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对风尘　喜迎春

卢斯飞原籍广东兴宁，1936年出生于江西龙南。少年时代负笈求学于粤赣之间，他曾就粤赣的人文环境谈起自己的感性印象:赣南在明代由于王阳明讲学倡导，曾经在国学方面有不少成就，但近代以后则稍逊粤东了。粤东地近沿海，华侨众多，再加上香港、广州等地求学做事的人多，因此较早和较多地接触到一些新的政治思潮和文化思潮。地缘文化差异，也反映到老师们的教学风格等方面。大抵而言，粤东的老师得风气之先，思想比较开放，喜欢接触时事，对问题显得敏感，且爱加以议论。后来，卢斯飞能够顺利考取武汉大学中文系，自然与在兴宁读书期间，受教名师、博览群书、视野开阔、交往扩大的经历息息相关。

卢斯飞1954年高中毕业，同年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武汉大学中文系，并很快成为班长、校报《新武大》的编辑和记者。他之所以选择武汉大学，是因为毕业前夕，他在阅览室的《人民画报》上，看到了武汉大学的几张照片，樱花绽放的校道、宫殿式的建筑和碧波荡漾的东湖，完全符合他心中大学之神圣和美丽的理想。也许，武汉大学的求学之路于卢斯飞而言，是一次如期而至的美丽邂逅，也是一个不期而然的惊愕背驰；是少年青春照见万事妩媚的恣意遐思，也是耄耋之年回首珞珈东湖的潸然泪下。1957年突如其来的“风暴”席卷了武汉大学，反右斗争一浪高过一浪，有影响的教授和班级里的很多同学遭遇不测，卢斯飞也深陷其中。1963年秋天，他被分配到内蒙古乌兰察布草原从事教育工作，未曾料到，1968年自己又卷入“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特大冤案，惨遭缧绁，失去自由，一度伤心欲绝。然而，连续的祸患并没有击倒卢斯飞，他不断鼓励自己积极投入到教育工作中。在内蒙古乌兰察布草原工作期间，卢斯飞对教学由生疏到喜爱，用力最勤，成绩显著。他不但成为出色的教学能手，还将有关教学实践的理论思考写成论文发表在《内蒙古教育》《语文学刊》和《内蒙古日报》等报刊上。此外，他还经常和同事、朋友讨论文史哲方面的心得，取得共识，还撰文发表在《光明日报》《语文学刊》《文科教学》等报刊上。就在他真正要跨进中学语文教学的门槛之时，内蒙古师范学院函授部和新成立的乌盟师专向他发出召唤。回首在内蒙古草原生活的18个年头，他不无感慨道:在那漫长的岁月里，我对大草原从完全陌生到逐步熟悉，从似喜似悲的心态到热情投入；我曾挥洒过青春的汗水，灌溉过幼苗的成长，也曾经历“文革”的灾难，饮啜过短暂的铁窗苦汁……回忆往事，正如俄罗斯诗人普希金所言:一切都是暂时的，转瞬即逝，而逝去的将变为可爱。

1978年全国第一次科学大会召开后，卢斯飞接到南宁师范学院(今广西师范学院)袁似瑶院长的来信，信中表达对卢斯飞才华的肯定，还提到为其解决住房、调档从缓，以及母亲户口“农转非”等问题，袁院长所给予的从安居到乐业的种种关心，对于当时处境下的卢斯飞而言，是关键时刻的一次“非常之举”，正是这一举措奏响了卢斯飞生命之春的美丽乐章。他满怀感动之情，坚定了“择木而栖”的信心。此后虽有回深圳高校任教的机会，他还是放弃了，坚定地留在了广西。在留桂的三十余年间，他历任学报副主编、校图书馆馆长、华文文学研究所所长，并以教学和科研的双丰收，回报学校的知遇之恩。他无比感动地在日记里写下此时此刻的生命感受:飞霜两鬓届中年，检点半生付教鞭。且喜秋山秋实好，涸池汩汩吐新泉。关于这些回忆的文字，可见于他《幽默与人生》中的“人生走笔”，在这些朴素的追忆中，我们看到:卢斯飞没有因为经历政治风暴、家人羁旅、骨肉分离而放弃希望，迷失自我，而是在认清真理和现实的路上，努力进取、开拓人生，进而寻找自己的生命之路。这是一个知识分子的成长历程与道德选择，更是一代知识分子的汪洋大度和豁达心境。正因此，他把对中国文学研究的热情聚焦在思想研究上，关注文化思想和社会主义事业之间的关系。他认为，十年浩劫对于我们的教训是，反封建主义不仅是我国新文学的一个强烈的战斗主题，就是在我国已经进入新的历史时期的今天，肃清封建主义的遗毒也仍然是社会主义的重要使命。因此，他十分重视文学作品中的思想性，关注作家对时代问题的反应，以及作家的道义选择。显然，他的这些反映在文学研究上的思想，绝不是一时的仓促之举，而是源自对时代、社会的深刻反思和道义坚守。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何这位在苦难中成长的学者会花费毕生的精力为学术和教育而辛勤耕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