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人生”的启蒙现代性

五四时期最有影响的小说观是“为人生”的小说观。早在文学研究会成立之前，《新青年》等刊物便开启了文学为人生的风向标。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中反对文学师古载道并要求文学服务于现实人生。周作人提出的“人的文学”和“平民文学”被司马长风认为是“为人生的文学”的开端^[1]。尔后文学研究会正式提出了“为人生”的文学观，其成立宣言写道:“将文艺当作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的时候，现在已经过去了。我们相信文学是一种工作，而且又是于人生很切要的一种工作；治文学的人也当以这事为他终身的事业，正同劳农一样。”^[2]这一宣言明确规定了文学研究会“表现人生，指导人生”的理论主脉。

在“为人生”的旗帜下，茅盾等人纷纷发表自己对文学与人生之关系的看法。茅盾之所以要改革《小说月报》，正是因为他认为:“文学的目的是综合地表现人生，不论是用写实的方法，是用象征比譬的方法，其目的总是表现人生，扩大人类的喜悦和同情，是时代的特色做它的背景。”^[3]而且，茅盾十分强调文学指导人生的社会功能。认为“和现实人生脱离关系的悬空的文学，现在已经成为死的东西；现代的活文学一定是附着于现实人生的，以促进眼前的人生为目的”^[4]。耿济之也认为:“文学一方面描写现实的社会和人生，一方面从所描写的里面表现出作者的理想。其结果:社会和人生因之改善，因之进步，而造成新的社会和新的人生，这才是真正文学的效用。”^[5]周作人在《新文学的要求》里也根据中国的社会现实以及文艺发展的自身规律认为“人生的文学”是现今中国唯一的需要。关于“为人生”小说观在当时的影响，叶圣陶做了总结:“大家有个新的观念，视小说为精神生活上一种重要的必需的事物。换一句话说，就是小说和人生抱合了，融合了，不可分离了。”^[6]

从现代性的理论角度看，“为人生”的小说观显然贯穿着五四小说对启蒙现代性的追求。一般认为，在现代社会发展过程中产生了两种不同的现代性，一种是从社会学的角度界定的启蒙现代性(或曰“历史现代性”“社会现代性”)，其内涵是工具理性；一种是从文化学的角度界定的审美现代性(或曰“文学现代性”“文化现代性”)，其内涵是审美理性。具体而言，启蒙现代性表现在文论上就是指“在文论中贯穿启蒙精神的核心内容和价值取向，与审美现代性或文学现代性恪守‘为艺术而艺术’的自主性与自律性相反，要求文学艺术弘扬启蒙精神，宣传启蒙思想，为社会历史的现代化进程服务”^[7]。考察“为人生”小说观产生的历史文化语境，我们可以看到，作为“后发外生型”国家，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是在侵略者的洋枪大炮威逼之中受西方文明熏染起步的。所以，使中华民族摆脱西方列强的侵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成为中国现代化的首要任务，启蒙理性的指向也因为国家危亡的现实处境而被纳入救亡图存的轨道。

应运而生的新文化运动是一场空前的思想解放运动，它以民主和科学为利器，以人的解放为核心，以对国民进行思想启蒙为要务，以建立一个自由、平等、民主的现代民族国家为目的。在五四文学参与建构现代化民族国家的过程中，小说这一文类表现得尤为突出，它因为语言的通俗、内容的生动和在民间的巨大影响而成为思想启蒙的最佳工具之一。而在五四时期多种小说观念并存的多元化格局中，能胜任这个艰巨而崇高的任务的，“为人生”的小说观虽然不是唯一的选择，但无疑是最好的选择。换言之，它最能适应五四新文学对启蒙现代性的诉求。

在“为人生”的小说观的指导下，文学研究会的小说创作都将关心民生疾苦、反映社会现实作为一种自觉的文学追求。鲁迅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一文中曾说创作小说是因为“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是“为人生”，要“改良这人生”，“引起疗救的注意”。^[8]可见，鲁迅写作小说的目的是指向建立“人国”的理性价值。而且文学观念的实施总是要落实到具体的文学创作实践上，从小说创作实绩来看，以冰心为代表的“问题小说”，以王鲁彦、彭家煌为代表的“乡土小说”，以叶绍钧为代表的“人生小说”都强调了小说“为人生”的启蒙性:有的反映了社会转型时期的知识分子的苦闷生活；有的探讨了婚姻自由、个性解放等社会问题；有的展示了繁华都市里小市民的灰色人生；有的描绘了愚昧落后的农村场景和农民的悲剧命运。所以，究其实质，“为人生”的小说观是将小说视作改造国民、促进社会进步、建设现代民族国家的重要工具，内含启蒙现代性的诉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