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杨逵笔下的台湾知识分子还有一类是曾经或正在日本学习、生活的留学生。其中有《送报夫》的主人公杨君，《模范村》的主人公阮新民，《鹅妈妈出嫁》中的林文钦和“我”等。这些留日学生虽然家庭出身和经济状况不同，但他们和台湾广大知识分子一样，承受着生活中的巨大苦难。杨君一家在日本占领者的暴政下，父亲遭受毒打而死，母亲被迫上吊自杀；林文钦这位经济学家在穷困中撰写著作，最后在贫病交迫中离开人世；学艺术的“我”不得已以种花为生，却受到坏人的百般敲诈；阮新民因为反抗家庭的包办婚姻，被勾结官府的地主父亲逐出家门……但由于时代的发展和社会思潮的影响，不少留学生接受了先进的社会主义思想，具有朴素的国际主义精神，初步懂得了联合工农、发动民众的道理并且付之实行，有的还投身于民族解放运动的洪流，在实际锻炼中逐步成为杰出的爱国者和反帝反封建的勇士。杨君和阮新民便是其中的先驱。

杨君出生在一个具有高度民族气节的自耕农家庭。他在耕地被掠、父亲惨死之后背井离乡，东渡日本求学，好不容易找到一份送报的工作借以糊口，却受到派报所老板敲骨吸髓的压榨。期间他收到母校遗书，嘱他成功回来“拯救在家乡的苦难人”，思想上引起极大的震动。母亲的嘱托和日本进步青年伊藤的引导，使他勇敢投身于工人运动的实践，懂得了“使台湾人吃苦的是那些有特权的人”和“团结才有力量”的道理，从而逐步成长为一名民族解放的斗士。

阮新民“是本村第一个财主的独生子，又是一个法学士”，出外留学将近十年，是个有正义感的青年，“在学校时也参加过抗日运动”，并且在东京期间接受了阶级学说。他回到家乡后，通过耳闻目睹，痛恨父亲勾结官府和日本资本家欺压百姓的行为，同情贫苦乡民，反抗包办婚姻，从而不容于封建地主家庭。铁的事实使他认识到“做律师是无济于事的”，在卢沟桥炮声响起之后，他前往祖国大陆，同全国同胞并肩抗日。与此同时，他还派人给家乡人民送来了一箱书报，其中有《三民主义》《中国革命史》《土地与自由》《报纸的读法》《农村更生策》和《团结就是力量》等。通过陈文治的讲解和青年人如饥似渴的学习，在家乡播下了希望和光明的火种。小说的结尾是“太阳光已把黑夜征服……山后一道霞光，已经透过窗口射了进来”，这些带有象征意味的描写，显示出台湾民众和知识分子对未来的乐观和自信。

从19世纪末开始，中国知识分子在时代潮流的推动下，纷纷出国留学，寻求救国救民的出路。由于历史、文化和地缘种种原因，其中以留学日本为多。因此从“五四”时期开始，在新文学作品中便出现了一批留日学生为题材的小说，如郁达夫的《沉沦》，张资平的《红檀河之水》《她怅望着祖国的天野》等。杨逵笔下的杨君、阮新民等人物，无疑属于这类题材小说中的新人形象。杨逵的贡献在于，他通过杨君和阮新民等人物形象，强烈地表现出了以中国为取向的民族意识，反映出台湾人民在日据时期对中华民族传统的向心力、凝聚力和民族认同感与归属感。正是在杨逵的影响下，台湾文学其后才出现了一系列深明大义、爱国爱乡的进步留日学生的形象。吴浊流的长篇小说《亚细亚的孤儿》中的主人公胡大明就是一个生动的例子。这位留日学生在野蛮和正义两种力量血肉相搏的环境中历尽坎坷，从优柔寡断、苦闷徘徊的状态中挣脱出来，最终和日本殖民者彻底决裂，来到祖国的大后方，为神圣的抗日战争贡献了一份炎黄子孙应尽的力量。阮新民、胡太明等人的选择，体现了台湾爱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由于种种原因，杨逵先生生前未能亲临祖国大陆和这里的血肉同胞相聚，但他呕心沥血写出的作品仍然激励着海峡两岸的中国人民为祖国和平统一而努力奋斗。

(原载《杨逵作品研讨会论文集》，北京:台海出版社，2004年9月)

【注释】

[1]杨逵生于1905年10月18日(农历9月1日)，1985年3月12日因病去世。

[2]见《论语·子罕》。

[3]有关史实见于王芸生《台湾史话》，中国青年出版社，197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