底蕴深厚　境界崇高

本书入选的诗篇，凝聚了客家人千年的历史苦难，展现了客家人万里迁徙的壮阔画面，反映了客家人万难不屈、奋发有为、创业天涯的“硬汉”精神。其中有几类诗篇尤其打动广大读者的心弦。

一是心系民众、忧国忧时之作。如何对待人民大众，面对他们的苦难保持什么样的心态，这是衡量历代诗人良知的一块试金石。在漫长的封建统治中，农民处于社会的最底层，一生都被束缚在土地上，为生存而喘息呻吟。他们的遭遇牵动诗人的心。如唐代的邵谒在五古《岁丰》篇末唱道:“为供豪者粮，役尽匹夫力。天地莫施恩，施恩强者得!”反映出被压迫者的痛苦和愤懑。天时不正，久旱伤农，也使得诗人忧心如焚。宋代诗人曾几在江浙为官，终于盼来了“大雨三日，秋苗以苏”，高兴地写下《苏秀道中》:“一夕骄阳转作霖，梦回凉冷润衣襟。不愁屋漏床床湿，且喜溪流岸岸深。千里稻花应秀色，五更梧桐更佳音。无田似我犹欣舞，何况田间望岁心!”诗人不愁自己的屋漏床湿，而为千里稻花转秀而欣舞。这种关心民瘼的情感是难能可贵的。这一优良传统，一直贯穿于历代客家诗人创作之中，如近代丘逢甲《山村即目》之三:“山田一雨稻将苏，林景宜添七月图。鸡犬惊喧官牒下，农忙时节隶催租。”诗中的丰收景象与官吏催租形成尖锐的对比，使多少读者为农民的命运一叹!

清朝晚期，政府更加腐败，列强频频入侵，面对着国家被瓜分豆剖的局面，诗人忧国忧民之情更是溢于言表。这方面，黄遵宪、陈三立、李绮青、廖恩焘、丘逢甲、孙中山等人的诗作尤为感人肺腑。黄遵宪诗:“杜鹃再拜忧天泪，精卫无穷填海心。”(《赠梁任甫同年》)，表现出作者力挽狂澜、变法图强的决心。丘逢甲写于1896年5月的《春愁》:“春愁难遣愁看山，往事惊心泪欲潸。四万万人同一哭，去年今日割台湾。”反映出作者对清政府丧权辱国的悲愤之情。限于篇幅，不再举例。

二是抵抗外侵、彰显爱国主义精神的诗歌。每当外侮日深、民族矛盾激化上升之日(例如南宋时期、明末清初和鸦片战争以降)，也正是客家志士仁人踊跃报国、爱国主义诗歌喷涌而出之时。南宋末年，文天祥毁家纾难，反抗元军，兵败被俘，坚贞不屈，留下气贯长虹的《正气歌》等作品，成为中国人民反抗侵略的雄杰篇章。明朝后期的袁崇焕作为抗清英雄，他的“但留清白在，粉骨亦何辞”(《入狱》)作为一代忠良的誓言，至今令人感泣。其后历经太平天国运动和辛亥革命，到了抗日战争时期，客家诗人又写出许多脍炙人口的诗篇。郭沫若的《归国杂吟》(“又当投笔请缨时，别妇抛雏断藕丝”)表现出长期流亡日本的诗人在国难当头时期，毅然抛妻别子参加神圣抗日战争的感人精神。八路军朱德总司令在戎马倥偬之际，写下了《寄蜀中父老》《太行春感》等英雄诗篇。他的《赠友人》(“自信挥戈能退日，山河依旧战旗红”)曾经激励无数爱国者战胜敌寇的信心。叶剑英元帅的《登祝融峰》名句“听涛起雄心，誓荡扶桑儿”表达了全国军民誓退顽敌的坚强气魄。陈寅恪的《乙酉八月十一日晨起闻日本乞降喜赋》等诗，反映了中国人民历经苦难迎来胜利的喜悦。这些都是可圈可点之作。

三是抨击时政弊端、揭露讥讽黑暗势力的诗作。客家诗人一贯以歌颂真善美、鞭挞假丑恶为己任。远的不说，当代著名学者、前广西政协副主席秦似写的《悲田汉》，深刻揭露了“文革”中邪恶势力摧残精英、陷害忠良种种令人发指的罪行:“人妖颠倒乱中华，悲剧生于戏剧家。……光天竟指鹿为马，暗室难堪尿作茶。”诗人乍闻“四人帮”就擒，欣喜地写下《无题有感》，入木三分地讥讽、嘲笑了这些害人的元凶:“平生帽子随心制，未识曾留一顶无?”读之真是大快人心。而另一著名学者诗人罗元贞的《喜赠聋哑夫妻》中句云:“直言有罪何妨哑，谤语无边不若聋。”读之则令人心酸落泪:聋哑残疾本属不幸，但在那直言有罪、谤语无边的荒诞年代，正常人还不如聋哑人可以趋吉避凶。这样的社会风气，难道还应该继续下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