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四、今古文问题
那位为王莽典文章的刘歆，曾在过去的学术界中掀起一回巨大的风潮，即是经书中的今古文之争。这个问题成为一个最大的症结，直到现在还不能彻底解决。此问题太大，不能在这篇中详论，只得约略说一下，读者谅之。
刘歆的事迹，依据《汉书》本传及《艺文志》，大略如下：
他名歆，字子骏，哀帝建平元年改名秀，字颖叔，当以哀帝名欣，与“歆”音同，避嫌名之故。是刘向的少子。从小就通《诗》、《书》，能属文。成帝时，召见，待诏宦者署，为黄门郎。那时王莽亦为黄门郎，他们俩很投契。河平前二八—二五。中，成帝以书颇散亡，使谒者陈农求遣书于天下，诏刘向、歆父子及任宏、尹咸等校定。刘向管的是经传、诸子、诗赋三部分。但刘歆很喜博涉，即数术、方技之类也无所不究。向死后，哀帝初即位，那时王莽为大司马，举歆宗室有材行，迁侍中，奉车都尉，使他复领五经，卒父前业。歆于是总群书而奏《七略》。这部书虽已亡，但《汉书·艺文志》是从它出来的，我们还可看得一个大概。
向、歆父子始皆治《易》。宣帝时，诏向受《穀梁春秋》，十余年大明习。及歆校秘书，见“古文《春秋左氏传》”，大好之。这是“古文”二字的起源，我们不可忽略过。
古文，是对今文而言的。汉代流传的经书本子，当然用汉代的文字书写。现在，刘歆从秘府里寻出来的一部《春秋左氏传》左氏为孔子的《春秋经》所作的传。则是用古文字书写的。这因《左氏传》在汉代没有通行，所以还保存得汉以前的原状。在理论上，本讲得过去。经书，在孔子时已有了，从孔子到汉约三百年，在这时期中为经书作传的人当然很多，也当然不尽在汉代通行。《左氏传》幸留在秘府里，有人把它表章，使得绝了二百年的学统可以复续，这是怎样一件可喜的事！可是，我们不要忘了汉代是托古改制的时代，尤其是西汉之末，是《周礼》、《逸书》等等大批出现的时代，见上章。我们不能对于它作无条件的信任。
他寻出了《春秋左氏传》之后，《汉书》本传说他：
初，《左氏传》多古字古言，学者传训故而已。及歆治《左氏》，引《传》文以解《经》，转相发明，由是章句义理备焉。
可见他对于《左氏传》是曾经动过一番手的。本传又说：
歆以为左丘明好恶与圣人同，亲见夫子；而公羊、毂梁在七十子后。传闻之与亲见之，其详略不同。歆数以难向，向不能非间也，然犹自持其《穀梁》义。
这可见他们父子对于《春秋》之学的意见不同，又可见刘向对于《左氏传》中的《春秋》义是不赞成的。本传又说：
及歆亲近，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诗》、《逸礼》、《古文尚书》，皆列于学官。
这可见他要求立于学官的经传，在《左氏春秋》之外，还有《毛诗》、《逸礼》和《古文尚书》三种。
按《汉书·儒林传》云：
汉兴，言《易》自淄川田生。言《书》自济南伏生。言《诗》，于鲁则申培公，于齐则辕固生，燕则韩太傅。言《礼》，则鲁高堂生。言《春秋》，于齐则胡毋生，于赵则董仲舒。
这是汉武帝时的情形。那时经学派别，寥寥无几，除《诗》有三派，《春秋》有二派外，余均为一家之言，无异说。到武帝罢斥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各种新派别都起来了。班固《儒林传赞》云：
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讫于元始，平帝年号。百有余年，传业者寖盛，支叶蕃滋，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禄利之路然也。
初，《书》惟有欧阳，《礼》后，《易》杨，《春秋》公羊而已。至孝宣世，复立大、小夏侯《尚书》，大、小戴《礼》，施、孟、梁丘《易》，毂梁《春秋》。至元帝世，复立京氏《易》。
可知宣、元之世是经学分列的时代。大约因为“劝以官禄”，故学者群思自立门户，希冀私学变成官学。但是他们只在议论上求胜利，想不出什么新的方法。刘歆从小就受有很好的家学，稍长又博览秘府藏书，他也希望自己的学说立于学官，竟被他发明了一个新途径。秘府中的书当然有用古文写的，他就从这上面得到暗示，觉得倘在今文经书之外别出许多古文经书，一定可使经学界中开出一个新面目。所以他在《三家诗》之外别出一种《毛诗》，在《欧阳》、《夏侯书》之外别出一种《古文尚书》，在《大》、《小戴礼》之外别出一种《逸礼》，在《公羊》、《穀梁春秋》之外别出一种《左氏春秋》，这四种新经和新传都是以“古文”为标帜的。
他提出这个请求之后，本传云：
哀帝令歆与五经博士讲论其义，诸博士或不肯置对。歆因移书太常博士责让之。
这一篇移书是今古文问题的第一次辩论，是学术史上的最重要的材料。原书全文录入本传，今摘钞如下：
夫子没而微言绝，七十子终而大义乖。重遭战国弃笾豆之礼，理军旅之陈，孔氏之道抑而孙、吴之术兴。陵夷至于暴秦，燔经书，杀儒士，设挟书之法，行是古之罪，道术由是遂灭。
汉兴，去圣帝明王遐远，仲尼之道又绝，法度无所因袭。时独有一叔孙通，略定礼仪。天下唯有《易卜》，未有他书。至孝惠之世，乃除挟书之律。然公卿大臣绛、灌之属咸介胄武夫，莫以为意。至孝文皇帝，始使掌故朝错从伏生受《尚书》。《尚书》初出于屋壁，朽折散绝。今其书见在，时师传读而已。《诗》始萌芽。天下众书往往颇出，皆诸子传说，犹广立于学官，为置博士。在汉朝之儒，唯贾生而已。
至孝武皇帝，然后邹、鲁、梁、赵颇有《诗》、《礼》、《春秋》先师，皆起于建元之间。当此之时，一人不能独尽其经，或为《雅》，或为《颂》，相合而成。《泰誓》后得，博士集而读之。故诏书称曰：“礼坏乐崩，书缺简脱，朕甚闵焉！”时汉兴已七八十年，离于全经固已远矣。
这是说孔子所定的《六经》，在他死后，经过了学者们的改变，战国的兵乱，秦的燔烧，已经散失的不像样子。汉兴之后，还不把这件事放在心上，《六经》只有《周易》流传，此外惟叔孙通略略定了些礼仪。直到文帝时，朝错始从伏生受《尚书》，但《尚书》只是朽折散绝的一堆竹简。《诗经》是萌芽于文帝时，合成于武帝时的。《春秋》的先师，也到武帝建元之间刚有。所以现在西汉之季。所有的《六经》，是汉兴七八十年后东拼西凑而成的，已经不是当初的原本了。这段话虽非完全真实，例如武帝诏书，《史记·儒林列传》所载的为“礼废乐崩，朕甚愍焉”，此间却说“礼坏乐崩，书缺简脱，朕甚闵焉”，他为要证明《六经》的不完全，不惜杜造了“书缺简脱”一语增加进去。但当汉初创痍未复之际，不能马上阐扬文化，以致经学的发达迟了数十年，加以道家压抑儒家，《六经》的地位不高，学习的人不多，这是当然的现象，所以我觉得这些话大体是可信的。下面说：
及鲁恭王坏孔子宅，欲以为宫，而得古文于坏壁之中，《逸礼》有三十九，《书》十六篇。天汉之后，孔安国献之。遭巫蛊仓卒之难，未及施行。及《春秋左氏》，丘明所修，皆古文旧书，多者二十余通，藏于秘府，伏而未发。
孝成皇帝闵学残文缺，稍离其真，乃陈发秘藏，校理旧文。得此三事，以考学官所传，经或脱简，传或间编。传问民间，则有鲁国柏公，赵国贯公，胶东庸生之遗学与此同，抑而未施。
这是说鲁恭王在孔子旧宅墙壁中发得了《逸礼》和《逸书》五十五篇，都是用古文字写的，孔安国把它献给武帝，因巫蛊之难而未及施行。还有一部《春秋左氏》，数量很多，也是用古文字书写的，一样地搁在秘府里。直到成帝诏刘向、歆等校书，方得发见。拿这三部书去校对学官的本子，有的“经”是脱了简的，缺了。有的“传”是间了编的，乱了。到民间去访问，才知道有柏公、贯公、庸生的学说与此相同，但都不曾得到政府的认可。在这里，他没有说到《毛诗》的来源。
这一段话很不可信。其一，《史记·鲁共王世家》无坏孔子壁得古文经事；司马迁是尊信《六艺》的，他也曾讲业齐、鲁之都，使有此事，不应不载。其二，司马迁作《孔子世家》，云：“安国为今皇帝博士，……早卒。”那么，当他作《史记》时，安国已死了；司马迁且不及见巫蛊之难，而谓孔安国能看见吗？其三，鲁共王死于武帝元朔元年，前一二八。到征和二年前九一。巫蛊事起，已历三十六年了；汉武帝时很崇奖经学，如有此事发生，为什么要延迟到三十年后而始献上呢？还有许多抵牾处，见《新学伪经考》卷三上。因为他所说的话，时代与事实均不相合，而且上文说他治《左氏》时已经自己动过一番手，所以这一段话很可断为他的谎话。下面又说：
往者缀学之士不思废绝之阙，苟因陋就寡……信口说而背传记，是末师而非往古。至于国家将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禅、巡狩之仪，则幽冥而莫知其原。犹欲保残守缺，挟恐见破之私意，而无从善服意之公心。或怀嫉妒，不考情实，雷同相从，随声是非。抑此三学，以《尚书》为备，谓左氏为不传《春秋》，岂不哀哉！
今圣上……下明诏，试《左氏》可立不……将以辅弱扶微。……今则不然，深闭固距而不肯试，猥以不诵绝之；欲以杜塞余道，绝灭微学。……若必专己守残，党同门，妒道真，违明诏，失圣意，以陷于文吏之诛，甚为二三君子不取也！
这是痛骂那时的博士，只知道抱守家学的残书，听信末师的口说，就以为真理尽在于是。一到国家举行大典，问他们仪制如何，就不知道怎么回答。有什么好东西出来，反要怀了嫉妒之心，结了朋党，把它压抑下去。所以《尚书》二十八篇明明不是全本，他们却说是完全的；《左氏》明明的是《春秋传》，他们却说是不传《春秋》的。
这是刘歆的一面之辞，对方的话可惜没有整篇传下来。今把《汉书》本传及《儒林传》、《王莽传》所载的几条录下：
其言甚切，诸儒皆怨恨。是时名儒光禄大夫龚胜以歆移书，上疏深自罪责，愿乞骸骨罢。及儒者师丹为大司空，亦大怒，奏歆改乱旧章，非毁先帝所立。……歆由是忤执政大臣，为众儒所讪；惧诛，求出补吏，为河内太守。本传。
歆白《左氏》可立，哀帝纳之。以问诸儒，皆不对。歆于是数见丞相孔光，为言《左氏》以求助；光卒不肯。《儒林传》。(https://www.daowen.com)
莽召问群臣禽贼方略。……故左将军公孙禄征来与议，禄曰：“……国师嘉新公刘歆。颠倒五经，毁师法，令学士疑惑。……宜诛……以慰天下。”《王莽传》。
要立几部逸经逸传于学官，使得大家对于孔子之道多明白些，这是好事。即使他太露锋芒，激起诸儒的妒忌，亦何至为他们所怨恨，必欲把他置于死地而后快。这可见他的学说在经学上所起的变动必甚剧烈，其势将把以前的经学家的地盘尽数打破，所以他们要和他拼命了。
哀帝既死，王莽复柄政。刘歆的同志既成了最有势力的人，而且他自己又为这最有势力的人“典文章”，于是他再不怕诸博士的反对了。班固《儒林传赞》云：
平帝时，又立《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古文尚书》。
这虽不知道是哪一年的事，但那时已达到了刘歆的志愿，把这四种书一齐立于学官了。这是汉代学术的一个大改变！
平帝四年，王莽奏起明堂、辟雍、灵台，为学者筑舍万区，刘歆那时官羲和、京兆尹。王莽使他治明堂，辟雍；有功，封红休侯。又使他典儒林史卜之官，考定律历。这时候，刘歆已成为文化事业的中心人物，他可以用了自己的理想构成一个文化的系统。他决不会因已立了四种古文学的经传就满足的。
于是那时有一个大规模的学术运动发生。《王莽传》说：
立《乐经》。益博士员，经各五人。征天下通一艺，教授十一人以上，及有《逸礼》、《古书》、《毛诗》、《周官》、《尔雅》、天文、图谶、钟律、《月令》、兵法、《史篇》文字，通知其意者皆诣公车。网罗天下异能之士。至者前后千数。皆令记说廷中，将令正乖谬，壹异说云。
又《平帝纪》云：
征天下通知逸经、古记、天文、历算、钟律、小学、《史篇》、方术《本草》，及以《五经》、《论语》、《孝经》、《尔雅》教授者，在所为驾一封轺传，遣诣京师。至者数千人。
这一件事，《王莽传》载于元始四年，《平帝纪》则载于五年，大约此事非一时可办，四年征遣，五年数千人集京师，乃令记说廷中耳。这件事情，手段非常毒辣，一方面把古文学的种子散播到民间，一方面又令今文学增加许多敌人，凡古文学家的眼光中感到的“乖谬”和“异说”都扫空了。这是用了利禄的引诱来统一学术思想。从此以后，今文学的势力有减无增，古文学的势力也就有增无减了。
在这两段记载里，我们可以知道那时除了《刘歆传》中的四部经传外，又立了《乐经》、《周官》、《尔雅》等书于学官。这两段中虽只说征求通《周官》、《尔稚》等的人，并没有说把《周官》、《尔雅》等立学，但《艺文志》在“《周官经》六篇”下已注明“王莽时、刘歆置博士”，推之《尔雅》等当亦如是。
《王莽传》说“《史篇》文字”，《平帝纪》说“小学《史篇》”，关于此事，许慎《说文序》中有一点纪载：
孝平皇帝时，征礼沛人爰礼。等百余人，令说文字未央廷中，以礼为小学元士。黄门侍郎扬雄采以作《训纂篇》，凡《仓颉》以下十四篇，凡五千三百四十字。群书所载，略存之矣。
可见《训纂篇》是这次文字方面的“正乖谬，壹异说”的结果。推之其它方面，亦当如此，惜已无从觅得材料。《说文序》又云：
及亡新居摄，使大司空甄丰等校文书之部。自以为应制作，故颇改定古文。时有六书；一曰古文，孔子壁中书也。二曰奇字，即古文而异者也。三曰篆书，即小篆，秦始皇帝使下杜人程邈所作也。四曰左书，即秦隶书。五曰缪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鸟虫书，所以书幡信也。
这是王莽的第二次审定文字。第一次是审定当时通用文字的总数，第二次是审定各种字体。因为他注重古文，所以把它列在第一。又以古文专属之孔子壁中书，见得壁中书占有独尊的地位。这都是刘歆宿日的主张，藉王莽的权力而实现的。这真是一个“古文”与“古文经”的大运动！
因为有了这样一个大运动，所以今古文的界限就确实建立，所有的经书都分成今学和古学了。其实所谓古学何尝是真的古学，只不过是王莽所需要之学，刘歆所认为应行提倡之学而已。康长素先生以“新学伪经”名书，这是很不错的。今依据《汉书·艺文志》，列一“今古文总表”。《艺文志》是出于《七略》的，《七略》是刘歆在哀帝时所奏的，似乎不能记及王莽时新出的古文学书籍。但古代的书并无刻本，随时可以增加。只要看王莽新发得的《周礼》，《艺文志》中也有，就可知道《七略》虽系哀帝时所奏，而亦不少王莽时新增入的材料了。
这一个表所录的古文经，比了上面的记载，又添出了《易经》、《论语》、《孝经》三种。自从添出了这三种，而后所有的经书便完全具备了古文了。
这三种里，《易经》颇奇怪，只见于叙录而不见于篇目中。叙录云：“刘向以中古文《易经》校施、孟、梁丘经，或脱去‘无咎’、‘悔亡’；惟费氏经与古文同。”可见古文的《易经》与今文的《易经》所差只在几处脱字，其余全同。至于和古文相同的费氏经，也但见于叙录而不见于篇目。深疑此经的古文或尚无赝造之本，不过空写几个名词而已。《古论语》，注云：“出孔子壁中。”《孝经》，叙录云：“唯孔氏壁中古文为异。”到《说文序》，云：
壁中书者，鲁共王坏孔子宅而得《礼记》、《尚书》、《春秋》、《论语》、《孝经》。
刘歆在《移让太常博士》书中只说鲁共王坏璧得《逸礼》和《逸书》，其《七略》又多出了《古论语》和《孝经》。到这里，又多出了《春秋》了。要不是许慎杜撰，也许仍是刘歆说的。古文经日有增益，孔家壁中的古简册也就日出而不穷，这是多么滑稽的事情。
古文经既是这样地整齐而且完备，但传经的系统不完全，也是一个缺憾。所以他们又为它造出许多传授的源流来。《汉书·儒林传》云：
费直，字长翁，东莱人也。治《易》为郎，……长于卦筮。亡章句，徒以《彖》、《象》、《系辞》十篇文言解说《上》、《下经》。瑯邪王璜平仲能传之。璜又传《古文尚书》。
孔氏有《古文尚书》。孔安国以今文字读之，因以起其家，《逸书》得十余篇，盖《尚书》滋多于是矣……安国为谏大夫，授都尉朝。而司马迁亦从安国问故，迁书载《尧典》、《禹贡》、《洪范》、《微子》、《金縢》诸篇多古文说。都尉朝授胶东庸生。庸生授清河胡常少子……又传《左氏》。常授虢徐敖……又传《毛诗》，授王璜、平陵涂恽于真。子真授河南桑钦君长。
毛公，赵人也，治《诗》，为河间献王博士，授同国贯长卿。长卿授解延年。延年……授徐敖。敖授九江陈侠，为王莽讲学大夫。
汉兴，北平侯张苍及梁太傅贾谊、京兆尹张敞、太中大夫刘公子皆修《春秋左氏传》。谊为《左氏传训故》，授赵人贯公，为河间献王博士。子长卿……授清河张禹少子。禹……授尹更始。更始传子咸及翟方进、胡常。常授黎阳贾护季君……授苍梧陈钦子佚，以《左氏》授王莽，至将军。而刘歆从尹咸及翟方进受。由是言《左氏》者本之贾护、刘歆。
照这样讲，古文学派的渊源至长，学者甚众，且有两种是河间献王已立博士的，它简直是个“显学”，为什么刘歆竟小觑它而称它为“微学”？再说《春秋左氏传》，自张苍、贾谊以来传授不绝，河间献王且为立博士，何以传了二百年，博士们还说它不传《春秋》？刘歆《左氏》之学是从尹咸们传来的，师承历历可数，为什么本传中说他因领校秘书而发见此书，又为什么说他始引《传》文以解《经》？又张苍修《左氏传》，为什么《史记》本传中不说，但云“好书律术”？贾谊作《左氏传训故》，为什么《史记》本传中也不提一字，但谓其“能诵《诗》、《书》”；连《七略》里也不载这部著作？……对于这些记载，实在可提出的疑问太多了！
自清代学者重提出了今古文问题之后，作最严正的系统的批评的，首推康长素先生的《新学伪经考》。他自述其彻悟此问题之由来，有下列一段话，今录之以终此章：
自刘申受、魏默深、龚定盦以来，疑攻刘歆之作伪多矣，吾蓄疑于心久矣。吾居西樵山之北……读书澹如之楼……碧阴茂对，藤床偃息……拾取《史记》……偶得《河间献王传》、《鲁共王传》读之，乃无得《古文经》一事，大惊疑。乃取《汉书·河间献王》、《鲁共王传》对较《史记》读之，又取《史记》、《汉书》两《儒林传》对读之，则《汉书》详言古文事，与《史记》大反，乃益大惊大疑。
又取《太史公自序》读之，子长自称“天下郡国群书皆写副。集于太史公，太史公仍世父子纂其业，乃繙金匮石室之藏，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则子长于中秘之书，郡国人间之藏，盖无所不见。其生又当河间献王、鲁共王之后，有献书开壁事更无所不知。子长对此孔经大事更无所不纪。然而《史记》无之，则为刘歆之伪窜无疑也！……
于是以《史记》为主，遍考《汉书》而辨之。以今文为主，遍考古文而辨之。遍考周、秦、西汉诸书，无不合者。虽间有窜乱，或儒学以外杂书有之，则刘歆采撷之所自出也。于是涣然冰释，怡然理顺，万理千条，纵横皆合矣。吾忧天下学者穷经之入迷途而苦难也，乃先撰《伪经考》，粗发其大端。《重刻〈伪经考〉后序》。
我深信一个人的真理即是大家的真理。《伪经考》这书，议论或有错误，但是这个中心思想及其考证的方法是不错的。他虽没有完工，但已指示我们一条继续工作的路。读者诸君如不信，不妨把他所说的各篇，照《班马异同》的办法，钞出比较，看它们是不是在两个时代潮流中对于圣人的经典的派别和数量有很冲突的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