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对于历史的见解

中国的文化中心，大家都知道是《六经》和孔子。《六经》的问题复杂，我们先来看孔子。记载孔子言行的《论语》，是有史以来第一部私家著作。我们可以在《论语》中看出孔子对于历史的见解。

孔子虽是儒家的开创者，但这原是后来的儒家推尊他为始祖而已，他并没有创立一种主义，也没有定出什么具体的政治计画来。他虽常提起夏、殷，但夏、殷的历史差不多没有说到。《八佾篇》云：

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

他说夏、殷之礼的“不足征”由于他们后裔杞、宋二国的“文献不足”，似乎很能注意到史料上。但为什么对于夏、殷之礼又两云“吾能言之”呢？既已没有史料，他怎么去讲历史呢？这不彀人疑惑？由我猜想，恐怕那时人对于夏、殷的故事都随便说，孔子也不能免。所谓“不足征”的，是史料。所谓“吾能言”的，是传说。照这样讲，孔子口里的夏、殷之礼就有问题了。

他又说：“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卫灵公》。又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八佾》。在这两句话里，可见他的心目中的夏、殷的礼对于周代人的效用只在“留备择取”的一点。他只拿了致用观念来看夏、殷，而不拿历史观念来看夏、殷，这个意思表示得非常清楚。要是他用了我们的态度，就得问：“夏、殷的礼究竟是怎样的？”“夏、殷的礼是怎样构成的？”“夏、殷的礼在我们这个时代里有什么实用价值？”在这种观念之下，与周有关的尚可仅凭传说，而与周无关的自然更不妨让它澌灭了。

制度既已只备择取，史事当然只备劝惩。在《论语》里，可以看出孔子和弟子们说话时称引的人，只是把人类的性质品行分成数类，每类举出几个最有力量的代表。例如做人君的要无为如尧、舜，勤俭如禹、稷，知人如舜、汤；做人臣的，要能干如周公、管仲，忠直如史鱼、柳下惠，识见如伯夷、蘧伯玉。他提起古人，不是传授历史知识，乃是教人去效法或警戒。这种观念原是当时人所通有的。因为日久流行在口头的缘故，所以好人会尽量好，坏人会尽量坏。其实岂但当时人，就是现在，除掉研究历史的专家以外，提到古人，谁不只记得几个特别好的和特别坏的。你随便走进一个戏园或评书馆，就可以听得能干的姜太公和诸葛亮，勇敢的薛仁贵和杨继业，奸诈的曹操和秦桧，方正的包龙图和海瑞；以及武松、黄天霸等义士，李太白、唐伯虎等才子，杨贵妃、崔莺莺等美人，妲己精、潘金莲等淫妇。这些演员和听众，并不要求知道这班古人的年代先后与其特殊的环境，只觉得古来的人，或善或恶，其翘然特出于人群的不过这几个而已。有了这几个，他们说话或唱戏时就尽够引用了，要寻一个人物作自己的模范时也有所取资了。当时子贡究竟是一个智识分子，他听了抑扬过甚的传说不免引起了怀疑。他道：“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子张》。这句话的反面，就是说：“周公之才之美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居上流者，天下之善皆归焉。”也就是说：“中流者非无善恶也，天下之善恶皆不归焉。”这实在是一句聪明话，是我们的辨伪史中的第一句话。

古时只有代表人物而没有史。今日则既有留存于民众心目间的代表人物，又有为学者们所保存研究的历史材料。这是古今的一大区别。古时虽以孔子之圣知，也曾起过“文献不足”的感叹，但究竟受时代的束缚，惟有宛转牵就于致用的观念之下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