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在反对日本殖民者和“皇民化运动”的漫长岁月中，台湾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各界人士心向祖国，团结御侮，同仇敌忾，用实际行动支援祖国的全面抗战。他们从苦难中觉醒、抗争的历程，在杨逵的作品中得到了充分的反映。

杨逵笔下的台湾知识分子形象多种多样，就其所受教育和生活经历来说，大致有两种情况。一类是在台湾土生土长的知识分子。他们有教师(如《春光关不住》中的数学老师“我”，剧本《牛犁分家》中的乡村教师林耕南等)，有医生(如《无医村》中的穷医生)，有作家(如《泥娃娃》中的“我”，有栖身农村的失业人员(如《模范村》中的陈文治)等。这些人物都为广大读者所熟悉。像短篇《春光关不住》于1976年被选入台湾中学语文教科书，题名改为《压不扁的玫瑰花》，早已成为家喻户晓的故事，而那株“在很重的水泥板底下，竟能找出一条小小的缝，抽出芽来，还长着这么一个大花苞”的玫瑰花，也得到广大读者的认同，升华为祖国统一和人民团圆的象征。话剧《牛犁分家》于1980年在台中、高雄等地连续演出，并为美洲《华侨日报》转载，深受欢迎。剧中林耕南的两个儿子在抗战胜利后曾因家庭矛盾分家，后来他们觉醒到:为了过上好日子必须重新和好合为一家。这个故事所寄寓的骨肉情深、团结创业的思想，也正是海峡两岸中华儿女的共同心愿。杨逵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以现实主义笔触真实可信地描写台湾同胞和台湾知识分子在日据时代苦难命运的同时，也没有丧失对光明的追求、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对祖国统一的热切期望，始终给读者以信心、启迪和力量。在这方面，《模范村》中的陈文治是一个塑造得非常成功的形象，具有很强的感染力和说服力。

陈文治是一个老实忠厚的文弱书生，祖父是个秀才，给他留下的是“一所东倒西歪的房子，一所在屋里可以观月的书房，和竹林以内两百多坪的地皮”，父亲则“靠教汉学维持生计”。父亲死后，日本政府禁止汉学，他的书房便成了“鸡鸭的住处”。陈文治年轻时学过汉学，接受过日本式的教育，两种学问都颇有些造诣。他参加了文官考试，可是“考试及格五年多了”，因为不懂得“找人事关系”，又没有“买官的这一笔钱”，只好呆在家里养鸡种菜，但这样也难求温饱，为了“赊一分钱的盐”而受尽老板娘的羞辱。尽管“三十几岁还是光棍一条”，书房“成了鸡鸭的住处”，但他生性耿介，在帮助村里十来个穷苦少年儿童读书识字时，却是“坚决不受礼”。陈文治家里三代人都是知书达礼的传统知识分子，他们家从自给自足“维持生计”到入不敷出、负债累累，鲜明地反映了在殖民主义和封建势力双重压迫下台湾农村加速贫困化的过程。陈文治的困窘得到村里穷苦农民、青年学生的同情支持，他的思想认识通过残酷现实的教训和留日进步学生阮新民的点拨，也产生了极大的变化。从此，他团结村里的青年人学习“政治、经济、社会这类难懂的书”，迫切地想从中“找到他们所渴望的新事情”。小说中对此有段精彩的描写:

陈文治讲着，把手里的书放下，拿起另外一本书翻读。这些青年人既没有读过书，也没看过报纸……不过，台湾人是中国人，日本人曾经把台湾占领了，叫台胞过着牛马都不如的生活……这是大家由日常生活得来的很切实的经验，不会不知道的。台湾虽然被日本人管了，不过，我们还有祖国存在，这是在隔海那边……大家希望能够做自己的主人，不要让人家管，不愿当人家的奴隶，这也是不教自通的道理。

这段话出现在60多年前(《模范村》写于1937年8月)，但在今天仍然闪烁着真理的光芒，仍然具有强烈的针对性。那些数典忘祖、叫嚣“台独”的人们如果读到这段话，不知是不是还会感到脸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