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〇、战国与西汉的疑古
战国、秦、汉四百余年中，为了阶级的破坏，种族的混合，地域的扩张，大一统制度的规画，阴阳五行原理的信仰，以及对于这大时代的扰乱的厌倦，立了许多应时的学说，就生出了许多为证实这些学说而杜造的史事。《曲礼》上说：“毋剿说，毋雷同；必则古昔，称先王。”这几句话真是说尽了那时人说话的态度。你们想，古昔先王的事情如果都有客观的真实，那么他们的说话正和我们做考据文字一样，应当无一字无来历，如何能不剿说与不雷同呢？既不雷同而又“必”则古昔，这不是创造是什么？但我们不像崔东壁先生那样，骂百家之言为要不得的异端邪说。我们站在历史的立场上，看出这些说话虽是最不真实的上古史，然而确是最真实的战国、秦、汉史，我们正可以利用了这些材料来捉住战国、秦、汉人的真思想和真要求，就此在战国、秦、汉史上提出几个中心问题。这真是历史的境界的开拓！一般人对于我们常起误会，以为我们要把古代什么东西都去推翻，愿他们能平心静气想一想这个道理。
可是无论如何，这些最不真实的上古史，当时和后世一班庸众毕竟受了他们的欺骗，错认为最真实的上古史。他们的学说既纷歧而混乱，所以我们的上古史也随着它而纷歧而混乱。于是一班比较有理性的人时时举出其怀疑之点，虽然在“信而好古”的空气之中，虽然在“非圣无法”的禁制之下。
现在我们要问的，就是战国、秦、汉的学者杜造了这些古史，当时曾发生了什么反应？在历史观念极不发达时，当然对于他们的话只有“好，不好”的感觉，而没有“真，不真”的分析。所以《淮南子》的《脩务训》里说：
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贱今，故为道者必托之于神农、黄帝而后能入说。乱世暗主高远其所从来，因而责之。为学者蔽于论而尊其所闻，相与危坐而称之，正领而诵之。
这描写当时的情形何等活现！为了要动听，所以托之神农、黄帝。为了来路远，所以看得重。为了盲目的信仰，所以留神地听，用心地念。伪史就这样地流传下去了。
但是战国时未尝没有聪明人，所以就有几个人表示坚决的不信。例如荀子，他在《非相篇》里说：
五帝之外无传人；非无贤人也，久故也。五帝之中无传政；非无善政也，久故也。禹、汤有传政而不若周之察也；非无善政也，久故也。传者久则论略，近则论详；略则举大，详则举小。……是以文久而灭，节族久而绝。
他主张不法先王，为的是那时的典章制度已不可知了，不如法那有“粲然之迹”的后王。其实，在他那时，五帝之外的传人出来了不知多少，例如无怀、葛天、风后、力牧。五帝之中的传政也出来了不知多少，例如封禅、巡狩、授时、分州。禹、汤的传政和周一样多，为的是在五德三统说之下早已替三代分配得一样齐整。但他偏不承认五帝时有历史传下来，又不承认夏、商时有详细的历史传下来，这真强悍得出奇！他在《正论篇》里反对禅让之说，已见上引；这一篇中还有一段反对象刑之说的，是：
世俗之为说者曰：“治古无肉刑而有象刑。……”是不然！以为治邪，则人固莫触罪，非独不用肉刑，亦不用象刑矣。以为人或触罪矣而直轻其刑，然则是杀人者不死，伤人者不刑也。……杀人者不死而伤人者不刑，是谓惠暴而宽贼也，非恶恶也。故象刑殆非生于治古，并起于乱今也！
战国人描写古代的安乐情形，以为当时只用特别的衣服冠履来表示罪人所受的刑罚；他坚决反对，以为这是“起于乱今”的“世俗之说”。若把这话扩而充之，简直可以把当时口头流传的古史一笔勾销了。
同时，韩非在他的《显学篇》中也对于儒、墨二家建设的古史根本破坏。他道：
孔子、墨予俱道尧、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谓真尧、舜；尧、舜不复生，将使谁定儒、墨之诚乎？殷、周七百余岁，虞、夏二千余岁，而不能定儒、墨之真；今乃欲审尧、舜之道于三千岁之前，意者其不可必乎？无参验而必之者，愚也。弗能必而据之者，诬也。故明据先王，必定尧、舜者，非愚则诬也！
他把“言必称尧、舜”的人定为“非愚则诬”，断得何等痛快。尧、舜尚且如此，尧、舜以前的许多古帝王当然更无存在的价值了。在战国的怒涛激浪之中竟有这样独立批评的议论，真不能不令人钦服。
淮南王安集合了一班博学的门客，著了一部书，里边虽也把古史讲得天花乱坠，毕竟有些拆自己壁脚的聪明话。《缪称训》云：
三代之称，千岁之积誉也。桀、纣之谤，千岁之积毁也。
又《氾论训》云：
今夫图工好画鬼魅而憎图狗马者，何也？鬼魅不世出而狗马可日见也。夫存危治乱，非智不能；而道先称古，虽愚有余。
他把“道先称古”譬之“画鬼魅”，真是把当时的古史传说一椎打碎了。即此可见那时人的头脑也有很清醒的，只是少数的清醒敌不过多数的糊涂而已。
除了正面反对之外，还有因神话传说的不合理而强辞以解释的。例如战国时传说“黄帝四面”，这当然说他一个脖子上长着四张脸。因为这是神话，就有人替它解释：
子贡问于孔子曰：“古者黄帝四面，信乎？”孔子曰：“黄帝取合己者四人，使治四方，不谋而亲，不约而成，大有成功，此之谓‘四面’也。”《太平御览》七十九引《尸子》。
经此一解，“四面”的神话就成了“四人治四方”的人事了！又如那时传说，云“黄帝三百年”，这当然说他活了三百岁或做了三百年的皇帝。又有人觉它不合理，替它解释道：
宰我问于孔子曰：“昔者予闻诸荣伊，言黄帝三百年。请问黄帝者人邪，抑非人邪？何以至于三百年乎？”孔子曰：“……生而民得其利百年，死而民畏其神百年，亡而民用其教百年，故曰‘三百年’。”《大戴礼记·五帝德》。
经此一解，“三百年”就成了“发生三百年的影响”了。又如那时传说，有一种兽名为夔，“状如牛，苍身而无角，一足，……其声如雷，……黄帝得之，以其皮为鼓，橛以雷兽之骨，声闻五百里”；《山海经·大荒东经》。因为有这雷声鼓的传说，于是讹传夔为乐官，《左传·昭二十八年》仍说这位乐官是一足。有人觉得它不合理，替它解释道：
鲁哀公问于孔子曰：“乐正夔一足，信乎？”孔子曰：“昔者舜欲以乐传教于天下，乃令重、黎举夔于草莽之中而进之，舜以为乐正。夔于是正六律，和五声，以通八风，而天下大服。重、黎又欲益求人。舜曰：‘夫乐，天地之精也，得失之节也，故唯圣人为能和，乐之本也。夔能和之以平天下，若夔者一而足矣。’故曰‘夔一足’，非一足也。”《吕氏春秋·察传》。
经此一解，“一只脚”就成了“一个就够了”。从这三个例上，我们可以知道，当时人的智力已不能再信神话，他们和我们的怀疑正在同一点上出发。不过他们的胆子小，不敢明说它假，于是替它设法解释。而又因胆子小，不敢自己负解释的责任，于是把这些解释的话推托在孔子的身上。因此，出发点虽在辨伪，但是结果则反而成了造伪：造了孔子的假话和古代的伪史来破除神话。不过这样总比胡乱信仰的好一点，因为它已经有了别择真伪的萌芽了。
自从秦始皇焚《诗》、《书》、百家语，战国文化受了一次大摧残。汉惠帝时，始除挟书之律。文帝时，刚想到《尚书》，寻得了伏生，传下二十八篇。武帝时，广开献书之路。成帝时，又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令刘向、任宏等共同编校。西汉的皇室用了二百年的力量，把许多古籍和当代著述作一次大结集。汉人本是最缺乏历史观念的，只因校书的人看见的东西多了，不由得不因比较而生判断，于是许多书籍就被定为伪书。今将《汉书·艺文志》所记的录下：
《太公》二百三十七篇——近世又以为太公术者所增加也
《文子》九篇——与孔子并时而称周平王问，似依托者也
《周训》十四篇——人间小书，其言俗薄。（颜《注》引《别录》）
《黄帝君臣》十篇——起六国时，与《老子》相似也。
《杂黄帝》五十八篇——六国时贤者所作
《力牧》二十二篇——六国时所作，托之力牧。力牧，黄帝相。
《黄帝泰素》二十篇——六国时韩诸公子所作。（颜《注》引《别录》云：“或言韩诸公孙之所作也。言阴阳五行，以为黄帝之道也。”）
《孔甲盘盂》二十六篇——黄帝之史，或曰夏帝孔甲，似皆非。(https://www.daowen.com)
《大命》三十七篇——传言禹所作，其文似后世语
《神农》二十篇——六国时诸子疾时怠于农业，道耕农事，托之神农
《伊尹说》二十七篇——其语浅薄，似依托也
《鬻子说》十九篇——后世所加。
《师旷》六篇——见《春秋》，其言浅薄，本与此同。似因托也。
《务成子》十一篇——称尧问，非古语。
《天乙》三篇——天乙谓汤，其言非殷时，皆依托也。
《黄帝说》四十篇——迂诞，依托。
《封胡》五篇——黄帝臣，依托也。
《风后》十三篇——黄帝臣，依托也。
《力牧》十五篇——黄帝臣，依托也
《鬼容区》三篇——黄帝臣，依托。
这样的举发它们的依托和增加，明定它们的时代和作者，更和今日的我们的态度相像。不过他们批评的范围只限于诸子百家语，而我们今日则要扩而充之以至于《诗》、《书》而已。
最有辨伪的眼光，且已把战国时的伪史作一番大淘汰的工作的。是司马迁。他生值汉家全盛时代，又有很好的家学，又居了全国文化中心的官职，《太史公自序》：“天下遗闻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再加以好游历的习性，亲见过许多历史遗迹，民情风俗，于是“网罗天下放失旧闻”，写成了一部空前的著作——《史记》。这是中国第一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整个历史记载。他对于上古的事情都不勉强充做知道；把觉得可疑的都删芟了。他的审查古史料的标准，曾在《伯夷列传》上宣布出来：
夫学者载籍极博，犹考信于《六艺》。《诗》、《书》虽缺，然虞、夏之文可知也。尧将逊位，让于虞舜；舜、禹之间，岳牧咸荐，乃试之于位；典职数十年，功用既兴，然后授政，示天下重器，王者大统，传天下若斯之难也。而说者曰：“尧让天下于许由；许由不受，耻之，逃隐。及夏之时，有卞随、务光者。”此何以称焉？太史公曰：余登箕山，其上盖有许由冢云。孔子序列古之仁圣贤人，如吴太伯、伯夷之伦，详矣。余以所闻由、光义至高，其文辞不少概见，何哉？
许由不受尧禅，这个传说自战国至汉流传得普遍极了，司马迁并且亲在箕山上见到他的坟墓，论理真不应不信。但是他决定不为立传，原因是为有了三个负面的理由：（一）此事不见于《虞书》，禅让事也不该这等草率；（二）孔子列举让国的圣贤太伯、伯夷等，但不及于许由；（三）许由没有文辞传下来。因为他已不信逃尧禅的许由，所以就联带及于逃汤禅的卞随、务光。从我们看来，他的思想固然还不及荀子彻底，但其敢于打破传统信仰的胆量已大足使人钦服。试看后来，哪部《高士传》中没有许由们，谁不信他们的逃隐是真事实？即此一端，可见司马迁的眼光是怎样的卓绝。诚然，《史记》这部书也常被人批评为不谨慎，但他的“载籍极博，犹考信于《六艺》”这个标准，在考古学没有发达的时候，实在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方法，尤其是在战国、秦、汉间百家异说杂然并起的时候，因为《六艺》中的史料比较还算纯粹，著作时代也是比较的早呵。
《六艺》中的《尚书》是始于尧、舜的；还有《礼》家杂记的《五帝德》和《帝系姓》，虽然“儒者或不传”，究竟还为一部分的儒者所信，这两篇中的历史系统是从黄帝开始的。司马迁在他自己所立的标准之下，根据了这些材料来写史，所以他的书也起于黄帝。黄帝以前，他已在传说中知道有神农氏、《五帝本纪》。伏羲、《自序》无怀氏和泰帝，《封禅书》。但他毅然以黄帝为断限，黄帝以前的一切付之不闻不问。这件事看似容易，其实甚难；我们只要看唐司马贞忍不住替他补作《三皇本纪》，就可知道他在方士和阴阳家极活动的空气之中排斥许多古帝王是怎样的有眼光与有勇气了。
他虽承认有黄帝，而好些黄帝的记载他都不信。所以他说：
予曾读《谍记》，黄帝以来皆有年数，《三代世表》。
似乎可以在他自己书中排出一个综合的年表来了，然而他决绝地说：
稽其历谱谍，终始五德之传……咸不同乖异。夫子之弗论次其年月，岂虚哉！同上。
他因为把各种年表比较的结果，没有一种相同，觉得与其任意选取一种，不如干脆缺着，所以共和以前但记世数。我们只要看《史记》以后讲古史的书有哪几种是没有共和以前的年数的，就可以知道他的裁断精神是怎样的严厉和确定了。
他既定下了这样的标准，就随处把它使用。我们在《史记》里，可以看到以下的许多话：
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五帝本纪》。
五帝三代之记，尚矣。自殷以前，诸侯不可得而谱，周以来乃颇可著。《三代世表》。
神农以前，尚矣。盖黄帝考定星历，建立五行，起消息，正闰余。《历书》。
农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龟贝金钱刀布之币兴焉，所从来久远。自高辛氏之前尚矣，靡得而记云。故《书》道唐、虞之际，《诗》述殷、周之世……以礼义防于利。《平准书》。
故言九州山川，《尚书》近之矣。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大宛列传》
自古帝王将建国受命，兴动事业，何尝不宝卜筮以助善。唐、虞以上，不可记已。自三代之兴，各据祯祥。《龟策列传》。
夫神农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诗》、《书》所迷虞、夏以来……使俗之渐民久矣。《货殖列传》。
维三代尚矣，年纪不可考，盖取之谱牒旧闻本于兹。《自序》。
他一说到上古，就叹一声“尚矣”，于是接着说，这“不可记”了，“不可考”了，“吾不知”了，“余不敢言”了。这种老实承认不知道的态度，试问比了一班儒者自以为万事万物都能明白，虽是文献无征之世也可用了排列法来排出它的制度的，要光明磊落了多少？
司马迁以前，讲古史的人多极了。三代以前固然是“尚矣”。但正因它“尚矣”，所以才有话说，才有说不尽的话。我们只要一看《汉书·艺文志》，便可知道在司马迁之世是时代愈古则材料愈多的。但他竟决意把历史范围最小的《六艺》做标准，合于这个标准的收进来，不合于这个标准的打出去，于是这一大堆灿烂夺目的古代材料都成了历史的异端外道。他不肯收受这时代给与他的聪明，而只会读平凡的书，使无数瑰玮的故事失去了历史的地位，这不是他的大魄力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