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图》、《洛书》的倒坠
自从宋初造起新的《图》、《书》，五光十色，愈来愈奇，至明始停止制造，而反对和推翻的声浪却愈来愈高了。其实在北宋时新的说法初起，欧阳修就已经痛诋它了，他说：
“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幽赞神明而生蓍”，“两仪生四象”，若此者非圣人之言。《易或问》。
《河图》之出也，《八卦》之文已具乎？则伏羲受之而已，复何所为也。《八卦》之文不具，必须人力为之，则不足为《河图》也。其曰观天地，观鸟兽，取于身，取于物，然后始作《八卦》，盖“始作”者前未有之言也。考其文义，其创意造始，其劳如此，而后《八卦》得以成文，则所谓《河图》者何与于其间哉！若曰巳受《河图》，又须有为而立《卦》，则观于天地鸟兽，取于人物者皆备言之矣，而独遗其本始所受于天者，不曰取法于《河图》，此岂近于人情乎？《易童子问》。
他说《河图》如已具《八卦》之文，则何劳乎伏羲之画？如无《八卦》之文，仍须人画，则又何贵这《河图》？若云《河图》虽出，仍须辅以人功而成卦，则何以起始不曰“取法于《河图》”？他问的虽这样理直气壮，但当时并没有人信他，他的门人苏轼就反对他的话，道：
《河图》、《洛书》，其详不可得而闻矣。然著于《易》，见于《论语》，不可诬也。而今学者或疑焉。山川之出《图》、《书》有时而然也。……《河图》、《洛书》，岂足怪哉！《苏氏易传》卷七。
同时的人虽不信他的话，以后他的同调竟渐渐地多起来了。归有光，人家说他是明代的欧阳文忠公，他们真的有些相像，他也是不信《图》、《书》的人，听他说：
诸经遭秦火之厄，《易》独以卜筮存，汉儒传授甚明，虽于大义无所发越，而保残宁缺惟恐散失，不应此《图》交叠环布远出姬、孔之前，乃弃而不论，而独流落于方士之家，此岂可据以为信乎！《易图论》上。
自汉以来，说《易》者今虽不多见，然王弼、韩康伯之书尚在，其解前所称诸章无有以《图》为说者。盖以《图》说《易》自邵子始。吾怪夫儒者不敢以文王之《易》为伏羲之《易》，而乃以伏羲之《易》为邵子之《易》也，不可以不论。《易图论》下。
《大传》曰“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夫天地之间何往非《图》而何物非书也哉！揭《图》而示之曰：孰为上下，孰为左右，孰为《乾》、《兑》、《离》、《震》，孰为《巽》、《坎》、《艮》、《坤》，天之告人也何其渎！因其上下以为上下，因其左右以为左右，因其《乾》、《兑》、《离》、《震》以为《乾》、《兑》、《离》、《震》，因其《巽》、《坎》、《艮》、《坤》以为《巽》、《坎》、《艮》、《坤》，圣人之效天也何其拘！《易图论》后。
你说《易》有《图》，为什么汉儒不传？为什么王、韩注《易》也不提到？《图》是那样的详细，圣人只是照钞，又何其拘守？他问的也头头是道，足为欧阳公的知己。他又辨《洛书》道：
《洪范》之书，起于禹而箕子传之。……汉儒说经多用纬候之书，遂以为天实有以畀禹。故以《洛书》为九畴者孔安国之说。以“初一”至“六极”六十五字为《洛书》者，二刘之说。以“戴九履一”为《洛书》者，关朗之说。关朗之说，儒者用之。箕子所言锡禹洪范九畴，何尝言其出于《洛书》？禹所第不过言天人之大法有此九章，从一而数之至于九，特其条目之数，“五行”何取于一，而“福极”何取于九也！……夫《易》之道甚明，而儒者以《河图》乱之；《洪范》之义甚明，而儒者以《洛书》乱之。其始起于纬书，而晚出于养生之家，非圣人语常而不语怪之旨也。《洪范传》。
到了清代，对于《图》、《书》的批评和不信任的人越发多了；自此以后，《河图》、《洛书》乃失去了它的权威，而仅仅成为学术史上的名词。黄宗羲是清初的大儒，他著有一种《易学象数论》，是专辨《图》、《书》的，他说：
欧阳子言《河图》、《洛书》怪妄之尤甚者；自朱子列之《本义》，家传户诵，今有见欧阳子之言者，且以欧阳子为怪妄矣。……后之人徒见《图》、《书》之说载在圣经，虽明知其穿凿傅会，终不敢犯古今之不韪而黜其非。……《图书》一。
他的反对《图》、《书》，只是反对后人的穿凿附会的说法；而对于《图》、《书》的本身，则并不否认其存在。他说：(https://www.daowen.com)
“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者，“仰观于天”也。“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者，“俯察于地”也。谓之“图”者，山川险易，南北高深，如后世之“图经”是也。谓之“书”者，风土刚柔，户口扼塞，如夏之《禹贡》，周之《职方》是也。谓之“河洛”者，河、洛为天下之中，凡四方所上图书皆以河、洛系其名也。《顾命》西序之“大训”犹今之祖训，东序之“河图”犹今之黄册，故与宝玉杂陈。不然，其所陈者为龙马之蜕与，抑伏羲画《卦》之稿本与？无是理也。孔子之时，世莫宗周，列国各自有其人民土地，而河、洛之图书不至，无以知其盈虚消息之数，故叹河不出图。……若《图》、《书》为画《卦》叙《畴》之原，则《卦》画《畴》叙之后，河复出图，将焉用之？而孔子叹之者，岂再欲为画《卦》之事耶？
他以为《河图》、《洛书》就是现今地图方志一类的东西，因为河、洛居天下的中心，所以各地方进呈他们的图书于中央政府，就叫做“《河图》、《洛书》”。孔子的时候，各国多不奉周为共主，以致图籍不来，而各国的土地人民也就莫由知其消长了。所以他叹道：“河不出图，……吾已矣夫！”“河不出图”者，非“河”不出图也，各国不上图也。如果图是画《卦》所本，难道孔子还打算再画个《八卦》不成？因为他把图书说成了“图经”一类的东西，所以他于宋、元以来的《河图》、《洛书》当然一概不能承认，而说它们是方士们的扭合。
宗羲之弟宗炎著有《易学辨惑》一书，也是专辨《图》、《书》的。他的叙言说：
《河图》、《洛书》之说，因汉世习为谶纬，遂谓龙马神龟贡献符瑞，其事略与两汉之言祯祥者相似。后儒因缘附会，日增月益，至陈图南凿凿定为一六、二七、三八、四九、五十之数，上、下、左、右、中之位为《河图》，九宫奇正耦隅之状为《洛书》，云是羲《卦》、禹《范》之根原。两相比较，俱似景响，未见有实理存乎其间。欧阳永叔斥为怪妄，是诚仲尼之徒也。……
由此可见他的态度的一斑。于宋人的《图》、《书》作逐项的驳辩，黄氏弟兄之外，尚有毛奇龄、胡渭等。
毛奇龄的《河图洛书原舛编》字数虽不多，而叙述《图》、《书》源流舛错甚详尽。他说其初只有《河图》，如《尚书·顾命》及《论语》所说；《淮南子》乃以“绿图”、“丹书”并举，孔安国、刘歆又以《河图》归伏羲，《洛书》归大禹。自纬书出后，说涉怪诞，然而终东汉之末也没有所谓《图》、《书》出来。宋初陈抟骤出其《河图》、《洛书》，而上无传人，无出处，惟游其门者传之。于是有刘牧的《图》、《书》，有邵雍、蔡元定的《图》、《书》。陈抟的《图》到底是根据什么呢？毛氏说他是本于郑玄注《易》的“大衍之数”。而“大衍”的注解并非《河图》，《河图》是另有注解的。郑玄只作注解并没有《图》，陈抟乃演其注以为《图》，根底曲直全可明白了。至于《洛书》，毛氏谓为九宫配卦数所成，乃《易纬》家所谓“太一下九宫”法。稍后张惠言的《易图条辨》也有和毛氏相似的意见。
胡渭的《易图明辨》及《洪范正论》是辨斥《图》、《书》最力的两种书。不过，他也不是完全否认《图》、《书》的，而承认它们只是伏羲观察中的一事，他说：
渭按：《易》之为书，《八卦》焉而已。《卦》各具三画，上画为天，下画为地，中画为人：三才之道也。羲皇仰观而得天道，俯观而得地道，中观于两间之万物而得人道。……《河图》、《洛书》乃仰观俯察中之一事，后世专以《图》、《书》为作《易》之由，非也。《易图明辨》卷一。
他对于宋人的《图》、《书》和学说当然不能赞成，所以下面他先辨“天地之数”不得为《河图》，又辨“五行生成之数”不是《河图》，又辨“太极”“两仪”“四象”等不是《图》、《书》所有。他道：
《河图》亡已久，虽老聃、苌宏之徒亦未经目睹，故夫子适周，无从访问，赞《易》有其名而无其义。所谓“疑者丘盖不言”也。若夫天地之数，夫子未尝指为《河图》，故自汉、魏以迄隋、唐，言《河图》者，或以为九宫，或以为九篇，未有指五十五数为《河图》者。……陈抟生于五季，去古弥远，何从得其本真而绘图以授人乎？同上。
他虽然否认宋人的《图》、《书》，但对于《易·系辞传》“河出《图》，洛出《书》”的话仍然不敢坚决的否认，而说它们也是画《卦》所本的材料之一；二黄、毛氏也同有此种论调：宗炎之说与兄宗羲相似，亦主张《图》、《书》为地理书，见《易学辨惑》。这是他们的不彻底处。至于《河图》、《洛书》的领受人问题，他们也不敢多加讨论，因为《易》、《书》全是圣经，得罪哪个也不好，所以虽明知其中很有冲突，也只得置之不理。胡渭一方面说《河图》、《洛书》是伏羲观察中的一事，一方面又说：
或问《洪范九畴》果即是《洛书》，箕子何以不著其名？曰：禹受《洛书》作《洪范九畴》，当时五尺童子无不知之。言“天锡禹”，则其为《洛书》明矣。故不复著也。《洪范正论》卷一。
这样地两不开罪的办法，实非学者应有的态度。不过我们应当原谅他，在他那个时代，如果对于《易经》、《书经》的来源发生了疑问，岂不犯了“离经叛道”的大罪？清代自然也有为《河图》、《洛书》辨护的，例如江永的《河洛精蕴》，就是很费心力而著成的一部书；然而可惜他的精力是白用了。如今我们不特否认《易》、《书》是圣经，并连伏羲、大禹是否有其人也问起来，那末，他们画《卦》作《范》的事情自然更属悠谬难稽，何况怎样的《图》，怎样的《书》，这些说法出得更后呢。所以这个问题在今日，已达到了“以不了了之”的地步，再不能引起人们的注意和讨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