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律体新诗魁首”缘何遭受冷遇

作家徐訏以小说成名，诗歌声名不免为小说盛名所盖，但也有名家认为其诗比小说更胜一筹，新月派诗人邵洵美及港台作家罗兰、司马长风、徐东滨等即是弹此调者^[1]。另有耕耘文坛的物理学家孙观汉，在宏览千余册新文学作品之后提出:“徐訏先生是二十世纪中国最伟大的新诗人。”^[2]仅此可见，徐訏诗绝不应被当作等闲视之。

徐訏在上世纪20年代末甫一写诗便实验新格律体，此后数十年写诗逾千首，以抒情诗为主。林语堂说:“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在诗方面可以举出的最少……徐訏是一个例外。他的诗铿锵成章，非常自然。但是最好的诗人还是徐志摩。”^[3]可见徐訏诗因其“铿锵成章，非常自然”而被林语堂高视。潘亚暾、康夫、孙观汉等人也盛赞徐訏诗歌“音调和谐，起伏有致”^[4]。此外，大陆及港台众多作曲家为徐訏诗歌谱曲达数十首，作曲家们所喜的是徐訏诗歌的韵律与意境。其中，徐訏诗剧《鹊桥的想象》被作曲家林声翕等人先后谱曲并演为歌剧，反响巨大。有香港音乐界人士称，“现代中国诗人的新诗，为作曲家谱成歌曲，以量及质而言，徐訏先生是第一人”，香港还曾多次举办徐訏歌诗欣赏会^[5]。由此，可窥知徐訏诗歌在韵律上的成就。

纵观徐訏诗歌研究史，关于其诗“以格律体为主”的命题似已无争议，并且批评家古远清、张新、沈用大、廖文杰等人已明确指出徐訏诗风与格律诗派之新月派相近^[6]，廖文杰先生进一步指出徐訏诗歌已创出新格。此外，方宽烈指出徐訏诗歌与古词有些相似之处^[7]；潘亚暾指出徐訏诗歌在创作方法上借鉴了民歌、自由诗、古典诗词和西方现代诗，但尚未揭示在韵律方面如何借鉴^[8]。因此，关于“徐訏新诗何以铿锵成章”的问题迄今尚未有解。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徐訏诗除了受众多音乐家及少数文学家青睐之外，在港台诗坛上并未获得足够重视，我认为这并非是大浪淘沙之故，而是诗歌生态不平衡使然。平衡的诗歌生态应是自由体与格律体“颉之颃之”——沉思型诗歌宜于选用自由体以照应飞扬的思绪，而抒情型诗歌尤其是追求精微效果的宜于择取格律体以摹拟脉动节奏与情思涨落，二者不应偏废——遗憾的是，在20世纪诗歌新旧转捩的过程中，格律体新诗创作因未能全面发挥体例优势而被迫向边缘定位，自由体与现代派诗则因呼应时代需要而上升为诗歌主潮。这种诗歌生态的不平衡及其诗学观念的对立(在20世纪60年代徐訏就曾与台湾现代派诗人有过论争)直接影响了对徐訏诗歌的评价。此外，徐訏研究的相对滞后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因此，在诗史中徐訏的地位时有时无便不足为奇了。所幸的是，格律诗复兴在当下已见端倪——经过创研工作者近一个世纪的探索，如今格律体新诗如积薪候燎的凤凰，浴火重生指日可待，斯情斯景，宛然20世纪20、30年代诗歌新旧转捩之盛况，或以更悠远的目光谛视，则此时正宛若唐之前格律尚未定型的时期，大有可为之时。徐訏研究也已备受瞩目，只是翠尘珠坱还须假以时日方能重现光华。为此，我且不揣浅陋愿为引玉之砖，初探徐訏新诗得以“铿锵成章”之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