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与郑玄的整齐故事
上面说的，是战国、秦、汉间人的辨伪；在这一方面，司马迁应为功首。下面说的，是两汉的儒生和经师因整理材料而造伪；在这一方面，司马迁固非罪魁，但也应当担负一部分的责任。
“考信于《六艺》”固然不失为一个审查史料的标准，但倘使没有别的附加条件，这标准也会嫌太简单的。他所谓《六艺》，是包括经和传而言的，然而这些文字来路非一，时代又非一，经和传已常相牴牾，经和经又自相牴牾；在这种情形之下，他应取怎样的态度呢？何况经传的材料不够用，他毕竟要登用诸子百家之言，又要采取传说；这里边矛盾冲突之处当然不知有多少。他倘使没有别的办法去解决这些问题，那么，他虽是志在“考信”而依然无济于事。
不幸，他为时代所限，不能得着很好的方法。他在《自序》里说，“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这就是他的方法。《六经》的异传，他要调和；百家的杂语，他要整齐。他不能把记述一事而互相差异的材料，断定这个真，那个伪；他只能说这个那个一齐对，把那些杂异之处想法安插的得当。这种“整齐故事”的方法，是汉代的儒生和经师的基本方法，其结果不知为学术界中缠上了多少葛藤，真所谓“治丝而棼之”。例如三代的天子本皆称王，所以合称则为“三王”，这本是无疑的事实。但司马迁也许为了想不出舜把帝位禅禹，为什么禹要改称为王，也许因看见商代的王有帝甲、帝乙、帝辛，就觉得夏、商之君的阶位亦当为帝，所以他就一个一个地代他们加上尊号为帝某某，甚至于“夏后启”一名已有“后”字表明了他的阶位，而亦重床叠屋地称为“夏后帝启”。到了周代，他看见文王、武王、成王、康王都直称为王，不好再称他们为“帝某王”了，于是在《殷本纪》的末尾记上一笔，“周武王为天子，其后世贬帝号，号为王”。照他所说，三代中只有一代称王，云何而称为“三王”？又为什么虞、夏、商、秦均为帝，只有夹在中间的周贬称为王？这不是因整齐故事而造出的伪史吗？又如周人称王自太王始，其后为王季、文王，原是《诗》、《书》中很明显的事实。但他相信了当时《诗经》学家的话，以为“诗人道西伯，盖受命之年称王”，于是称王自文王始，而太王、王季俱为追尊。既为追尊则当时不得称王，所以他称太王为“古公”，王季为“公季”。“古公”二字还算有根据，“公季”则直是杜撰之名。这不又是为了整齐故事而造出的伪史吗？其他如《左传》中的“四凶族”和《尧典》的“四罪”，明明是一事的异说，但他为要厥协整齐，遂载四凶族于《舜本纪》历试时，而载四罪咸服于《尧本纪》舜摄政时，逼着舜重演了一回。又如《鲁世家》中，既已从《金縢》之说，说武王病时，周公请以身代，又从杂说，说成王少时病，周公在神前自己认罪：好像他老是自愿替死似的。又如《孔子世家》中，既从《论语》，说孔子“不语怪、力、乱、神”，而又集录《国语》中的许多关于孔子的神怪之谈，好像他真有二重人格似的。这都是他碰到了冲突牴牾的材料时，不懂得别择而只懂得整齐的成绩。这样做去，旧问题还没有解决，新问题又出来了。他虽不是有心造伪，而只缘他所用的方法会随时引诱他造伪，所以他传给我们的困累并不比战国人减少。
东汉之世，学者们的智慧群趋于训诂一途，论理应当作些客观的研究。但因当时的历史观念不够，所以训诂的方式不是随文敷义，就是附会曲解。他们的目标在于贯通群经，而实际则是张冠李戴，错配鸳鸯，弄得一塌糊涂。训诂中最有权威的是郑玄，他曾遍注群经，学问最博，而留下的新问题也最多。《六经奥论》中《六经注疏辨》曾批评他道：
大抵郑氏学长于《礼》而深于经制，故先注《礼》而后笺《诗》；至于训诂，又欲一一求合于《周礼》，此其所以失也。如注《定之方中》“骤牝三千”，则举天子之制十有二闲。如注《采芑》“其车三千”，则举《司马法》兵车之数。如注《甫田》“岁取十千”，则举井田一成之制。如注《棫朴》“六师及之”，则曰“殷末之制，未有《周礼》”。如此之类，则束缚太过；不知诗人一时之言，不可一一牵合也。康成长于《礼》，以《礼》言《诗》，过矣。
他为什么要这样？只因他与司马迁抱着同样的心思。《后汉书》载郑玄的《戒子书》云：“但念先圣之玄意，思整百家之不齐，亦庶几以竭吾才。”可见他一生的才力全用在“思整不齐”上了。他不想想：“物之不齐，物之情也”，为什么老要这样的削足适履呢？
他的经注，可驳的实在太多了，现在只举《诗》、《书》首篇中数事以见其大概。
《尧典》开头说“曰若稽古帝尧”，足见作者承认自己远在尧后，并不想冒充唐、虞时代的著作。但郑玄一定要认为唐、虞时作，而又碍于这样明显的证据，于是异想天开，说：
稽，同也；古，天也：言尧上同于天也。
这样一来，也就混过去了，《尧典》就真成了唐、虞时的著作了。《周礼》有天、地、春、夏、秋、冬六官；《尧典》中则有九官，又有四岳，又有羲、和，和《周礼》不合。他一心要打通这个隔阂，好使周公的制度即是尧、舜的制度，如此一方面可以抬高《周礼》的地位，一方面又见圣圣传心的事实。于是他说：
尧既分阴阳为四时，命羲仲、和仲、羲叔、和叔等为之官，又主方岳之事，是为四岳。
这样一来，“羲、和”就和“四岳”合为一了。他又说：
此命羲、和者，命为天地之官。
这样一来，“羲、和”又即是“天官、地官”了。他又说：
盖春为秩宗，夏为司马，秋为士，冬为共工，通稷与司徒，是六官之名见也。
于是伯夷为“春官”，皋陶为“秋官”，垂为“冬官”，合上羲、和便是六官了。后世编辑唐、虞官制的人，根据了他的说法，就可径把《周礼》六官写上去了。这是不是又新添了一笔伪史？固然从我辈看来，《尧典》的本身已伪，所载的官制必不可信，但这总还不失为《尧典》作者的一个独立的理想。独奈何把绝不相干的《周礼》硬配上去，逼得它成为非驴非马的一种东西呢？而且《尧典》命官，皋陶既诛剿“寇贼奸宄”，又制止“蛮夷猾夏”，若依《周礼》来说，他乃兼任夏、秋二官，然而他的官名只有一个“士”字。郑玄既把士定为秋官了，然则夏官又在《尧典》的哪里呢？所以，即此硬配的工作，他也未能做好。(https://www.daowen.com)
提到《诗经》的第一篇《关雎》，那更可笑。“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用我们的话说来，“美好的女子，是公子哥儿们所喜欢追求的”，原是一句很寻常的话。《毛传》说“幽闲贞专之善女，宜为君子之好匹”，把动词的“好”解作形容词，把无限动词的“逑”解作名词，已嫌牵强，但还勉强说得过去。一到郑玄的《笺》，他说：
怨耦曰仇。言后妃之德和谐，则幽闲处深宫贞专之善女，能为君子和好众妾之怨者。言皆化后妃之德不嫉妒，谓三夫人以下。
这简直令人堕入五里雾中，莫名其妙！站在那一边的还是君子；但站在这一边的有后妃，有善女，三夫人以下。又有众妾之怨者，真不知道这一大群女子是从哪里来的？于是下面的“参差荇菜，左右流之”就成了：
后妃将共供。荇菜之葅，必有助而求之者，言三夫人九嫔以下皆乐后妃之事。
而“寤寐求之”亦就成了：
后妃觉寐则常求此贤女，欲与之共己职也。
求了来怎样呢？
贤女之助后妃共荇菜，其情意乃与琴瑟之志同。……琴瑟在堂，钟鼓在庭，言共荇菜之时，上下之乐皆作，盛其礼也。
本来是一首男女慕悦的诗，现在慕悦者成了后妃，被慕悦者成了助后妃祭祀的贤女，中间又插入了和好众妾之怨的三夫人。这是不是空中楼阁？依照他的《诗谱》，这是文王时诗，这位后妃岂不成了太姒？后世作周史的人，根据了他的话，自然太姒要做梦求贤，求了来要共供荇菜，要上下之乐皆作以盛其礼了。这是不是又添上了一笔伪史？
像这样的胡闹话，一部《十三经注疏》里不知有多少。经书，是地下实物没有进入学术界以前的惟一古史材料；注疏，又是国家颁行的具有权威性的解释。一班读书人，谁不受它们的影响？二千来年学术界的所以乌烟瘴气，它们不能不负绝大的责任。读者不要以为我们有意指摘他们，我只望具有一点现代的理性的人们去把他们的书读一下。我写到这里，正读《尔雅·释地》，就把这篇中的“九州”举出来做个例罢。
九州之制，《尚书》中的《禹贡》和《周礼》中的《职方》各有一个而不相同。《禹贡》既言禹，照前人之说当然是虞、夏时事。《职方》既在《周礼》，照前人之说当然是周时事。这两篇所说的九州不同，一般人当然看作夏制和周制的不同。商呢，书上没有提起。所以班固在《汉书·地理志》的叙论上说，“殷因于夏，亡所变改”，可见到了东汉的初年，学术界还承认商的九州即是夏的九州。当王莽之世，出了一部《尔雅》，其中《释地》一篇多半钞袭《吕氏春秋》和《淮南王书》而成。因此，其中的九州之名和《吕氏·有始览》全同，只有一个州名不同：《吕览》说“东方为青州，齐也”，《尔雅》说“齐曰营州”。然而青州、营州之名虽异，而它对象的齐则相同。齐没有二国，所以营州即是青州，——不过从五行上定名，东方为青色，齐在东，故曰青州；从都邑上定名，齐都营丘，故曰营州而已。《吕览》的九州既没有指出是哪一代的制度，《尔雅》之说当然和它一样。不幸《尔雅》是《六艺》的附庸，诵读的人既多，附会之说就起。东汉时，李巡作《尔雅注》，就直断这九州为殷制。《经典释文》引。所以然之故，当然因为它和夏制和周制都不同。“既不是夏，又不是周，那不是殷吗！”这是他的感觉。从此以后，孙炎、郭璞继继绳绳，都说是殷制，这件故事就这样地实定了！这是一件。
《尧典》中有“肇十有二州”之语；这十二州的名目，书上没有写，所以在西汉人的解释中都不曾具体指出。就是班固的《地理志》，也只说“尧遭洪水，天下分绝为十二州”，举不出十二个州名来。自从《尔雅》在学术界上占了地位，于是马融首先说：
舜以冀州之北广大，分置并州；燕、齐辽远，分燕置幽州，分齐为营州：于是为十二州。《史记·五帝本纪集解》引。
他的根据，第一是《禹贡》上的“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第二是《职方》增出的“幽、并”，第三是《尔雅》异名的“营”。他说，禹定的本是九州，舜嫌冀州太大，分为冀、并二州；又嫌东方辽远，更在冀、兖、青间分出幽、营二州：九州加了三州，恰成十二，这不是奇巧的事吗！从此以后，郑玄、《伪孔》依声学舌，舜的十二州名就这样地实定了！这是又一件。
《尔雅》作者嫌“青”的一名不固定，山东半岛固以居东方而名青，山东南部和江苏北部的徐州也在东方，何尝不可名青。所以援用冀、雍的办法，以邑名为州名而改为营。想不到就为这一个“营”字，竟注定了殷的九州名和舜的十二州名！这不但是虞、夏、商、周的人想不到，就是《尔雅》的作者也何曾想到。然而唐、宋以来，讲地理沿革史的人又哪一个敢违背了这些东汉人所决定的事实？因此，我们所看见的历史地图，就尽多了《虞舜十二州图》和《尔雅殷制图》。“俗语不实，流为丹青”，经学家给我们上的当，我们已是够受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