开始改编，1964年5月第一届“上海之春”上小型芭蕾舞剧《白毛女》(一幕)试验演出，10月1日，中型芭蕾舞剧《白毛女》(五幕)试验演出，1965年第六届“上海之春”上公演大型芭蕾舞剧《白毛女》(八幕)引起轰动。
[9]交响乐《沙家浜》是中央乐团根据京剧《沙家浜》创作的。从1965年1月开始创作、排练，于国庆节正式公演。1968年6月30日，毛泽东观看了交响乐《沙家浜》，周恩来兴奋地指挥大家合唱无产阶级的嘹亮战歌《国际歌》，给了文艺工作者以极大的鼓励和鞭策。1972年春节公映。
[10]师永刚、张凡编著:《样板戏·史记》，作家出版社，2009年版。
[11]新华社:《把具有悠久传统的京剧艺术推向更加灿烂的新阶段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在京开幕》，《人民日报》(第1版)1964年6月6日。
[12]笔者以“样板”为关键词对1949—1965年3月16日期间的《人民日报》进行标题统计，合计有29篇文章使用“样板”一词，该词使用最多的是经济领域，其次是文艺领域，通常指典范、样本的意思。可见，1965年3月16日《解放日报》的《认真地向京剧〈红灯记〉学习》的“样板”一词的用法是当时语境的通常用法。
[13]汪曾祺:《关于〈沙家浜〉》，《八小时以外》1992年第6期。
[14]《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人民日报》1967年5月29日。
[15]《欢呼京剧革命的伟大胜利》，《人民日报》1967年5月10日。
[16]《毛主席无产阶级文艺路线辉煌成果的盛大检阅，八个革命样板戏在京同时上演》，《人民日报》1967年5月25日。
[17]1963年江文、陈曙、芗人编剧、执笔的五场同名话剧。1965年初至1971年9月先后修改七稿，1972年发表同年1月的演出本，当年5月23日彩影公映。
[18]该剧源自赵寰编剧，傅冰导演的五场话剧《南海长城》。1965年初至1972年冬改编排练，1974年8月赴京参加调演，1975年审查通过，1976年春夏公映。《人民日报》(1976年2月1日)发表了革命现代京剧《盘石湾》的彩色影片剧照。(《人民日报》1976年3月6日)发表了初征、尹岩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英雄形象——评革命现代京剧彩色影片〈盘石湾〉中陆长海形象的塑造》一文。
[19]1965年阿甲将故事片《平原游击队》改编的京剧。据报道，1973年6月20日，中国京剧团革命现代京剧《平原作战》为朝鲜平壤万寿台艺术团团长郑光淳，第一副团长金熙俊，副团长田胜准、崔相根，和艺术团试验演出。(《朝鲜平壤万寿台艺术团同志观看革命现代京剧《平原作战》》，《人民日报》1973年6月21日)。1973年春通过审查，1973年7月演出本当月发表，1974年5月23日公映。
[20]田汉改编、郑亦秋任导演的同名京剧。1969年3月至1971年改编排练，1972年4月发表同年1月的演出本，同年5月23日公映。1971年8月1日，荷兰国际知名电影导演尤里斯·伊文思和法国电影工作者玛斯琳·罗丽丹当晚应邀观看了革命现代京剧《红色娘子军》的试验演出(《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同志陪同伊文思和罗丽丹观看革命现代京剧〈红色娘子军〉试验演出》，《人民日报》1971年8月2日)。1971年8月10日，由团长、郑准泽副首相和副团长、贸易省副相方泰律率领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经济代表团和由阿尔特外长率领的索马里民主共和国政府代表团，当晚观看了革命现代京剧《红色娘子军》试验演出(《朝政府经济代表团和索政府代表团观看京剧〈红色娘子军〉试验演出》，《人民日报》1971年8月11日)。
[21]动画片《草原英雄小姐妹》1971年夏开始创作组，1973年底由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1975年5月23日正式公映。1973年7月3日，革命现代舞剧《草原儿女》为伊朗参议院议长加法尔·谢里夫·埃马米和由他率领的伊朗议会代表团试验演出(《谢里夫·埃马米等伊朗贵宾观看革命现代舞剧《草原儿女》阿沛·阿旺晋美、武新宇等陪同观看》，《人民日报》1973年7月4日)。
[22]改编自京剧《红嫂》。1971年初1972年初，在天桥剧场开始试验性公演。受到赞誉和江青肯定，随后，与《杜鹃山》等同时拍成电影。1971年8月3日，革命现代舞剧《沂蒙颂》为荷兰国际知名电影导演尤里斯·伊文思和法国电影工作者玛斯琳·罗丽丹，女作家韩素音和陆文星试验演出(《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同志陪同尤·伊文思和玛·罗丽丹、韩素音和陆文星观看革命现代舞剧《沂蒙颂》试验演出》，《人民日报》1971年8月4日)。
[23]改编自京剧《红灯记》。1967年春夏之际，殷承宗到中国京剧院见到刘长瑜等人在练唱无意中产生此念头，接着请刘到乐团试唱，同年秋到天安门广场演出，反响强烈，1968年夏江青召见殷指使搞成一部交响音乐，1968年9月18日交响音乐《红灯记在中南海小礼堂》首场彩排，后在江青的要求下恢复钢琴伴唱。1972年2月公映。
[24]改编自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1968年10月殷承宗翻阅着《江青同志关于文艺革命的批示》受到启迪，得到江青支持，接着组成创作班子开始创作，1969年12月26日作品接受江青审查，接着按照旨意加上《东方红》《国际歌》乐曲获得通过，1970年初正式公演。1972年2月公映。
[25]改编自京剧《智取威虎山》。从1969年始，1973年起公开进行试验演出，1974年1月定稿，在上海正式上演，同年7月，被审查。
[26]该剧剧名经过了几次翻来覆去的修改。起初剧名为王树元创作的话剧《杜鹃山》，后来江青为了凸显个人意志的影响，将其改名为《杜泉山》。1973年7月1日晚，江青在中央乐团音乐会中间及演出后的讲话中说:“毛主席指示，将《杜泉山》仍改为《杜鹃山》。”改名风波终于尘埃落定。
[27]《国庆期间首都将演出一批新剧目》，《人民日报》1971年10月1日。
[28]新华社讯《我国革命样板戏进一步普及和发展》，《人民日报》1974年5月23日。
[29]初澜:《京剧革命十年》，《人民日报》1974年7月5日。
[30]杨健认为:“在1974年前后，江青又推出新的一批样板戏，它们都冠以‘革命现代京剧’的称谓。它们是《平原作战》《杜鹃山》《红色娘子军》，芭蕾舞剧《沂蒙颂》《草原英雄小姐妹》等。”(杨健:《第二批样板戏的产生及艺术成就》，《戏剧》2000年第3期。)
[31]《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三十三周年，坚持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正确方向》，《人民日报》1975年5月22日。
[32]《一批新影片将在春节上映新片中有革命样板戏片、故事片、美术片、纪录片和科教片等二十多部》，《人民日报》1976年1月28日。
[33]新华社记者，《文艺舞台的春天》，《人民日报》1976年3月10日。
[34]文化部批判组:《揭“四人帮”死党于会泳的老底》，《人民日报》(第二版)1977年11月5日。
[35]初澜:《京剧革命十年》，《红旗》1974年第7期。
[36]《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人民日报》1967年5月29日。
[37]参见任文欣:《新事物好办法——欢迎一批新剧目的试验演出》，《人民日报》1971年11月22日。
[38]据“文革”“激进”派的文章披露，邓小平认为“样板戏都卖不出去票了”。他还说:“广大工农兵对文艺现状不满。”说革命样板戏是‘一花独放’。认为‘一个形式，一个办法，一种调门和一个样板戏’，革命样板戏的创作经验象‘紧箍咒’一样，‘束缚了创作精神’”。(参见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否定文艺革命是为了复辟资本主义》，《人民日报》1976年3月6日)“文革”写作班子以初澜为笔名在《京剧革命十年》中透露出当时种种批评的言论，如“‘根本任务’欠妥当”；“样板戏标准太高，顶了台”；要“突破样板戏的框框”。(初澜:《京剧革命十年》，《人民日报》1974年7月5日)
[39]《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三十三周年，坚持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正确方向》，《人民日报》1975年5月22日。
[40]关于京剧《红云岗》(山东省《红云岗》剧组)正处于试验演出的具体依据可以参见如下文献:《四省、市、自治区文艺调演胜利结束》(《人民日报》1974年9月13日)《国庆期间首都文艺舞台繁花似锦》(《人民日报》1974年9月26日)《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三十三周年坚持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正确方向文化部举办革命样板戏影片汇映和工人画农民画巡回展览革命样板戏剧组文艺战士深入工厂、农村、部队为工农兵演出》(《人民日报》1975年5月22日)《沿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文艺路线胜利前进——革命现代京剧〈红云岗〉剧照(图片)》，(《人民日报》1976年3月31日)《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促进电影事业发展四十七部新影片在国庆期间上映》(《人民日报》1976年10月1日)
[41]《审椅子》一剧早在1964年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上就已经露面。据曹禺的《一场文化大革命》介绍说，“我们看了很多好戏，像《奇袭白虎团》《黛诺》《智取威虎山》《六号门》《节振国》《革命自有后来人》《草原英雄小姊妹》《杜鹃山》《延安军民》《芦荡火种》《红灯记》《送肥记》《审椅子》等等，好戏太多，举不胜举”。(《人民日报》1964年7月15日)
[42]京剧《战海浪》也在1964年就已经成型。新华社的《新华社记者综述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重大成就社会主义的新京剧诞生了》提及到:“一些观摩人员还认为，这次演出的《奇袭白虎团》《草原英雄小姊妹》《强渡大渡河》《战海浪》等以武打、载歌载舞或虚拟表演手法为主的戏，正是由于用京剧这种艺术形式来表现，才取得了这样强烈的效果。”(《人民日报》1964年8月2日)上海京剧院集体创作，张丙昆执笔，马科导演，童祥苓饰船长，孙正阳、张南云等饰船员，于1959年11月29日首演于天蟾舞台。同年参加上海市文化局、剧协上海分会主办的上海市1959年话剧、戏曲、杂技、评弹青年汇报演出。1964年重新修改加工，技术指导方传芸，音乐设计董佑文、顾永湘，美术设计上海戏剧学院戏曲舞美班。同年2月12日演于中国大戏院，沈金波饰船长，艾世菊等饰船员。3月参加上海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5月22日更名为《战海浪》，公演于人民大舞台。7月赴京参加文化部主办的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1974年，上海京剧团《龙江颂》剧组重新修改加工《战海浪》，增强了与海浪搏斗时跌扑翻滚动作的难度和音乐形象，主要演员汤俊良、蒋英鹤，段秋霞。1976年由上海电影制片厂摄成彩色影片。
[43]《津江渡》是现代京剧小戏，齐淑芳主演，1975年上京出访日本的演出剧目之一。它和《战海浪》一样，当时仍然处在实验演出阶段。
[44]在《文艺革命带来首都春节舞台兴旺景象将有二十台丰富多彩的文艺节目在各剧场和郊区、工矿、部队为工农兵演出》这一报道中提到了正在试验演出的革命现代京剧《夜渡》《草原兄妹》，革命现代舞剧《杜鹃山》(《人民日报》1976年1月29日)。
[45]在《文艺革命带来首都春节舞台兴旺景象将有二十台丰富多彩的文艺节目在各剧场和郊区、工矿、部队为工农兵演出》这一报道中提到了正在试验演出的革命现代京剧《夜渡》《草原兄妹》，革命现代舞剧《杜鹃山》(《人民日报》1976年1月29日)。
[46]中国舞剧团试验演出革命现代舞剧《杜鹃山》的具体史实可以参见《欢庆中共中央两项决议 欢庆“五一”国际劳动节北京上海文艺舞台将呈现更加繁荣喜人的景象》(《人民日报》1976年4月30日)。
[47]1976年，当初已经准备将《春苗》改变成现代京剧，越剧《春苗》已经在当年演出，京剧《春苗》剧组已经敲定，李炳淑主演，该戏排演由于政治变故而中止。除了上海的《春苗》，还有山东京剧团的现代京剧《第二个春天》，北京京剧团的《决裂》，中国京剧团队《战船台》，中央芭蕾舞团的《青春战歌》，最后都无疾而终矣。
[4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
[49]毛泽东:《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
[50]《中央政治局同志接见出席电影戏剧音乐工作者座谈会的成员》，时间:1973年1月1日晚10时30至2日1时30分。(北京电影洗印厂提供)李松编著:《“样板戏”编年史后篇·1967—1976》，秀威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版。
[51]上述引文中的“共大”指的是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这是一所半工半读的农林技术职业学校，创办于1958年。“共大”的创办得到了毛泽东的支持。
[52]李松编著:《“样板戏”编年史 后篇·1967—1976》，秀威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版。
[53]李松编著:《“样板戏”编年史 后篇·1967—1976》，秀威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版。
[54]李松编著:《“样板戏”编年史 后篇·1967—1976》，秀威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版。
[55]李松编著:《“样板戏”编年史 后篇·1967—1976》，秀威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版。
[56]李松编著:《“样板戏”编年史 后篇·1967—1976》，秀威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版。
[57]李松编著:《“样板戏”编年史 后篇·1967—1976》，秀威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版。
[58]鲁戈:《学习和运用革命样板戏经验的又一成果——评革命现代京剧《红云岗》中英嫂形象的塑造》，《人民日报》1976年3月27日。
[59]《以阶级斗争为纲，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艺革命五种全国性艺术刊物创刊《人民戏剧》《人民电影》《人民音乐》《舞蹈》《美术》即将和广大读者见面》，《人民日报》1976年3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