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的小说创作与音乐
沈从文在《沉默》一文中谈到自己三十年代初搁笔两年期间的收获:“一个人要想证明他的存在有两个方法，其一从事功上由另一人承认而证明；其一从内省上由自己感觉而证明。我用的是第二种方法。”他惊奇的发现创造是如此的奇妙:“经过一千年或三千年”“还依然有力量能揪住多数人的神经或感情，屈抑它，松弛它，绷紧它”的“有魔力的手”，于是进入沉思求索的沈从文对“手”的创造魔力有了这样的认识:“我知道我们的手不过是人类一颗心走向另一颗心的一道桥梁，作成这桥梁取材不一，也可以用金玉木石(建筑或雕刻)，也可以用颜色线条(绘画)，也可以用看来简单用来复杂的符号(音乐)，也可以用文字，用各种不同的文字”。[3]沈从文认识到人与人之间心灵沟通的三种媒介——雕刻、绘画和音乐在文学创造中的作用是巨大的，深入体察建筑(雕刻)、绘画、音乐这三种艺术形式对自己的文学创作，尤其是小说创作的深刻影响。本文将着重分析沈从文小说创作、小说理念与音乐的关系。
沈从文发现音乐的某些特点可以运用于短篇小说的创作中。沈从文发现“很好的音乐，有一种流动而不凝固的美……”，“用文字写成的一切，也能做到这个情形”。[4]沈从文在写于1950年初的《关于西南漆器及其他》一文中，回忆了音乐对自己生命意识的启迪:
一切在自然中与人生中存在的有情感的声音，陆续镶嵌在成长的生命中每一部分。这个发展影响到成熟的生命，是直觉的容易接受伟大优美乐曲的暗示或启发。到都市来已三十年，……难于适应，意识中有“承认”与“否认”两种力量永远在争持，显得混乱而无章次。唯有音乐能征服我，驯服我。一个有生命有性格的乐章在我耳边流注，逐渐浸入脑中襞折深处时，生命仿佛就有了定向，充满悲哀与善良情感，而表示完全皈依。音乐对我的说教，比任何经典教义更具效果。也许我所理解的并不是音乐，只是从乐曲节度中条理出“人的本性”。……音乐教育我，实在比任何文字书本意义都重大得多。……认识我自己生命，是从音乐而来。[5]
这是沈从文对音乐恒久与巨大魅力的体认。他感到宇宙实在是个极复杂的东西，大如太空星宿，小至蚍蜉蝼蚁，一切分裂与分解，一切繁殖与死亡，一切活动与变易，俨然都个有秩序，照固定计划向一个目的进行。然而这种目的却尚在活人思索观念边际以外，难于说明。人心复杂，似有过之无不及。然而人心的终极目的却一致，即求生命永生。对于永生意义，用文字颜色以及一切坚硬的物质材料通通不易保存(本身极不具体，当然不能用具体之物保存)。[6]因此沈从文希望用音乐表现这种境界。需要指出的是，沈从文心中的音乐并不仅仅指人工的音乐，就像庄子的“天籁”，自然界一切的和谐之音都包括在他对音乐的理解和想象中。
沈从文发现音乐比文字更见其长处。文字可以表达一种情绪，但那只是具体的个别情绪。而音乐可以借一种音响，将各种复杂的情绪，以只求神似的独特方式，灌注在流动变化的韵律中、节奏上。让主题人物在一定背景中发生存在时，动静之中似乎有些空白处，还可以用一种恰如其分的乐声填补其间。世间一切自然事象和人们对自然事象的感知、感觉，如莫扎特用音符排组，自然即可望在人间成一惊心动魄佚神荡志乐章。[7]沈从文对用文字能否传达美好的真情始终心存怀疑，因此他认为表达由幻想而来的形式不居的美只有用音乐。
音乐对沈从文的小说实践与创作观的形成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在沈从文看来，文学创作者和作曲家一样，应具备三个基本条件，首先有丰富新鲜生活经验，其次有较强的表现能力，第三，对外物的敏锐感觉。他编织故事的方法多源于音乐的启示，“自书本上，我从佛道诸经中，得到一种新的启示，即故事中的排比设计与乐曲相会相通处。尤其是关于重叠、连续、交错，湍流奔赴与一泓静止，而一切教导都溶化于事件‘叙述’和‘发展’两者中”[8]。在音乐方面对沈从文的作品进行梳理，我们可以看出沈从文主要从三个方面谈了他向音乐学习创作的思路。
一、学习音乐的流动与凝固的美。沈从文说的流动与凝固的美的另一说法是“变”与“不变”。沈从文综合考察一个作者生命发展的决定因素，也就是一个作者生命的发展并非抽象原则方法可以控制或决定它的完成实由于各方面的凑合，并非单一的运用。它和“时间”有关，和“知识吸收排斥习惯”有关，和每一个人“体质”发展“情绪”有关。就中有若干偶然的因子，形成极大的势能，想作有效控制并不容易。不仅每个人发展不能相同，即同一个人也不容易在两种日子中有个相同生命，能使手中一支笔作相似运用。一切都在流动变易中，包含外面存在和生命本体。[9]这就是文学创作中类似于音乐的变化(流动)之美。而从这个变易不定的世间，想用文字或其他材料，从某种方式中完成一些东西，保留一些虽变而不变，或在变易人生中一种过程，或在过程意义上依然留下些不变的憧憬(比如说，人性基本上的爱憎取舍，这一时代的爱憎取舍方式，在这方式上保留下的较高尚的憧憬)。[10]这就是文学创作中类似于音乐的凝固之美。
再如他用音乐的理论术语描述写小说的方法:“有些小景小人事穿插介入，故事即可在动中进行。一切似乎都永远在动，却有个由爱情而游离了的凝固灵魂，静静的独自反复歌唱，似乎不受时间影响，而凝固于原来观念上，时间上，悲剧性就强多了。”[11]这是作乐曲的方法，许多音乐都在随同一组声音相互关系而发]展，就中有个主要的声音却似乎停顿延续于另外一种方式上，形成矛盾对立而又谐和一致状态。在《烛虚》一文，沈从文进一步强调音乐流动的美感:“表现一抽象美丽印象，文字不如绘画，绘画不如数学，数学似乎又不如音乐……由幻想而来的形式流动不居的美，就只有音乐，或宏壮，或柔静，同样在抽象形式中流动，方可望能将它好好保存并重现。”[12]
上述沈从文对文学的音乐美的理性思辨，都在于要说明小说创作中的流动与凝固的方法论问题。请看他关于“音乐美”的创作示范:
试举一例。仿佛某时、某地、某人，山花照眼，河水浑浊而有生气，上浮着菜叶。有小小青蛙在河畔草丛间跳跃，远处母黄牛在豆田阡陌间长声唤子。上游或下游不知谁处有造船人斧斤声，遥度山谷而至。河边有紫花、红花、白花、蓝花，每一种花每一种颜色都包含动人的回忆和美丽联想。试摘兰花一束，抛向河中，让它与菜叶一同逐流而去，再追索这花色香的历史，则长发、清胪、粉脸、素足，都一一于印象中显现。似陌生、似熟习，本来各自分散，不相粘附，这时节忽拼合成一完整形体，美目含睇，手足微动，如闻清歌，似有爱怨。……稍过一时，一切已消失无余，只觉一白鸽在虚空飞翔。在不占据他人视线与其他物质的新的虚空中飞翔，一片白光荡摇不定。无声、无香，只一片白……又稍时一过，明窗绿树，已成陈迹。惟窗前尚有小小红花在印象中鲜艳夺目。这颗心也同样如焚如烧。[13]
“每一种花每一种颜色都包含动人的回忆和美丽联想”，“追索这花色香的历史，则长发、清胪、粉脸、素足，都一一于印象中显现”，自然的韵律与于其间的人们的生活节奏契合无痕，而印象中“似陌生、似熟习，本来各自分散，不相粘附”的人事，“这时节忽拼合成一完整形体，美目含睇，手足微动，如闻清歌，似有爱怨”。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图景如音乐般婉转流畅。
二、学习音乐的中和之美。孔子是中国古代最早谈及音乐的文人，《八佾》篇中，“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说的是上古虞舜时期叫“大韶”的主题为“舜绍尧之道德”的一组乐舞，意指虞舜以禅让继承帝位为善，故舞乐弥漫太和之气，称为“尽善”。而孔子对《武》就颇有微辞，此处“武”为周祭祀“六舞”之一，表现周武王力克商殷纣王的一组舞乐，虽天下所乐，但以武除暴，孔子认为“未尽善也”。虽孔子认为两者都美，但就对就他对两种“乐舞”的评价而言，他更为欣赏尽美又尽善《韶》乐，认为《韶》乐是和谐美的代表。这是儒家中庸思想在的音乐上的体现。
道家代表人物庄子则主张“与天合者，谓之天乐”的最高人生境界。庄子立足于自然哲学，反对人为的伪饰。“夫虚静恬淡寂寞无为者，万物之本也。……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天道》)他向往的是天生丽质，清水芙蓉，反对人为的音乐，主张自然天成的“天籁”。在庄子看来，只有不假人工，自然天成的“天籁”才能算作“至乐”。“至乐”亦即“天乐”，这是一种“听之不闻其声，视之不见其形，充满天地，苞裹六极”的音乐。天籁即自然之道的呈现，代表了最高程度的美。可见，从大方向看，庄子诗学以自然、素朴为审美旨归，在音乐的和谐美学方面与崇尚中庸之道的儒家持论是一致的。
沈从文的文论继承并具象化了倡导中庸思想的儒家和崇尚自然的道家的和谐美学思想。沈从文从欣赏音乐的和谐旋律中受到启发，认为对于一支小曲的进行，以及他的发展过程，总觉得除用音符排比以外，或容许用文字如此或如彼试作处理。他用音乐的和谐节奏美给《看虹摘星录》做解释:“从篇章中看到一种‘用人心人事作曲’的大胆尝试……有的只是一点属于人性的真情感，浸透了矜持的忧郁和轻微疯狂，由此而发生种种冲突，这冲突表面平静内部却十分激烈，因之装饰人性的礼貌与文雅，和平或蕴藉，即如何在冲突中松弛其束缚，逐渐失去平衡，必重新得到平衡。即逐渐失去平衡，在完全失去平衡之后，方可望重新得到平衡。”[14]沈从文虽然强调人性的真情感的表现要如同音乐旋律的跌宕起伏与变化发展，其中有忧郁，有疯狂，有冲突，内部激烈，失去平衡。但是这些跌宕起伏与变化发展始终被限制在一定范围、一定程度和一定性质内运动，它们必须是矜持的，轻微的，表面平静的，礼貌与文雅的，和平或蕴藉的，最后重新得到平衡。道家遵循自然的法则，无为而无不为；儒家强调无过无不及，温柔敦厚。和谐美学观念在两者达成契合。
沈从文评论中有一段文字可为印证庄子“天籁说”的典范:
“星海里的光彩，大千世界的音籁，真生命的洪流”:作者文字的光芒，……以生命的洪流，作无往不及的悬注，文字游泳在星光里，永远流动不息，与一切音籁的综合，乃成为自然的音乐。一切的动，一切的静，青天，白水，一声佛号，一声钟，冲突与和谐，庄严与悲惨，作者是无不以一颗青春的心，去鉴赏，感受而加以微带矜持的注意去说明的。[15]
如果单独提取出来阅读这段文字，恐怕大多数的读者以为他在评自己的《夜渔》。事实上，这是沈从文论徐志摩的《常州天宁寺闻礼忏声》。沈从文小说浓郁的诗化色彩正是作者膜拜自然，追求和谐美的形象显现。
最后，学习音乐的回味之美。在创作中，具体体现在小说结尾的写法上。或余音袅袅，回味无穷，如《边城》《萧萧》《静》等，这是中国民乐的演奏。或在高潮处嘎然而止，出人意料，在激烈震撼效果中让人无法平静，如《牛》《丈夫》《生》，这是交响乐的演奏。在文论中，沈从文用音乐和戏剧有些空白处与短篇小说应当给读者一种有声有色鲜明活泼的印象来说明它们都需要留下填补空间，值得让人咀嚼回味，他说:“譬如音乐和戏剧，让主题人事在一定背景中发生、存在时，动静之中似乎有些空白处，还可用一种恰如其分的乐声填补空间……理想文学佳作，不问是游记还是短篇小说，实在都应当给读者这么一种有声有色鲜明活泼的印象。”[16]
作家强调向音乐学习创作的方法，使作品有一种流动而凝固的美，冲突与中和之美，回味之美。有些小景小人事在凝固的主题观念中穿插，就会使故事动起来。而故事中人的情感发展，也要有作曲的效果。平静下隐含冲突，冲突激烈——松弛——失去平衡——获得平衡，从而收到余音绕梁的审美效果。
总之，沈从文的小说不仅具故事性，还有浓厚的抒情气息，梦幻般的色彩，这缘于他在小说中注重意境的塑造。而如何塑造意境，使之与故事讲述处理恰当，沈从文认为从其他艺术门类中可得到启发。沈从文以开阔的人类文化学眼光扩展他的文学版图，将其他艺术门类与文学联姻，广泛领悟其他艺术形式的特点融会到到其文学创作之中，尤其是小说创作中。相对独特的人生经验与内生命体验促成他凝神观照的品性，从音乐等艺术形式中悟到与小说创作的相会相通处，形成了他的小说意境创造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