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墨子的托古
到了战国，情形就大变。战国以前整个社会建筑在阶级制度上。《左传》上说“人有十等”，昭十年。士以上为四等，皂以下为六等，为的是要使他们“服事其上而下无觊觎”。桓二年。但后来因为交通的便利，商业的发达，庶民就有了独立的地位。又因诸侯的吞并，地方的开发，大国益增富强，管理国家的事不是几个精神衰老过惯舒服日子的世家大族所能为，庶民中的贤者就起而挤倒了世官。大家要夺政权，就大家要有智识。这样的社会组织的大变动，当然对于思想学术有剧烈的影响，古史传说遂更换了一种面目。
学术界中第一个起来顺应时势的，是墨子。他有坚定的主义，有具体的政治主张。他的第一个主张是“尚贤”，他说：“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故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他的第二个主张是“尚同”，他说：“选择天下贤良圣知辨慧之人，立以为天子；……选择天下赞阅贤良圣知辨慧之人，置以为三公。”这样说来，一切封建制度，贵族阶级，他们是准备全部打倒的；谁有本领谁做官，哪一个最有本领就请哪一个做天子。这等坚决的主张当然会博得民众的多数同情，所以就是和他势不两立的儒家，也不能不采取他的学说。《大学》里说的“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中庸》里说的“德为圣人，尊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以及《尧典》的“克明峻德”一章，《皋陶谟》的“日宣三德”一章，都是儒家承受墨家学说的证据。
但当时人最没有时代的自觉，他们不肯说“现在的社会这样，所以我们要这样”；只肯说“古时的社会本来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要恢复古代的原样”。然而，战国的时势是从古未有的创局，如何在古代找出相同的事例来呢？这在我们研究历史的人看来，是绝对没有办法的事。但他们有小说家创作的手腕，有外交家说谎的天才，所以容易得很。他们说：舜是从畎亩之中举起来的，伊尹是从庖厨之中拔出来的，傅说是从版筑之间解放出来的，膠鬲是从鱼盐的商场中挑选得来的，所以农夫也可以做天子，厨子、囚徒、鱼贩们也可以做大臣。他们又说：尧把天子让与舜，舜把天子传与禹，所以天子之位不是世袭的，一个天子老了就应当在他的臣民中选择一个最有本领的人，把天下交给他管。这就是所谓“禅让说”。一定要先有了墨子的尚贤主义，然后会发生尧、舜的禅让故事。这些故事也都从墨家中流传到儒家，而我们小时就在《四书》中熟读，认为至真至实的古代史了。
不过，儒家究竟和墨家不同。墨家讲兼爱，儒家则讲亲亲。墨家主张彻底尚贤，儒家还要保全贵族的世禄。所以从墨家的平等眼光看来，除了举贤无第二法；从儒家的等差眼光看来，传子比了举贤还重要。因此，禅让的故事，儒家虽因时势的鼓荡而不得不受，但总想改变其意义。这一个苦衷，我们若小心读《孟子》就可明白。
当禅让说极盛的时候，燕王哙听得着了迷，一心想追踪尧、舜，就把国政完全交给他的相子之。有人对他说：“禹本来是传天下与益的，但因他的儿子启在政治上也有权力，启纠集党羽攻益，把天下夺回来了。照这样看，禹在表面上传天下于益，其实是令启自己夺取。现在你虽把国家交给子之，然而官吏大都是太子手下的人，实在还是太子用事呵！”燕王哙是真心效法尧、舜的，就把官员的印一起收了，交给子之，由他任用。子之南面行王事，燕王哙反做了他的臣。这样三年，燕国大乱，将军市被和太子平合谋，起兵攻子之；齐宣王又从外边打进去，把子之打掉，燕王哙也死了。事见《战国策·燕策一》及《史记·燕世家》。这是一个很美丽的故事之下的大牺牲。当燕国乱时，有人询问孟子的意见，他答道：“子哙不得与人燕，子之不得受燕于子哙。有仕于此而子悦之，不告于王而私与之，……则可乎！”《公孙丑下》。以一个“言必称尧、舜”的人而对于热心模仿尧、舜的子哙、子之反持这种冷酷的态度，实在令人无从索解。倘使他用了同样的句法，说“尧不得以天下与舜，舜不得受天下于尧”，禅让的偶像岂不是就此打碎了吗？
有一次，万章问他：“尧把天下传给舜，有这件事吗？”他用了批评燕事的态度回答道：“没有，天子是不能把天下送给别人的。”话说得这样斩钉截铁，当然把这件故事推翻了。于是万章再问道：“舜的天下是谁给他的呢？”他回答一句空洞的话：“是天给他的。”万章这人真利害，又反问他一句道：“天把天下给他的时候是明明白白的对他说话吗？”这话要是问在西周时，那时的人当然回答说，是的，因为《大雅》里就有“有命自天，命此文王”《大明》。以及“帝谓文王，‘予怀明德……’”《皇矣》。等句，天和人直接谈话的事是很寻常的。但孟子的时代和他的学说已不容他这样神道设教了，所以他答说：“天是不说话的，但借了人事来表现他的意思而已。”万章再逼进一层，说：“怎么借了人事来表现呢？”问到这样，他再没有什么办法，只得用了墨子的手段杜造出一段故事来，说道：“舜相尧有二十八年之久，这是天意。尧崩，三年之丧完了，舜避到南河的南面，好让尧子继承了天子之位，然而朝觐的诸侯不到尧子那边去而到舜这边来，打官司的也不到尧子那边去而到舜这边来，歌颂功德的又不歌尧子而歌舜。舜被臣民爱戴到这样，他不做天子也不成了。这就是从人事上表现的天意！”《万章》上。这些话虽然讲的是尧、舜，其实是针对燕王哙的让国说的。倘使子之能相子哙二十余年，哙死之后他也离去燕都，燕的臣民也不戴太子平而戴他，那就是孟子理想中的禅让了。然而这和《尧典》所谓“朕在位七十载，汝能庸命巽朕位”，“格汝舜，询事考言，乃言底可绩，三载，汝陟帝位”，“正月上日，受终于文祖”诸文能相合吗？《尧典》中分明说尧直接让位于舜，而孟子偏说舜是由臣民拥戴起来的，与尧无干，这不够矛盾吗？这样看来，孟子所说的是儒家的尧、舜，而《尧典》所记的竟是墨家的尧、舜了！
岂但孟子反对禅让，荀子的态度更要激烈。他在《正论篇》里大声疾呼道：
世俗之为说者曰：尧、舜擅让。是不然！天子者，势位至尊，无敌于天下，夫有谁与让矣！……
曰：死而擅之。是又不然！……圣王已没，天下无圣，则固莫足以擅天下矣。天下有圣而在后者，则天下不离，朝不易位，国不更制；天下厌然，与乡向。无以异也。……圣不在后子而在三公，则天下如归，犹复而振之也：天下厌然，与乡无以异也。……故天子生则天下一隆，致顺而治，论德而定次；死则能任天下者必有之矣。夫礼义之分尽矣，擅让恶用矣哉！(https://www.daowen.com)
曰：老衰而擅。是又不然！血气筋力则有衰，若夫智虑取舍则无衰。曰：老者不堪其劳而休也。是又畏事者之议也！天子者，势至重而形至佚，心至愉而志无所诎，形不为劳，尊无上矣。……老者休也，休犹有安乐恬愉如是乎？故曰，诸侯有老，天子无老；有擅国，无擅天下：古今一也！
夫曰尧、舜擅让，是虚言也！是浅者之传，陋者之说也！不知逆顺之理，小大至不至之变也！未可与及天下之大理者也！
他的话说得何等决绝，径断禅让说是“虚言”，是“浅者之传，陋者之说”。比了孟子一方面说唐、虞不是禅，一方面又说“唐、虞禅”的扭扭捏捏、藏藏躲躲的态度，高明了多少？再拿荀子的话来和《尧典》比较，则“朕在位七十载，汝能庸命巽朕位”，岂不是“老衰而擅”；“帝乃殂落；……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岂不是“死而擅之”；而“正月上日，受终于文祖”，又岂不是“尧、舜擅让”呢？《尧典》所言竟没有一句不是荀子所反对的。堪笑后世读书人都自居于儒家，而对于孟、荀二大师之说似乎不曾看见，确认禅让是唐、虞之事，这是粗心呢，还是不敢提出这问题呢？
孟、荀二氏都不愿意听禅让之说，然而想不到从根本上解决，所以他们的反对不能成功。倘使他们能找出这传说的源头，说“这是墨家为了宣传主义而造出来的，我们儒家不该盲从”，岂不就连根刬去了？推求他们所以不说这话的理由，就因为他们没有历史观念，自身又被包围于这样的空气之中，所以虽觉得这些话不对，而竟找不出辨伪的方法来。
由墨家的主义下所造成的故事，除此之外，可以推测的还有二端。
其一，“命”本是古人所最信仰的，到墨子始因激厉人们奋斗的勇气，主张非命。但现在《尚书》中，《汤誓》载桀之言曰“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西伯戡黎》载纣之言曰“我生不有命在天”，那么，这两位亡国之君都是主张信命而被人打倒的。固然这也许是周代史官的垂诫之作，但也大有从非命之说出来的可能。看《非命上》篇说：“于《仲虺之告》曰：‘我闻于夏人矫天命，布命于下；帝伐之恶，龚丧厥师’，此言汤之所以非桀之执有命也。于《太誓》曰：‘纣夷处不肯事上帝鬼神，……乃曰“吾民有命”’，此言武王所以非纣执有命也。”可见他确把桀、纣当做定命论者的偶像，而作为他的攻击的目标的。
其二，墨子提倡尚贤，又注重实利与节俭，所以他把各种器物都定为圣人或圣王所作，见得当时创造的艰难，现在使用的人应当郑重。《节用中》篇说，“古者圣王制为节用之法；……古者圣王制为饮食之法；……古者圣王制为衣服之法；……古者圣人为猛禽狡兽暴人害民，于是教民以兵行；……古者圣王为大川广谷之不可济，于是利为舟楫；……古者圣王制为节葬之法；……圣王……为宫室之法”，把百姓日用的东西一起归于明王圣人的德惠。其他《辞过》、《非儒》诸篇中也都有同样的制作说。这原是他矫正世俗侈靡的好意。但是自从有了这个提示，创造事物的传说就觉得有整理编排的必要，《世本》的《作篇》应时而兴，把任何事物都确定了一个创始者。主张改制说的人见了，又利用这一套话作为改制的根据，表示任何时代都可创造新事物：这就是《淮南子·氾论训》上的一段话。《易》学专家见了，也想把这一说应用到《周易》上，恰好《易传》中有“以制器者尚其象”之文，就选取了十三卦分配制作，而有庖牺氏取《离》作网罟等等的故事。
墨子是创造理论以顺应战国时势的第一人；因为他鼓吹的最早，所以由这一学派发生的故事最为深入而有力，一般人也忘记了这是墨家所创造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