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风化雨 点滴入心——师从卢门二三事

春风化雨 点滴入心——师从卢门二三事

彭建成

2004年考研,我被录取到广西师范学院中国语言文学学院,有幸归于卢斯飞教授门下。卢老师是一位享受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全国模范教师。他著述丰硕,我们读书期间已经年近七十,但仍笔耕不辍,屡有论著出版,见诸核心期刊和海内外报刊的文章更是不可胜数。当时几个在校弟子谈及此事,不由感叹:“老师嘴里虽说读硕期间发表两三篇论文就够了,自己却作出表率,可见心里还是希望我们多出点成果。不加油不行哟!”我毕业后到湖南人文科技学院任教,曾担任过好几年的政治辅导员,对专业研究有所放松,卢老师察觉到我这一点,语重心长地敲打我,说:“我都快八十的人了,规定自己每年至少公开发表1~2篇论文;你还年轻,以后的路很长,在高校不攻专业是不行的,时间是挤出来的,你每年至少公开发表1~2篇论文才好啊!”2013年我转岗到书法专业,做专任老师才一年就评上了书法学副教授,因为书法学是2013年才升格的二级学科,我成了湖南人文科技学院第一个书法学副教授。那时我要是没有听先生的话,我的这个理想恐怕还要好几年才能实现。离开母校已经8年有余,教学科研的职业倦怠感偶尔会“袭击”我,正是南宁这个第二故乡与老师和同窗们的温馨回忆时常滋润我的心田,激起了我前行的勇气和激发我不懈的追求。与恩师卢斯飞教授相处三年的宝贵时光,更让我永生难忘。

先生上课具有广、新、深、活的特色。在“理清线索,突出重点,提供史料,引导思考”的教学过程中,诸如人生经验、名人轶事、街谈巷议、最新科研动态等无不成为他讲课的素材,纵横捭阖之间,让我们觉得很有新鲜感而且启发很大,几堂课下来就能悟出些撰写科研论文的方法了。我们请教先生上课有什么秘诀,先生说讲课要记住两不变,该传授的知识要传授,这是一不变;一堂课至少要有一两个生动鲜活的例子,这样才能印象深刻,否则通篇枯燥乏味的理论阐释,谁还听得下去,这是二不变。先生早就闻名学界,常有慕名来听课的外专业研究生和本科生。教室本来就不大,去晚点就没座位了。有一次我晚上上网睡迟了,上了课才匆匆赶到教室,结果座位没有了,说尽好话在文印室借到一条方凳坐在教室后排听课,从此我再也不敢迟到了。先生上完课后,我们担心他路上有什么磕绊,03、04、05级的一些学生便总陪着先生走到他家所在的楼下。我们这时常能趁机就研究中的疑问请教先生。先生有问必答,遇上牵涉面广的,干脆停下来谈,所以大约三百米的路程便常常至少要走上一刻钟。

先生博学多识,记忆力惊人。中国现代文学史大到思潮流派,小到不很起眼的作家与作品、文坛轶事,包括时间、地点、起因、经过、结果、影响、各阶段的权威评价等都记得清清楚楚。我们提到要找某个作家的资料,他不必翻书就能立即为我们开列出许多参考书目。对我们提出的观点或想法,先生不急于肯定或否定,总能循循善诱地让我们形成最佳研究方案。更令我惊讶的是,先生对中国古代文学也了如指掌而且有独到见解。有一次先生问到我妻子考研时是否遇到什么难题,我想了一下,说“子不语”她没做。先生稍微清了一下喉咙,便解释起“子不语”来,先生至少讲了七八分钟,我听得发了愣。我看过几种版本的中国古代文学史,关于“子不语”我根本没印象。后来我写了篇题为《兵器与人物形象的和谐美》的论文草稿请先生斧正,先生将我的论文结构调整并指出几处存在的硬伤后,又补充介绍了好几个次要人物和许多细节供我挑选。由这些事我亲身体会了先生学问的博大精深和超人的记忆能力。

先生每年都被院里邀请为刚入校的研究生作报告,连理科同学听了都大受启发,钦佩之情溢于言表,跟我说导师知识广博,见解深刻,观点新颖,幽默风趣。刚开始学做科研,总像没头的苍蝇,乱碰。先生告诉我们,搞科研,确定研究目标前要反复研判,要关注学术前沿动态,要重视文本细读;研究方法和研究对象互为表里,缺一不可;要善于小题大做,要善于将中心论点剖析成若干个分论点;别人研究过的,可以换个角度做;别人只有提纲式的研究,可以发挥成详细的研究;在看书过程中,有了新的灵感或发现,要立即记下来,迅速展开思考并动笔,不要等看完书再开始写作,如此等等。先生这些治学技巧对天生驽钝的我很管用,我在校期间就发表了8篇论文,尽管质量不高,也算有些小收获。他发表的《治学方法纵横谈》是我做学问的向导,我特意复印了两份,家里和学校各藏一份,以防丢失。在科研中思路梗塞,就翻出来研读。

先生德高望重,却平易近人,凡事先为别人着想,我们从他身上悟出了许多做人的道理。以前我性子较急,例如有事打电话找他,总炒爆豆似的一口气把话说完。先生却不紧不慢,说别这么急嘛,慢慢说。后来我好多了,也学会了先生的雍容大度,凡事三思而行,处之泰然。毕业离校前夕,先生又特意叮嘱我,其他都好,就烈火金刚般的脾气要改,一定要多栽花,少种刺,多做事,不争名利。到新单位后,我牢记先生临别的忠告,积极做事,低调做人。多年来历任系主任和书记都喜欢将一些大事托付给我去办理,支持我的专业工作,近五年来一直兼总管系里财务工作和担任系中心组成员。先生淡泊名利的处世哲学,教会了我怎么做人处世,为我铺平了道路。

先生在生活上也十分关心我们,隔三差五地问我们几个过得怎样。一次我感冒了,在通电话时竟然被他发现,他要我马上去他家拿药,我说没事,挺一挺就好了。先生急了,命令我马上过去。没办法,我只好从命。回忆起先生对我们种种无微不至的关心和教诲,温馨的感觉顿时涌上心头。我深深体会到启程来邕前同乡兼师兄的李松为我壮行时说的“当以父事之”的话,确实一点不为过。

逢年过节,先生和师母担心我们思乡心切,便约我们出去聚餐,有时碰巧先生的儿子、女儿也赶回来了,围桌而坐,这时我们都活跃起来,随便聊些家常,俨然一个大家庭。先生走南闯北,只差西藏没去过。对我们各个学生家乡的风土人情、历史典故、名胜古迹,他都能讲出个子丑寅卯来,加上话语机智又风趣幽默,包厢内常常欢笑阵阵。毕业后的我也很注意关爱学生。

一年元旦之夜,先生在饭局结束时还邀我们去他家坐坐,我们自然乐意。先生是广东梅州人,本科毕业于50年代的武汉大学中文系,是班上的高材生,当时各省能考上武汉大学的当属凤毛麟角。聊到珞珈山上的学习生活时,先生把在武汉大学读书时的单人照片也找了出来,几个女生齐声尖叫:“帅呆啦!”我接过一看,发黄的旧照片上那英姿勃勃的俊秀青年让我不敢相信他就是年轻时候的导师。我猛然想起这与见过的一位我敬重的名人年轻时的相片很像,岁月如刀,如今的先生满脸沧桑,精力也渐不如我们刚来时那么充沛,想来令人唏嘘。

谈起风华正茂的岁月,先生抑制不住留恋的感情,话题也多了起来。同届同门胡芳居然胆敢“犯上”,问起先生在武汉大学有没有谈恋爱。先生说那时少不更事,没追女孩子,因此和女神总是擦肩而过,但也因此有充裕的时间去读文学名著,背诵更多的优秀诗词,思考一些学术问题,参加一些文艺活动,这叫“有所失必有所得”吧。说着,先生拿出他读大一时的全班合照给我们看,我们在灯下仔细辨认,发现他当时正在拨弄琴弦,流露出天真灿烂的笑容。那种少年意趣,真是令人神往。

毕业后,我逐步走上书法史教学、书法研究和书法习练的道路,需要我付出更多的努力,近年来基本不再从事文学研究,但卢老师和母校教师们传授给我的治学方法和为人处世的正确态度与原则没有丢,所学的知识也经常能发挥作用。通过向卢老师和现在在武汉大学文学院任教的李松博士多次请教,我在有意往书法专业转向后就注意将书法与传统文化,书法与文学,书法与美学、哲学结合起来研究,因此尽管我的研究方向发生了改变,一路走来也略觉艰辛,但我将书法置于文化学的大视野进行观照,交叉学科研究让我越来越享受到科研的无穷魅力。

岁月如烟,随风而逝,离开母校已经八年有余,母校是我人生的一大转折点,我从一个山村中学教师站上了大学的讲台,母校领导和老师们的辛勤栽培让我永怀感恩。师恩难忘,我在这里受到的磨炼、得到的关怀与帮助,是值得我永远回忆与珍藏的宝贵财富。

二〇一五年八月二十八日于娄底孙水河畔

(作者为湖南人文科技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