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福州谢家大院东院厅堂上有一幅楹联:“海阔天空气象，风光月霁襟怀”，这幅楹联蕴藏了两种审美观照方式，林纾在《春觉斋论文》中论说了二者的区别。前者雄视万里，“凌驾于世界之上”，取材重大，壮豪慷慨，大多取俯仰之视点，大起大落，扣住人生灵魂等本质问题；后者紧贴身旁事，“与世界合成一体”，取材偏小，平易细腻，大多取平视的姿态，波澜不惊，伤春哀时，抓住的只是人情、世故的小纠缠。对“冰心体”的梳理，能够发现“冰心体”所融括的人物、事物、景物，无不显示着一种“风光月霁襟怀”的气质。空间跨度是“小”的，感情域阈是“小”的，景物选择上是“小”的。在家便囿于庭院、花池；在外，则囿于沙穰疗养院、威尔斯利大学；写情便是父母、兄弟姐妹、儿童；写山，便是花草树木；写水，便是海的日出日落；或是颦笑(《笑》)、红莲(《往事一·七》)、分别(《往事二》)、罹病(《寄小读者》)、小鼠(《寄小读者·通讯二》)、蜈蚣(《往事一·六》)、蒲公英(《寄小读者·通讯十七》)、怯弱的心灵与古国的音乐(《山中杂记》)、母爱与童真，并且感悟全由这些生发而出。对母爱的描写，散文避免了小说《超人》中的牵强，散文里的母爱仅眷顾于“我”，而不是如小说中为体现“母爱”的博大，就明显“做”出一些情节。对儿童，“我”是儿童的知己，是大姐姐，用儿童的口吻写情述景，对儿童尊重、爱护，在一定的盲目中，流露出对童真的崇拜。对自然，她的大海也是少“超绝威严”，而多“温柔沉静”(《往事一·十四》)的。有人说，“对细小事物的细致关注与款款深情是冰心切入人生与自然的最具特色的视角”。

人们总是以为，冰心只是执著地在平凡的小小的世事人物中发掘美，发现真与善，以一颗纯洁的爱心去体味寄予其中的微妙的情思。但是她晚年概括自己为文，却谓“酸甜苦辣”贯串她的一生。二十年代的散文创作中我们能看到她离别之酸、思念之苦、相聚之甜，似乎单单少“辣”，更难寻所谓“海阔天空气象”及“那种激越豪放，大刀阔斧的胸襟”(《寄小读者·通讯三》)，或者“俯视”“远视”的审美观照。研究者的说法和作家自己的说法，到底是谁的更接近冰心二十年代散文文本文体的真实状态呢?

冰心开出的“母爱、童真、自然”“爱的哲学”“人道主义”等社会药方，与男性社会的思想主流如“主义”“真理”“科学”等尚存在较大距离，但不可否认，冰心又是“新文学作家”，有着对“新思潮”的敏感，这些矛盾都要暴露在她的文体上，从我们的阅读感受来看，这些矛盾突出地表现为渗透在文字和感情中的一系列错位、碰撞、摩擦。

冰心爱思想，她断片式的思想集中在《繁星》与《春水》中，而散文的偶然“思想”却沉重得多，如“乡愁每深一分，‘我’的存在就证实了一分，——何以故?因我确有个感受痛苦的心灵与躯壳故”(《往事二·一》)。《往事二》在篇末特别有一个附注——“每篇末的日月，是那段‘往事’发生的日期与地点，和写作的时地，是不相干的”。由十节构成的《往事二》，写在北京离家、美国生病、“太平洋舟中”远航的“往事”，这些“往事”与《往事一》不同，比如对“生命”的理解，《往事一》说“假如生命是乏味的，我怕有来生。假如生命是有趣的，今生已是满足的了”(《之一》)。前面引文中《往事二》的生命是“外向”的，是有时空感和立体感的，能觑见存在主义的些许痕迹，而《往事一》是诗意的，是内向，只是谈“来世今生”的理想。这就是“海阔天空气象”与“风光月霁襟怀”的区别。这些也能从《寄小读者》中看到，如“世上的一切事物，只是百千面大大小小的镜子，重叠对照，反射又反射，于是世上有了这许多璀璨辉煌，虹影般的光彩”(《通讯十七》)；再如她谈及争糖饼一事，“但他若逞强，不由分说的和我争夺，为着‘正义’，为着引导他走‘公理’的道路，我就要奋然的，怀着满腔的热爱来抵御，并碎此饼而不惜”(《通讯十八》)。前者颇有“镜像”理论的意味，后者则直陈“正义”与“公理”这种时代气息浓重的道理。

这几个例子以儿童的口吻说哲理，与文本整体文字风格不谐调，她自己也说:“我原来是想用小孩子口气，说天真话的，不想越写越不像。”这种“不像”是不能够让“小朋友”理解的，因为它们已发生了一种“童言”与“成人哲理”的错位，天真的语言外壳和伟大的思想内核之间的错位。这种错位是以儿童价值观来超越成人价值观，但问题的指向却是经常引发成人思考的问题——同情心的弱化、是非观的颠倒。这些对成人的理性认识，是一个成人对成人世界的反思，以“俯视”的姿态，对成人思想进行批判，并在此基础上实现成人理性的升华，她赞颂一种与不健全的成人情感与价值观相对立的情感与价值诉求。人们总是认为冰心的散文是完全抒写自我的，茅盾就说:“她的作品中，不反映社会，却反映了她自己，她把自己反映得再清楚也没有。”但我们认为冰心并没有做到完全地抒写自我，就文体来说，她的文字往往不再是“风光月霁襟怀”那样纯净，感情上也不再凝练，而显示些许的恣肆，对于图画的形象式描摹也放弃了许多。这就是我们需要定义的“海阔天空气象”的文体特色。

冰心那种从从容容、自由发挥、一气呵成、“文气”通畅的创作形态不见了，代替它们的是不受管制偷偷溜出的成人思想。不过当这些成人思想被儿童语言包围的时候，它们并没有被消解、淹没。冰心对这一“陷阱”的过渡有什么技巧呢?

这个技巧就是与可能存在的艰涩并现的，并体现于作家文本中的“对话”意识。“对话”召唤读者思考，消解成人哲理的生涩，冰心的“对话”是一个平等对待他人的意识，渴望与他人交流，施加并接受他人影响的过程。“小朋友们，请容我忏悔”，“严正的小朋友，请你们裁判罢”(《通讯二》)；“我一人究竟太微小了，仰祷上天之外，只能求助于万里外的纯洁伟大的小朋友”(《通讯十五》)；“但这种普遍淡漠的心，除了博爱的小朋友，有谁知道”(《通讯十七》)；“让这话在你们心中旋转一周罢”(《通讯十八》)。这种“对话”模式鼓励“读者”——小朋友进入思考，进入作家为他们创设的思考空间，在这个空间显示出文字的“未完成性”，这里的是非曲直就留待“小朋友”用自己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来加以评判和发挥了。这种“对话”模式也渐渐填补起抽象哲理表达后的结构“真空”，起到“承”与“合”的作用。在文体意义上，和《繁星》、《春水》自言自语式的断片感悟，没有逻辑的“思想珍珠”完全区别，把“俯视”的居高临下降为类似“平视”的角度，“海阔天空气象”也平易亲近起来。

综上，冰心是有“主义”的，诸如“民族主义”“平等意识”等，与文学革命主流相契合。有了这种认识，我们也能为她八、九十年代写作《我请求》《无士则如何》《施者比受者更为有福》《万般皆下品》《我的家在那里》《五行缺火》等文章找到理由——她的文字一直有一条“辣”线隐伏着，只是到晚年更趋“老辣”。

冰心一生爱海，是“大海的女儿”，立志成为一个“海化”青年，在文本内涵上她也像海一样眼界开阔，由之引导出的文体形式，也显示“虚怀又广博”的气质。“冰心体”是一个综合“海阔天空气象”与“风光月霁襟怀”的文体样式。与20年代男性作家的散文创作相比，她更带有女性的雍容慈爱，与其他女性作家相比又带上一种异于女性的阔大深远，成为20年代散文创作园地中的奇丽风景。

(作者为温州医科大学党(校)办副主任，在读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