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左氏传》著作时代的各家说
在刘歆本传及其移书中，我们可以知道，他虽举出了《逸礼》、《古文尚书》、《春秋左氏》三部书，但在这三部书中，他是侧重《春秋左氏》的。1特言“歆治《左氏》，引《传》文以解《经》”。2他以为左丘明好恶与圣人同，亲见夫子，不似公羊、穀梁之得于传闻。3哀帝下诏，试《左氏》可立否。4传中说他要立《左氏》、《毛诗》、《逸礼》、《古文尚书》四种，《移书》中只说《逸礼》、《逸书》、《左氏》三种，博士所驳只说《古文尚书》、《左氏》二种。我们现在研究五德终始说，也是以《左氏》为最有关系，所以先把《左氏》一书的来历说明一下：
左氏这个人名，最早见于《史记》。《论语》中亦有之，辨见后。《太史公自序》云：
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
此等话之可信与否是另一问题，但他认左丘因失明的愤郁而作一部书以发其愤，这一部书名为《国语》，这是一件很清楚的事实。又他排列次序把左丘放在屈原之后，则也承认他是一个战国时人。《汉书·司马迁传》引他的《报任安书》，书中也有这一段话，说到左丘的仍是“左丘失明，厥有《国语》”一语。但下文还说：
及如左丘明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
则左丘为氏而明为名，如壶丘子林、吾丘寿王、梁丘贺之类，是以地为氏的。又《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云：
于是谱十二诸侯，自共和讫孔子，表见《春秋》、《国语》，学者所讥盛衰大指著于篇。
又《汉书·司马迁传赞》云：
司马迁据左氏《国语》，采《世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接其后事，讫于大天。汉。
可见司马迁作的《史记》是根据左丘明的《国语》的，左丘明做的只是《国语》。
但《十二诸侯年表序》中还有一段说：
孔子明王道……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为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
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
然则左丘明竟是孔子同时人，或稍后于孔子的人。他作的书，名为《左氏春秋》。他作书的宗旨，是因孔子作《春秋》时没有把他的指意写出来，只以口说给弟子传下，他恐怕弟子口传失真，所以具论其语。照这样说，左丘明作《左氏春秋》的用意是专为辅翼孔子的《春秋》的。
又《汉书·司马迁传赞》也说：
孔子因鲁史记而作《春秋》，而左丘明论辑其本事以为之传，又纂异同为《国语》。
又《严氏春秋》引《观周篇》云：
孔子将修《春秋》，与左丘明乘如周，观书于周史。归而修《春秋》之经，丘明为之《传》，共为表里。《左传序正义》引。
则左丘明所做的又非《左氏春秋》，乃是孔子的《春秋》的传了。他是孔子同时人，孔子的《春秋经》和他的《春秋传》是同时做成的。至于《国语》这书，不过是作《春秋传》时剩下来的一堆材料，为备稽考异同之用而已。
他们既把左丘明与孔子的关系说得这样密切，于是《论语·公冶长篇》的一段话对于《春秋经》也就发生了意义：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
刘歆所谓“左丘明好恶与圣人同，亲见夫子”，根据在此。既然左丘明与孔子的好恶相同，自然他们二人所作的《春秋经》和《传》，其意旨是十分符合的了。这比《公羊》、《穀梁》之出于七十子后的，其价值高了多少？
照这样说，现在流传的《春秋左氏传》，的确是左丘明在孔子时作的。一千九百年来，大多数人对于这个断案毫不发生问题。但也有一小部分人在怀疑着。今无暇细检，只就朱彝尊的《经义考》卷一六九。中钞出若干条看一下：
王接晋人。曰：“《左氏》辞义赡富，自是一家书，不主为《经》发。”
啖助唐人。曰：“《左氏传》自周、晋、齐、宋、楚、郑等国之事最详。晋则每一出师，具列将佐；宋则每因兴废，备举六卿。故知史策之文，每国各异。左氏得此数国之史以授门人；义则口传，未形竹帛。后代学者乃演而通之，总而合之，编次年月以为传记。”
王晳宋人。曰：“《左氏》……虽附《经》而作，然于《经》外自成一书，故有贪惑异说，采掇过当。至于圣人微旨，颇亦疏略。”
程子曰：“《左传》非丘明作。‘虞不腊矣’及‘庶长’皆秦官秦语。”
刘安世宋人。曰：“《左氏传》于《春秋》所有者或不解，《春秋》所无者或自为《传》。读《左氏》者当《经》自为《经》，《传》自为《传》，不可合而一也，然后通矣。”
林栗宋人。曰：“《左传》凡言‘君子曰’，是刘歆之辞。”
罗璧宋人。曰：“《左传》、《春秋》，初各一书。后刘歆治《左传》，始取《传》文解《经》。晋杜预注《左传》，复分《经》之年与《传》之年相附。于是《春秋》及《左传》二书合为一。”
吕大圭宋人。曰：“宗《左氏》者，以为丘明受经于仲尼，好恶与圣人同。观孔子谓‘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乃‘窃比老彭’之意，则其人当在孔子之前。而左氏传《春秋》，其事终于智伯，乃在孔子之后。”
罗喻义明人。曰：“《左氏》原自为一书。后人分割附《经》。……宜还其旧。”
尤侗清人。曰：“左氏之为丘明，自迁、固以下皆信之，独啖助、赵匡立说以破其非。而王介甫断左氏为六国时人者十一事。据《左传》纪韩、魏、智伯之事及赵襄子之谥，计自获麟至襄子卒已八十年，夫子谓‘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则丘明必夫子前辈，岂有仲尼没后七八十年，丘明犹能著书者乎！”
从以上这些零碎话看来，可知自从西汉博士说了“左氏不传《春秋》”之后，虽是古文学派占了胜利，使得“左氏竟传《春秋》”，但总遏不住有思想的学者的反对。归纳以上许多人的说话，得下列诸点：
1.《春秋经》所有的，《左传》中或没有。《左传》中所有的，《春秋经》也多没有。可见这是各不相关的两部书。
2.《左氏》中最后的谥法命于获麟后八十年，又用秦官秦语，作《传》的人必不能与孔子同时，必非《论语》中所见的左丘明。
3.《左传》中记事，以周、晋、齐、宋、楚、郑等国为最详，可见左氏所得的是这几国的史策。至于加以演通，总合编次年月以为《传》，这是后代学者的事情。
4.取《左氏》解《春秋》，始于刘歆。书中的“君子曰”，都是刘歆的话至分《经》之年与《传》之年相附，则始于杜预。不传《春秋》的《左氏》经过这两回的安置，遂与《春秋》合为一物。
这几点观察都很锐利，但可惜没有一个人起来作系统的研究，说明作者的时代及此书的由来与其演变的。王安石虽有断左氏为六国时人的十一事，似乎是一篇有系统的论文，但也失传了。直到清代中叶，刘逢禄作《〈左氏春秋〉考证》，始在《左传》里抉出许多刘歆的作伪的事实：有的本为一篇，给他拆成两篇；有的原书里本来没有，给他添了出来；有的本来一连多少年没有记载，他却把不相干的事情敷衍过去；有的为了要维持“凡例”的信用，杜造出什么事情来证明。他的书只是随文评说，没有系统的叙述。我原想把他的论证钞些出来，可是这样一写又要占许多篇幅，这章文字嫌太长了。好在下面所叙的康、崔诸家是有系统的叙述的，刘氏的话也被引不少，故亦不妨缺去。自从经过了他的一番分析的研究之后，《左氏》一书就不得复成为《春秋》的传了。可是为了《十二诸侯年表序》中有“《左氏春秋》”之名，他依然相信左丘明的书名应为《左氏春秋》。他道：
“《左氏春秋》”，犹《晏子春秋》、《吕氏春秋》也。直称“春秋”，太史公所据旧名也，冒曰“《春秋左氏传》”，则东汉以后之以讹传讹者矣。……卷上。
他对于《论语》中的左丘明的解释，以为他和作《左氏春秋》的是同名的两个人。他道：
为《左氏春秋》者，则当时夫子弟子传说已异，且鲁悼已称谥，必非《论语》之左丘；其好恶亦大异圣人，知为失明之丘明。犹光武讳秀，歆亦可名秀……也。卷下。
自从刘氏做了这部考证之后，约莫过了九十年，康长素先生在他的《新学伪经考》里重把这个问题提出。他以为不但《春秋左氏传》之名是伪造的，即《左氏春秋》之名亦为伪造，左丘明只做得《国语》。他道：(https://www.daowen.com)
按《史记·儒林传》，《春秋》只有《公羊》、《毂梁》二家，无《左氏》。《河间献王世家》无得《左氏春秋》立博士事。马迁作史多采《左氏》。若左丘明诚传《春秋》，史迁安得不知。《儒林传》述六艺之学彰明较著，可为铁案。……
《汉书·司马迁传》称司马迁据《左氏国语》……《史记·太史公自序》及《报任安书》……凡三言左丘明，俱称《国语》；然则左丘明所作，史迁所据，《国语》而已，无所谓《春秋传》也。
歆以其非博之学，欲夺孔子之经而自立新说以惑天下……求之古书，得《国语》，与《春秋》同时，可以改易窜附，于是毅然削去平王以前事，依《春秋》以编年，比附经文，分《国语》以释经而为《左氏传》。……托之河间、张苍、贾谊、张敞名臣通学以张其名，乱之《史记》以实其书。……凡《公》、《毂》释经之义，彼则有之；至其叙事繁博，则《公》、《穀》所无。遭逢莽篡，更润色其文以媚莽；因藉莽力，贵显天下通其学者以尊其书。证据符合，党众繁盛，虽有龚胜、师丹、公孙禄、范升之徒，无能摇撼。
盖《国语》藏于秘府，自马迁、刘向外罕得见者……歆故得肆其改窜。“旧绣移曲折，颠倒在短褐”，几于无迹可寻。此今学所以攻之不得其源。今以《史记》、刘向《新序》、《说苑》、《列女传》所述春秋时事较之，如少昊嗣黄帝之妄，后羿、寒浞篡统，少康中兴之诬，宣公之夫人为夷姜而非烝，……隐母声子为贱妾而非继室，仲子非桓母，是皆歆诬古悖父窜易《国语》而证成其说者。刘逢禄《〈左氏春秋〉考证》甚详。且《国语》行文旧体，如惠之二十四年则在《春秋》前，悼之四年则在获麟后，皆与《春秋》不相比附。虽经歆改窜为《传》，遗迹可考。《史记·五帝本纪》、《十二诸侯年表》皆云“《春秋》、《国语》”，盖史公仅采此二书，无《左氏传》也。……
或据《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云：“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以相难。则亦歆所窜入者，辨见前。按前云：“考文翁《孔庙图》、《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无左丘明名。且《左传》称悼四年……则丘明在孔子后远矣。岂七十子学成德尊所存者不足据，而非弟子之丘明反足据乎！……‘安意失真’之说与《七略》同，其为歆言无疑义矣。”见《史记经说足证伪经考》。
《国语》仅一书而《志》《汉书·艺文志》。以为二种，可异一也。其一，二十一篇，即今传本也；其一，刘向所分之《新国语》五十四篇；同一《国语》，何篇数相去数倍？可异二也。刘向之书皆传于后汉，而五十四篇之《新国语》，后汉人无及之者，可异三也。盖五十四篇，左丘明之原本也。歆既分其大半凡三十篇以为《春秋传》，于是留其残剩，掇拾杂书，加以附益，而为今本之《国语》，故仅得二十一篇也。考今本《国语》：《周语》、《晋语》、《郑语》多春秋前事。《鲁语》则大半敬姜一妇人语。《齐语》则全取《管子·小匡篇》。《吴语》、《越语》笔墨不同，不知掇自何书。然则其为《左传》之残余而歆补缀为之至明。歆以《国语》原本五十四篇，天下人或有知之者，故复分一书以当之，又托之刘向所分，非原本，以灭其迹。其作伪之情可见。……
刘申受《左氏春秋考证》知《左氏》之伪，攻辨甚明；而谓“《左氏春秋》，犹《晏子春秋》、《吕氏春秋》……”盖尚为歆窜乱之《十二诸侯年表》所惑，不知其即《国语》所改。……然……谓“《楚屈瑕篇》年月无考，固知《左氏》体例与《国语》相似，不必比附《春秋》年月也”，是明指《左传》与《国语》相似矣。……《隐公篇》“纪子帛莒子盟于密”证曰：“如此年，《左氏》本文尽阙。”……《桓公篇》……“冬，曲沃伯诱晋小子侯杀之”证曰：“即有此事，亦不必在此年；是年《左氏》文阙。”……《庄公篇》“元年”证曰：“此以下七年文阙；《楚荆尸篇》、《伐申篇》年月亦无考。”《昭公篇》“冬十一月，晋魏舒、韩不信如京师”证曰：“此篇重定元年，伪者比附《经》文而失检耳。”又观各条，刘申受虽未悟《左传》之摭于《国语》，亦知由他书所采附，亦几几知为《国语》矣。《〈汉书·艺文志〉辨伪上》。
至于《论语》中的左丘明，康先生也以为是刘歆加进去的。他说：
歆造古文以遍伪诸经，无使一经有缺；至于《论语》、《孝经》，亦复不遗。……自郑康成杂合《古》、《今》，则今本《论语》必有伪文。如“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一章，必歆伪窜。
又何晏《论语集解》杂采《古》、《今》；采孔、马《古》。之注则改包、周《今》。之本；用包、周之说又易孔、马之经。今“巧言令色”一章，《集解》正引伪孔安国注，其为《古文论语》尤为明确。
歆以左丘明亲见圣人，好恶与同，以仲尼弟子无左丘明，故窜入《论语》以实之。
这些都是很重要的创见。康先生本想把《左传》拆散，归还《国语》，成《国语原本》一书，已见于《万木草堂丛书目录》；但遗稿中竟没有，这是一件很可惜的事。
用了这副眼光去看关于左丘明的史料，则仅有《太史公自序》及《报任安书》中所说的为可信；其他如《十二诸侯年表序》、《论语·公冶长》篇所言，皆出伪窜，其伪窜之故是为装点《左传》的来历，抬高《左传》的地位。刘歆“始引《传》文以解《经》”既明见于本传，“左丘明好恶与圣人同”又出于他的口述，他为争立《左氏传》又这等出力，当时儒者又因此事恨之刺骨，足见他对于《左氏传》的成立有极大的关系，我们把改变《国语》为《左传》的责任归到他身上，实在算不得冤枉。
崔觯甫先生适是继续康先生的工作的人。他著有《〈春秋〉复始》，又著有《〈史记〉探源》。著《〈春秋〉复始》的宗旨，是要根据《公羊传》、《春秋繁露》，及何休《解诂》等寻出孔子作《春秋》的原意；凡《穀梁传》、《左氏传》的经义和纪事尽从刊落。他以为《穀梁》亦是古文学，是刘歆先作了，为《左氏传》作驱除的，凡《汉书》里所说的武帝、宣帝时《穀梁》传授的系统及其立学的经过，皆出伪造。这又是一个新问题，但与本篇无甚关系，恕我不谈了。他说，《公羊传》原名是《春秋传》，是真正的、惟一的《春秋传》；自从有了《穀梁》、《左氏》，刘歆才替它加上《公羊传》的名字。所以现在应当以真正的《春秋传》来治《春秋》之学，来恢复《春秋》的原始状态。他对于《左氏传》等的总批评，是：
《传》《公羊传》。于“纪子伯”“宋子哀”皆曰“无闻焉尔”，以明不发《经》之义。是凡有《传》者皆确有所据，此真《春秋》之信史也。此可雪“口说流行”之诬矣。《七略》诋《传》为口说流行。左丘明乃三家分晋后人，博采异闻，不择信否而杂录之，此真口说流行者也，本不与《春秋》之事相比附。其相比附者，多与古史记相刺谬。如“齐仲孙”是庆父而非湫；“秦伯䓨”是穆公，非康公；宣公是文公弟，非文公子；缪姜是成夫人，非宣夫人……季札让国，非让谒与夷昧，乃不受乎阖闾；晋灵公即位，自能用将，漏言杀阳处父，则非在母抱之时；令狐之役，秦自伐晋，非送公子雍，赵盾无欲立公子雍之事。……左氏《国语》反是，是固周末之异闻，非春秋之信史也。
刘歆得之，以为事实既不相同，义理更可立异，而复杂取传记，附以臆说，伪造《左》、《穀》二传，藉以破坏《春秋》，为莽饰非，为己文过之诡计。凡与《公羊传》义略同者率其常义；《传》之精义，《毂梁》削除之以孤其援，《左氏》反对之以篡其统。如王氏世卿，故《左》、《穀》尽去讥世卿之文。新室篡汉，故《左》、《穀》始终不见一篡字。此歆之为莽饰非也。《春秋》崇正，则擅造丑语以诬之，如《穀梁》诋隐公探先君之邪志，《左氏》诬孔父以艳妻贾祸之类。《春秋》恶谖，则多陈阴谋以矫之，如《穀梁》诬公子友绐杀莒挐，《左氏》谓先轸请执宛春以怒楚，栾枝使舆柴伪遁之类。此歆之为己文过也。好圣人之所恶，恶圣人之所好，顾谓好恶与圣人同，几以只手掩天下之目者二千年，甚矣其祸经也！
这种话是站在今文学家的地位上说的，他先承认了《公羊传》所记的全是真确的事实，而后以《左氏传》等校之，凡不合于《公羊传》者皆视为非信史。我们则不能这样，《公羊传》一书无论是否孔子的真传，我们只能把它放在传说的地位，与《左氏传》等作同等的研究，而后定其可信的程度。所以崔先生的这种简易的建设的工作，我们不能认为满意。但是他在破坏一方面，则我觉得可信的很多。如《公羊传》讥世卿而《左》、《穀》不讥，《公羊传》言篡而《左》、《穀》无一篡字，分明有两股不同的时代潮流在激荡，造成了泾、渭之判。
《〈春秋〉复始》的末一卷是专辨《左氏传》所记于《春秋》中无所系属的，与先秦古书相刺谬的，及其自相矛盾的，分为“凿空”、“误析一事为二事”、“分野”、“互体”四章。除“误析一事为二事”或是《国语》原文之误外，其余都是刘歆的窜乱。
崔先生著《〈史记〉探源》的宗旨，在删去《史记》中的窜乱之文，回复它的真相。《史记》是一部“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的书，是古书的一个总汇。刘歆当汉末新初，既经把古书古学重新整理，作大规模的改变，则这个总汇群书的《史记》也不由得不随着改变。所以《史记》的受窜乱也不亚于《国语》等。他立志澄清这些东西，故细心研读《史记》，把其中有新学的色彩的指出删掉。其卷一为《序证》，先列出几个去取的标准，如下：
甲，《春秋》——《史记》之文，凡与《左氏传》同，有真出自左丘明者，列国世系及政事、典章之属是也。其出自刘歆的有下五类：（一）终始五德，（二）十二分野，（三）变象互体，（四）告则书，（五）官失之。
乙，《尚书》——刘歆伪造《古文尚书》，本与《今文尚书》别行；自马融、郑玄用古文之学而释今文之经，晋出《古文》又伪造二十五篇，其书独传，于是《今文尚书》不复可见。幸而《史记》作在未有《古文经》的时代，还保存得许多真今文的经和经说，虽则《汉书·儒林传》冤枉它，说“司马迁从安国问故，迁载《尧典》……诸篇多古文说”。惟《百篇书序》则是刘歆伪造而羼入的，如为符瑞作的《嘉禾》，为禅让作的《舜典》，都是跟着王莽时代的要求而出现的。
丙，《汉书》——《汉书》作于《史记》之后，当然有许多钞录《史记》之文。但有许多反是《史记》倒转来钞录《汉书》的，这或因补缺，或因续窜。司马迁《自序》本说他所叙的事“至于麟止”，即指武帝元狩元年的获麟。故凡元狩元年以后之事，悉据《汉书》补入。
丁，补缺——《史记》本有亡缺，元、成间褚少孙补了几篇，别人也有妄续的。
以上四项，丙、丁与刘歆无关，乙与本章亦无关，今所应注意的是甲。他说：
《史记·儒林传》曰：“言《春秋》，于齐、鲁自胡毋生，于赵自董仲舒。”《太史公自序》曰“昔孔子何为而作《春秋》哉？余闻之董生”云云，是太史公之于《春秋》，一本于董生，即一本于《公羊》，其取之《左氏》，乃《国语》也。《自序》曰“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可证是时无所谓《左传》也。
刘歆破散《国语》，并自造诞妄之辞与释经之语，编入《春秋》逐年之下，托之出自中秘书，命曰《春秋古文》，亦曰《春秋左氏传》。今案其体有四。一曰“无《经》之《传》”。姑即《隐公篇》言之，如三年冬，“郑伯之车债于济”是也。夫《传》以释《经》，无《经》则非《传》也，是《国语》也。二曰“有《经》而不释《经》之《传》”。凡《传》以释《经》义，非述其事也。如五年九月“初献六羽”，《公羊传》曰：“何以书？讥始僭诸公也。”是释其义也。《左传》但述羽数，此与《经》同述一事耳，岂似《传》体！以上录自《国语》居多。……三曰“释不书于《经》之《传》”。如元年四月“费伯帅师城郎，不书，非公命也”。夫不释《经》而释不书于《经》，则传《书》者不当释黄帝何以无《典》，传《诗》者不当释吴、楚何以无《风》乎！彼《传》不然，则此非《传》也。四曰“释《经》之《传》务与公羊氏、董氏、司马氏、刘向之说相反而己”。如隐三年书“尹氏卒”，讥世卿，为昭二十三年立王子朝张本也。宣十年书“齐崔氏出奔”，讥世卿，为襄二十五年弑其君光张本也。……《左氏》改“尹”为“君”，谓之隐公之母；于崔氏之出奔曰“非其罪也”。凡以避世卿之讥，袒庇王氏而已。此皆刘歆所改窜。故公孙禄劾其“颠倒《五经》，毁师法”，班固曰“歆治《左氏传》，其《春秋》意已乖”也。
这段话非常的精当。他已把刘歆强《国语》就《春秋》及其杜撰《春秋》和《左传》的义例的方法和类别告给我们，我们正可继续加功，使得全部《左氏传》都经过这一番分析，而把这两个主人——左丘明和刘歆——的东西还给这两个主人。
他指出刘歆增窜的五事，其一为终始五德。这是和本篇最有关系的一段文字。其中的主张虽有为我所不敢赞同的，如说终始五德之说为刘歆所造，托始于驺衍。但大部分的意思我都承受。下面讨论《世经》时，将本其意以为说。至于这段文字，拟留在本篇之末“批评五德终始说者的见解”一章中详论之，兹不赘。
距今四年前，一九二六。瑞典高本汉先生（Bernhard Karlgren）所作的《论〈左氏传〉之真伪及其性质》一书在瑞典哥敦保大学出版。不久，即由陆侃如、卫聚贤两位先生译成汉文，名《〈左传〉真伪考》，三年前在新月书店出版。书首冠有胡适之先生的《提要与批评》。
这部书分为上下两篇，上篇从历史证据上讨论《左传》的真伪，下篇从助词的文法分析上研究《左传》的性质。历史的证据，因为今古文问题及经义异同问题太复杂了，材料的真伪也太难定了，所以从我们看来不能十分满意。文法的分析，则是中国古书上破天荒的工作，创获非常多，大足指示我们今后努力的方向。
高先生对于康先生的话颇不信任，以为他是一个政客而兼传教的人，其主张有点新闻纸的味儿。这种态度，与崔先生认《左传》所记事与《公羊传》不同的即为晚周异闻而非信史颇相类。我们以为刘歆与康有为的功过应当分开看。刘歆为适应时代的需要而造伪书是一件事；他取了真古史作他造伪书的材料又是一件事。康有为为适应时代需要而提倡孔教，以为自己的变法说的护符，是一件事；他站在学术史的立场上打破新代出现的伪经传又是一件事。我们不能从他们的两件政治性的工作——篡位与变法——上面否定他们的两件学术性的工作——表章古史和打破伪书。学问的目的与手段，本来可有两种不同的成就，例如星占术为了迷信的需要而发生，结果却造成了纯科学的天文学。康有为果然是个政客，但前于他的刘逢禄，后于他的崔适，则明明都是学者，他们为什么要说同样的话呢？所以康先生在研究今古文问题上，乃是一个上承刘氏而下开崔氏的人，与他的从政和传教没有关系。
这书的下篇分为三部分；
1.从文法上证明《左传》不是鲁国人做的；
2.用《书经》、《诗经》、《庄子》、《国语》等比较《左传》文法，证明《左传》自有特殊的文法组织，不是作伪者所能凭虚构成的；
3.用《左传》的文法来比较“前三世纪的标准文言”，证明《左传》是前四五世纪的作品。
适之先生对于这三部分的批评，以为第三部分含有些感情作用，他希望把此书抬到前四五世纪去，所以因了它和前三世纪的标准文言的不同而有此断语。然而言语除了时代性之外还有地方性。孟子是前三世纪的人，但《孟子》一书乃是用鲁国方言写的而不是前三世纪的标准文言，他也承认。何以见得《左传》的作者不能在前三世纪仍用他自己的方言著书呢？第二部分，因为《尚书》、《诗经》等都不是可以笼统地算作一种单纯的作品的，所以他认它们为自成文法系统的作品是一个错误。但他比较研究的结果，说道：
在周、秦和汉初书内，没有一种有和《左传》完全相同的文法组织的。最近接的是《国语》，此外便没有第二部书在文法上和《左传》这么相近的了。
这是大可帮助今文家的主张的。今文家说刘歆割裂《国语》，造为《春秋左氏传》，今本的《国语》只是刘歆割裂的残余；如今他从文法的比较上证明这“两部书的文法组织很是相同”，岂非添了一个有力的证据。第一部分把《左传》的语言假定作“左语”，又把《论语》、《孟子》的语言假定作“鲁语”，选了七种助词作为比较的标准〔（1）“若”与“如”，（2）“斯”字作“则”字解，（3）“斯”字作“此”字解，（4）“乎”字作“于”字解，（5）“与”字作疑问语尾，（6）“及”与“与”，（7）“於”与“于”〕，结果是都不同，《左传》的语言决不是鲁语。这是他的最大的成功。为节省篇幅起见，恕我对于适之先生之文不引原文，只作概括的叙述。
在这方面的研究上，可以完全打破《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中伪窜的“鲁君子左丘明”一句话。这句话看似平常，其实《春秋左氏传》一个名词的基础就建筑在上边。左丘明因为是鲁人，故与孔子相接近。孔子的《春秋》因为口授于弟子，弟子们将安其意而失真，故左丘明要“因孔子史记《春秋》。”而成《左氏春秋》。《春秋左氏传》。这显而易见与刘歆所谓“左丘明好恶与圣人同”是一鼻孔出气的。只因它不说《左氏传》而说《左氏春秋》，所以还能骗人。如今把这“鲁”字去掉了，左丘明已决不是鲁人了，这句话也就失其存在的理由了。
高先生虽因今古文问题的纠缠，在审择历史材料上有些太宽泛的地方，但其证明《左传》是焚书以前存在的，而不主张此书从孔门产出及其与鲁国有何关系，则甚可把传统的记载打破，而与今文家的说话互相印证。
总上所说，我以为《左传》与《春秋》的应该分家已是确定了的事实。惟如何从《左传》中析出其与《春秋》并家的时代所增入的部分，使得它可以回复为一部古史，则有待于我们的努力者尚多。本篇之作，就是想从历史方面提出一个在左丘明作书时所不曾有的问题而在现今的《左传》中却有丰富的材料的，用了汉、新间的时势来证明这些材料的由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