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莽的《自本》
《礼记·郊特牲》有云：
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诸侯。而公庙之设于私家，非礼也，由三桓始也。
这是儒家的阶级思想，他们要使天子、诸侯、大夫……的阶级分明。因为这样，所以诸侯的祖只能推到始封者，而不能推到始封者之父；天子。大夫的祖只能推到始命者，而不能推到始命者之父。诸侯。
王莽固然是礼家出身，不过他想做皇帝，便顾不得这些了。于是他打破礼教的束缚而发表他的《自本》。颜师古注“自本”曰：“述其本系。”不知当时书名是不是这两个字；如其是的，则当由《世本》所脱化。
《汉书·元后传》云：
莽自谓黄帝之后，其《自本》曰：黄帝姓姚氏，八世生虞舜。舜起妫汭，以妫为姓。至周武王，封舜后妫满于陈，是为胡公。十三世生完，完字敬仲，奔齐，齐桓公以为卿，姓田氏。十一世，田和有齐国。三世，称王。至王建，为秦所灭。项羽起，封建孙安为济北王。至汉兴，安失国，齐人谓之王家，因以为氏。
文、景间，安孙遂，字伯纪，处东平陵。生贺，字翁孺，为武帝绣衣御史，逐捕魏郡群盗……翁孺皆纵不诛；它部御史……至斩万余人。……翁孺以奉使不称，免。叹曰：“吾闻活千人，有封子孙。吾所活者万余人，后世其兴乎！”
翁孺既免，而与东平陵终氏为怨，乃徙魏郡元城委粟里，为三老。魏郡人德之。元城建公曰：“昔春秋沙麓崩，晋史卜之曰：‘阴为阳雄，土火相乘，故有沙麓崩。后六百四十五年，宜有圣女兴。其齐田乎？’今王翁孺徙，正直其地，日月当之。元城郭东有五鹿之虚，即沙麓地也。后八十年，当有贵女兴天下云。”
在这一篇文字里，我们可以知道几件事实：
1.王莽有两个祖先是古帝，黄帝、舜。又有几世是周代的诸侯，陈。又有几世是战国时的王；齐。直至汉兴，始为平民。他是一个极久远的贵族。
2.王贺捕盗，所活万余人，有兴兆。
3.王贺徙居元城，即春秋时沙麓故地；而春秋时沙麓崩，晋史在占卜上已知道六百四十五年之后将有田氏圣女兴的事。
王莽有了这样一个高贵的世系，又有两个兴盛的豫兆，他就被证明为有做皇帝的资格了。
于是，我们试把这篇话研究一下：
其一，他说“黄帝姓姚氏”，这是我们以前所没有听见过的。我们以前只从《国语》里知道黄帝姓姬：
昔少典娶于有蟜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晋语四》。
黄帝之子二十五人，其同姓者二人而己。……惟苍林氏同于黄帝，故皆为姬姓。同上。
又从《史记》中知道黄帝姓公孙：
黄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孙。《五帝本纪》。
可是现在他又姓了姚，他便有了三个姓了。
其二，他说“黄帝……八世生虞舜”，这确与《帝系》所谓：
黄帝产昌意。昌意产高阳，是为帝颛顼。颛顼产穷蝉。穷蝉产敬康。敬康产句芒。句芒产蟜牛。蟜牛产瞽瞍。瞽瞍产重华——是为帝舜——及产象敖。
相合。但《国语》包《左传》。中却尚有一个幕。
有虞氏禘黄帝而祖颛顼。……幕，能帅颛顼者也，有虞氏报焉。《鲁语》上。
陈，颛顼之族也。……自幕至于瞽瞍无违命，舜重之以明德。《左传·昭八年》。
如果把幕插入《帝系》的世系里，岂不成了九世吗？(https://www.daowen.com)
其三，他说“舜起妫汭，以妫为姓”，这是又有问题的。《尧典》中固说“厘降二女于妫汭，嫔于虞”，似乎舜有姓妫的可能。但《楚辞》中说：
舜闵在家，父何以鱞？尧不姚告，二女何亲？《天问》。
《左传》也说：
少康……逃奔有虞……虞思于是妻之以二姚而邑诸纶。哀三年。
《史记》也说：
帝舜曰：“咨尔费，赞禹功……尔后嗣将大出！”乃妻之姚姓之玉女。《秦本纪》。
可见战国、秦、汉间人都以为舜姓姚。现在舜的姚姓送与黄帝，而自己则改姓为妫了，这岂非一件奇突的事。但他所以这样说，也有他的道理。《史记》云：
陈胡公满者，虞帝舜之后也。昔舜为庶人时，尧妻之二女，居于妫汭，其后因为氏姓，姓妫氏。《陈杞世家》。
这可见司马迁以为舜后即改姓为妫的。又《左传》云：
舜重之以明德，寘德于遂，遂世守之。及胡公不淫，故周赐之姓，使祀虞帝。昭八年。
可见《左传》的作者以为周初封胡公时是赐姓为妫的。王莽以为舜后之陈即可姓妫，则舜亦自可姓妫了。
其四，自胡公至田安，时代较近，有史书可凭，没有问题。惟王氏是否济北王之后，还有一点小疑问。王符《潜夫论》云：
周室衰微，吴、楚僭号，下历七国，咸各称王。故王氏、王孙氏、公孙氏……国自有之。《志氏姓》。
周灵王之太子晋……其嗣避周难于晋，家于平阳，因氏王氏。同上。
然则王氏的来源并非单元，凡是王国之后都可姓王。王莽不姓田氏而姓王氏，固有出于田齐的可能性，却无出于田齐的必然性。《潜夫论》又云：
汉高祖徙诸田关中。……及莽，自谓本田安之后；以王家，故更氏云。同上。
加上“自谓”二字，言下也颇有不信任的意思。
其五，他以春秋时沙麓崩为王氏将兴之兆，这是显然的谰言。按《春秋·僖公十四年》：
秋八月辛卯，沙鹿崩。
它没有说明在哪一国。《公羊传》云：“沙鹿者何？河上之邑也。”“河上”，占的地方太广了，究竟是哪里呢？《穀梁传》云：“林属于山为鹿；沙，山名也。”说得更空洞了。可知《公》、《穀》二传的作者实在没有知道它在哪里。到了《左传》，始说：
秋八月辛卯，沙鹿崩。晋卜偃曰：“期年将有大咎，几亡国。”
这才指定沙鹿为晋国之地，晋当承其咎了。所谓“期年将有大咎”，盖指僖十五年晋惠公与秦战于韩被获的事。疑《左传》的作者看了下一年之《经》而定为晋的咎征，因以沙鹿为晋地的。在这里，也没有齐、田之圣女将兴的卜说。或曰：康氏定《左传》为刘歆改《国语》而成，你已相信他的话了。但康氏又说刘歆的改作《左传》，主助莽篡。现在王莽以沙鹿崩为王氏之瑞，而《左传》无之，可见《左传》不是助莽篡位的书了。它既不是助莽篡位的书，则必不出于刘歆的改作了。我对于此问的答说，是：《左传》的出现由于刘歆，这是我相信的，但《左传》的材料，性质甚为复杂，有的是《国语》原文，有的是他种古书之文而为刘歆所采，有的是刘歆所臆增，有的是刘歆以后的人所增，原不可一概而论。即刘歆所臆增者，有的是为解释经文而增，有的是为发挥他自己意见而增，有的是为适应汉末新初的时势而增，也不可一概而论。且刘歆所增的，或因不合于东汉时的功令，或因不适于东汉人的脾胃，以致被删或被改，也是可有的事。此等事皆有待于我们的详细考核。康氏的话，只可作一个提议或一个发凡，完工的日子正远着呢。所以我们现在对于《左传》的话，不可用了一种简单的标准去下评判。本篇中有的取它，有的驳它，并非漫无标准，乃是希望以不同的评判寻出多种的标准。至于研究的精密，自非今日之事。这大约是王莽因自己的家住在沙鹿，故就《春秋经》文附会为此。
综上所说，可知《自本》中晋史之言，曰“阴为阳雄”，曰“宜有圣女兴”，明是王太后握了政权之后所造。曰“土火相乘”，也明是汉为火德之说已兴之后所造。曰“后六百四十五年”，按鲁僖公十四年当西元前六百四十六年，至汉哀帝末年前一。恰当此数。这一年，即是“王太后至未央宫收取玺绶，遣使者驰召莽，拜为大司马，与议立嗣，太后临朝称制，委政于莽”之年，王氏代汉的局面到这时可谓已成就了。
王莽的《自本》，我们审查之后，它的真意义可以宣布了。此书的主要之点凡三。一、他为黄帝之后，黄帝的土德是表现在他的名号上的，永远不变的，故他亦应据有土德。二、他为舜后，汉为尧后，舜是受尧的禅让的，所以他们应把这禅让的故事复演一回。三、“阴为阳雄”，故他应藉了姑母的力量而得国；“土火相乘”，故他应以土德代汉的火德。禅让的次序这样定了，五德相生的次序又这样定了，他尚能不做皇帝吗！他不做皇帝，是上天所不许的了！于是《世经》系统中的人物就一一跳跃而出，各各坐在他的新座位上，古代的历史就为之作全部的改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