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的改制及三统说的发生
这种改德和改制的运动，在景帝时怎样，我们没有找到记载，不敢悬断。但文帝时既有贾谊、公孙臣、新垣平一班人的宣传，又有黄龙见及改元年的事实，儒者和方士们一定继续鼓吹着。虽没有给景帝提倡，又因新垣平的族诛而销声匿迹，但潜伏的势力总是不可侮的。
到武帝时，这潜伏的势力又飞跃了。恰好武帝是一位好大喜功之主，又凭借汉家全盛之业，所以他和秦始皇最相类：他们的黩武穷兵是一样的，封禅求仙是一样的，就是定德改制也是一样的。
《封禅书》中记他初即位时事，道：
今天子初即位，尤敬鬼神之事。元年，汉兴已六十余岁矣，天下艾安，搢绅之属皆望天子封禅改正度也。而上乡儒术，招贤良，赵绾、王臧等以文学为公卿，欲议古立明堂城南以朝诸侯，草巡狩、封禅、改历服色事。
可见在汉武帝的初年，改历服色之事，搢绅之属已伸长了脖子在望，以文学为公卿的人又已在讨论，在起草，武帝又正心向着他们；这件事运动了三十余年，成熟了，全国人一致有此要求了。
不幸，那时有道家与儒家之争，而窦太后是道家的护法者。她看见儒家占了上风，很不快乐。《史记·儒林列传》云：
孝文时颇征用儒者。然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者。而窦太后又好黄、老之术。故诸博士具官待问，未有进者。及今上武帝。即位，赵绾、王臧之属明儒学，而上亦乡之，于是招方正贤良文学之士。……太皇窦太后好老子言，不说儒术，得赵绾、王臧之过以让上。上因废明堂事，尽下赵绾、王臧吏。后皆自杀。
《封禅书》云：
草巡狩、封禅、改历服色事，未就。会窦太后治黄、老言，不好儒术，使人微伺，得赵绾等奸利事，召案绾、臧，绾、臧自杀，诸所兴为皆废。
于是这个快要实现的制度又打消了！综计这个改德和改制的运动，贾谊始倡之而厄于绛、灌，公孙臣继倡之而厄于张苍，新垣平继倡之而见杀于文帝，赵绾、王臧继倡之而见杀于窦太后，真可谓盘根错节，厄运太多了。
但是，到了这时，已有一班搢绅之属作后盾；所征的贤良文学之士虽不用，他们总是豫备继承着赵绾、王臧的事业而努力的。武帝建元六年前一三五。五月，窦太后崩。元光元年前一三四。冬十一月，那时建亥，故冬十一月即元光元年二月，离六年五月〔即八月〕窦太后崩仅六个月耳。武帝就令郡国举孝廉了，夏五月就诏试贤良了，董仲舒、公孙弘一班人就起来了，给窦太后摧残的儒术又像春草一般地怒茁了。
不过我们在那时的记载上，并不曾找到公布改德的事实。这或因记载脱漏，或因改制之事需要长期的豫备，均未可知。
元封元年，前一一〇。有“报德星”的一件事。《汉书·郊祀志》云：
望气王朔言候独见填星出如瓜，食顷复入。有司皆曰：“陛下建汉家封禅，天其报德星云。”
按：汉代以五星分配五行，《淮南子·天文训》及《郊祀志》王莽请祀六宗奏书中均有记载，其方式如下：
这五种星，两书所载全同。“镇”与“填”虽异字，但此二字在汉代是通用的。例如《汉书·地理志》：“天水郡，莽曰填戎”，而《原陟传》及《后汉书》《隗嚣》、《马援传》则均作“镇戎”。又如《西域传》乌孙条云“冯夫人上书，愿使乌孙镇抚星靡”，鄯善条则云“于是汉遣司马……以填抚之”。颜师古注云“填音竹刃反”，是“填”亦音“镇”。填星出而谓“天报德星”，是汉已自承为土德可知。秦为水德，改名河为“德水”，汉为土德，因称填星为“德星”，这是很相类的事。此事，《史记·封禅书》亦有之，但“填星”二字，除《索隐》本及北宋本外均误作“旗星”，见张文虎《校刊〈史记〉札记》。填星既为土星，土色黄，故这星的颜色是黄的，《史记·天官书》云：
填星，其色黄，九芒。
自天报德星之后，元封二年祠泰一，其赞飨之辞即为：
德星昭衍，厥维休祥。寿星仍出，渊耀光明。信星昭见，皇帝敬拜泰祝之享！《郊祀志》。
这可见那时对于此事的重视了。
既有了这件事，再回上去看，则汉武帝所得的土德的祯祥已在十年前具备。元鼎四年：前一一三。
迎鼎至中山，曣㬈，有黄云盖焉。
又元鼎五年：前一一二
郊见泰一，是夜有美光。及昼，黄气上属天。均《郊祀志》。
这也是黄，那也是黄，可见汉为土德早为那时一般人所承认，天报德星只是一种形式的证明罢了。
改制中最困难的是历法。到太初元年，前一〇四。历法方面的研究已得到一个结果，所以就正式宣布改制。《汉书·武帝纪》云：
太初元年……夏五月，正历，以正月为岁首。色上黄。数用五。定官名。协音律。
又《史记·封禅书》云：
夏，汉改历，以正月为岁首。而色上黄，官名更印章以五字。为太初元年。
又《历书》云：
至今上即位，招致方士。唐都分其天部，而巴落下闳运算转历，然后日辰之度与夏正同。乃改元，更官号，封泰山。因诏御史曰：“乃者有司言星度之未定也，广延宣问以理星度，未能詹也。盖闻昔者黄帝合而不死，名察度验，定清浊，起五部，建气物分数。然盖尚矣；书缺乐弛，肤甚闵焉。朕唯未能循明也。绩日分，率应水德之胜。今日顺夏至，黄钟为宫，林钟为徵，太蔟为商，南吕为羽，姑洗为角。自是以后，气复正，羽声复清，名复正变，以至子日当冬至，则阴阳离合之道行焉。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已詹。其更以七年为太初元年，年名焉逢摄提格，月名毕聚，日得甲子，夜半朔旦冬至。”
又《汉书·律历志》云：
……于是乃诏御史曰：“乃者有司言历未定，广延宣问以考星度，未能雠也。盖闻古者黄帝合而不死，名察发敛，定清浊，起五部，建气物分数。然则上矣：书缺乐弛，朕甚难之。依违以惟，未能修明。其以七年元封七年。为元年！”遂诏卿公孙卿、遂壶遂、迁司马迁与侍郎尊大，典星射姓等议造汉历。乃定东西，立晷仪，下漏刻，以追二十八宿，相距于四方，举终以定朔晦分至，躔离弦望。乃以前历上元泰初四千六百一十七岁，至于元封七年，复得阏逢摄提格之岁，中冬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日月在建星，太岁在子，已得太初，本星度新正。姓等奏不能为算，愿募治历者更造密度，各自增减，以造《汉太初历》。乃选治历邓平及长乐司马可、酒泉候宜君、侍郎尊及与民间治历者凡二十余人；方士唐都、巴郡落下闳与焉，都分天部，而闳运算转历。其法以律起历，曰：律容一龠，积八十一寸，则一日之分也。与长相终，律长九寸，百七十一分而终复；三复而得甲子。夫律，阴阳九六，爻象所从出也。故黄钟纪元气之谓律。律，法也，莫不取法焉。与邓平所治同。于是皆观新星度日月行，更以算推如闳、平法。法一月之日，二十九日八十一分日之四十三。先藉半日，名曰“阳历”。不藉，名曰“阴历”。所谓阳历者，先朔月生；阴历者，朔而后月乃生。平曰：“阳历朔皆先旦月生，以朝诸侯王群臣便。”乃诏迁用邓平所造八十一分律历，罢废尤疏远者十七家。复使校律历昏明宦者淳于陵渠复覆《太初历》，晦朔弦望皆最密，日月如合璧，五星如连珠。陵渠奏状，遂用邓平历，以平为太史丞。
用了以上的记载，把秦始皇与汉武帝的改制作一比较表，如下：
在这个表里，服色度数与贾谊们说的一模一样，确是土德的制度。只有正朔，是分明不依照五德说改的。在汉前之秦既建亥，如以“戌、亥、子、丑、寅”为次而逆数之，因为周建子，秦建亥，亦以逆数。则汉应建戌；如以“亥、子、丑、寅、卯”为次而循环之，则汉应建卯。为什么他们不顺了五德之数，建戌或建卯，反而建了离亥两辰的寅呢？
说到这里，我们应当考一考三统说。
三统说是什么？在我们看得见的材料中，最早的是董仲舒的《三代改制质文篇》所举的：(https://www.daowen.com)
《春秋》曰：“王正月。”……何以谓之“王正月”？曰：王者必受命而后王。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制礼乐，一统于天下，所以明易姓非继人，通以己受之于天也。王者受命而王，制此月以应变，故作科以奉天地，故谓之“王正月”也。
王者改制作科奈何？曰：当十二色，历各法而当作“其”。正色，逆数三而复，绌三之前曰五帝，帝迭首一色，顺数五而相复。礼乐各以其法象其宜，顺数五而相复。咸作国号，迁宫邑，易官名，制礼，作乐。
故汤受命而王，应天变夏作殷号，时正白统，亲夏，故虞，绌唐谓之帝尧，以神农为赤帝，作官邑于下洛之阳，名相官曰尹，作《濩》乐，制质礼以奉天。
文王受命而王，应天变殷作周号，时正赤统，亲殷，故夏，绌虞谓之帝舜，以轩辕为黄帝，推神农以为九皇，作宫邑于丰，名相官曰宰，作《武》乐，制文礼以奉天。……
故《春秋》应天作新王之事，时正黑统，王鲁，尚黑，绌夏，亲周，故宋，乐宜亲《招》、《武》，故以虞录亲，乐制疑当作“制爵”。宜商，合伯子男为一等。
这段话的内容很复杂，拟另作《三统说下的政治及其历史》一文论之。现在且简单地一讲。
创三统说的，他把朝代的递嬗归之于三个统的循环。这三个统的名字是黑统、白统、赤统。得到哪一个统而为天子的，那时的礼乐制度就照着哪一个统的定制去办理。他把本代和前二代列为“三王”，即本届的三统。三王之前的五代列为“五帝”，五帝之前的一代列为“九皇”，一共是九代。
所以三王、五帝、九皇，都不是固定的名称而是推移的名称，好像亲属之有高祖、曾祖和曾孙、玄孙一样。除此之外，又有所谓“四法”。四法之名是夏、商、质、文，夏、商不是代名，乃是两种法制的类名。也是循环的。因为三统以三数循环，四法以四数循环，故必历了十二代始得一次大循环。例如第一代为黑统法文，第二代为白统法商，……到了第十三代仍为黑统法文。
我们在明了五德终始说之后再来看这种学说，不消说得，这是从五德说蜕化出来的。五德说终而复始，它也终而复始，此其一。五德说以颜色分，它也以颜色分，此其二。五德说以五德作礼乐制度的标准，它也以三统、四法作礼乐制度的标准，此其三。不过五德说但以五数循环，而它则以三与四为小循环，十二为大循环。可见它起得较后，故能把简单的五德说改头换面，变成了复杂的三统说。
现在我们顺了代次，把五德说与三统说作一比较表，如下：
在这个表里，两说相同之点显现得最清楚的是商、周及周后一代，颜色完全一样。商在五德说中尚白，在三统说中亦为白统。周在五德说中尚赤，在三统说中亦为赤统。周后一代在五德说中尚黑，在三统说中亦为黑统。所以我很疑心三统说是割取了五德说的五分之三而造成的。董仲舒在此文中所以只敢从“汤受命而王”说起者，正因这三代所尚之色和五德说一致，凡五德说所摆布下的符应和制度，大可取作三统说之用而不见其矛盾。若一说到夏，则一边青，一边黑，就要惹人疑惑了。例如《礼记·礼器》中说的：
或素或青，夏造殷因。
我们就可知道这是五德说下的产物，和三统说是牴牾的。
董仲舒是《春秋》家，《春秋》家说孔子作《春秋》是制一代之法的，孔子之被称为“素王”即因于此。孔子既受命而王，所以他要改正朔，易服色，制礼乐。但不幸他有其德而无其位，终究是一个素王，空王。因此，他只能在《春秋》一经里把他手定的制度垂诸空文。董仲舒在这篇中说，孔子作《春秋》托王于鲁；因为春秋与虞在四法里都是“法商”，故《春秋》便“以虞录亲，乐制宜商”了。
在这篇文字中，讲改制的方式极详；今以文繁，只摘其与周后一代相关的两种钞出来，其一是黑统，其二是法商。
三正以黑统初。正日月朔于营室；斗建寅。天统气始通化物，物见萌达。其色黑，故朝正服黑，首服藻黑，正路舆质黑，马黑，大节绶帻尚黑，旗黑，大宝玉黑，郊牲黑。牺牲角卵。冠于阼；昏礼迎于庭；丧礼殡于东阶之上。祭牲黑牡；荐尚肝。乐器黑质。……亲赤统，故日分平明，平明朝正。以上是黑统的制度。
主天法商而王。其道佚阳，亲亲而多仁朴。故立嗣予子；笃母弟；妾以子贵。昏冠之礼字子以父；别眇夫妇对坐而食；丧礼别葬；祭礼先臊；夫妻昭穆别位。制爵三等；禄士二品。制郊宫明堂员；其屋高严侈员；惟祭器员。玉厚九分；白藻五丝。衣制大上，首服严员。鸾舆尊盖法天列象；垂四鸾。乐制鼓；用锡儛，儛溢员。先毛血而后用声。正刑多隐；亲戚多讳。封禅于尚位。以上是法商制度。
读此，可知这也是把一代的正朔，服色，礼乐，爵禄，宫室，器物，刑法……一一制定了的。可惜《邹子终始》不曾传下来，可惜史书上记的秦始皇、汉武帝的改制太简单，我们不能把五德说下的制度和这三统说下的制度作一详细的比较。我们只能说，从这一篇三统说的制度里可以推知五德说下的制度亦当为很琐细的，不会像史书里所说的汉武帝改制，数用五，只改了官名的印章为五字。
他们说，孔子是定了一代的制度而没有实行的。实行的是谁呢？当然是汉。所以汉人有“孔子为汉制法”的话。所以说春秋继周实即是说汉继周。换句话说，就是把秦踢出了三统之外，不算它是一代。再换句话说，就是周为赤统，汉继周后应为黑统，应当照着上边开的一个黑统的单子去做。
这不是我有意文致，乃是有实据可查的。《史记·高祖本纪》末，司马迁的《赞》里说：
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故殷人承之以敬。敬之敝，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小人以僿，故救僿莫若以忠。三王之道若循环，终而复始。周、秦之间，可谓文敝矣。秦政不改，反酷刑法，岂不谬乎！故汉兴，承敝易变，得天统矣。
这是说，政术是循环的，三代是一次的终始，故夏为忠，殷为敬，周为文；周之后又应当是忠了。秦既承周，乃不知救文敝，反酷刑法，这是它的谬误，这是它所以不在三统中占得一统的缘故。到汉兴，承敝易变，以忠救文，于是就得到了自然的统天统。了。这是很清楚的三统说，他也把秦踢出了三统之外，司马迁的《春秋》学是“闻诸董生”《太史公自序》。的，所以我们可以推知董仲舒是主张汉为黑统的。
他们建立这三统说只是一种玩意儿吗？不是，那时的社会正有此需要。什么需要？就是“行夏之时”。在一部《左传》中，告诉我们那时有两种历法，一是周历，一是晋历：周历是建子的，晋历是建寅的。因为晋国即夏虚，故他们的历法也称为“夏时”。这是一个大问题，当在三统说的专篇论文中说明之。现在我们所要提出来的，即是在三统说中，黑统建寅，夏与汉在代次上既俱为黑统，故俱应建寅。夏之为寅正，古书中已证明了。汉应为寅正，在三统说中也确定了，正可照此改造历法了。三统说的中心主张，不过如此。
三统说何以有“汉应为寅正”的中心主张呢？这只要看《汉书·律历志》便知。《志》中说：
三代既没，五伯之末，史官丧纪，畴人子弟分散，或在夷狄，故其所记有《黄帝》、《颛顼》、《夏》、《殷》、《周》及《鲁》历。战国扰攘，秦兼天下，未皇暇也；亦颇推五胜，而自以为获水德：乃以十月为正，色上黑。汉兴，方纲纪大基，庶事草创，袭秦正朔。以北平侯张苍言，用《颛顼历》。比于六历，疏阔中最为微近。然正朔服色未睹其真。而朔晦月见，弦望满亏多非是。
读了这一段，可以知道汉初是历法最混乱的时候，那时有六种历法，但都是疏阔得很。《颛顼历》在六种历法中比较最精密，但汉朝听了张苍的话用了它，弄得月尽月初见了月亮；到了月望，反而亏了；上下弦时却又满了。有了朔晦弦望之名，没有朔晦弦望之实，这在民生日用之间有怎样的不便。加以十月为正，先冬后春，于四时之序又不相应。故这时的改历运动是全体人民的要求。他们的设想，以用寅正为最善。但汉代是“必则古昔，称先王”的时代，一切的行事必须在经典中找出证据，于是有孔子“行夏之时”之言；《论语》。有孔子传《夏小正》之说；《史记·夏本纪》。有孔子到杞国访得《夏时》之事；《礼记·礼运》。有孔子应天作新王，作《春秋》以正黑统之书：《春秋繁露》。把这个要求完全推到孔子身上，说汉的该用寅正是孔子主张的。这也是很复杂的一个传说，待在专文中详细讨论。
可是，改历并不像改服色的容易，必须有经久的豫备。汉武帝初年虽已有改制之志，而终于迟至三十年之后者，未始不是为了求得精密的历法之难。《律历志》云：
至武帝元封七年，汉兴百二岁矣。大中大夫公孙卿、壶遂、太史令司马迁等言历纪坏废，宜改正朔。是时御史大夫兒宽明经术，上乃诏宽曰：“与博士共议，今宜何以为正朔？服色何上？”宽与博士赐等议，皆曰：“帝王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明受命于天也。创业变改，制不相复。推传序文，则今夏时也。……臣愚以为三统之制，后圣复前圣者，二代在前也。今二代之统绝而不序矣，唯陛下发圣德，宣考天地四时之极则，顺阴阳以定大明之制，为万世则！”
在这一段话里，很明白地说，推三统之制，固然现在该用夏时，但以前的历法已不可知了，不能遵行古制而必须另外创造新制了。创造了新制，便可“为万世则”了。这就是说，现在定的历法如果精密，将来即使换朝代也不必改了。所以，这新的历法，是由唐都分天部，落下闳运算转历来的。汉行夏时而于前代无所遵循，汉定历法而后世可以相承不变，这不是把三统说打破了吗？所以，三统说只是汉用寅正的敲门砖，孔子行夏时等等又只是三统说的护身符，实际上乃与汉家历法没有关系，因为那时所要求的乃是一个精密的历法，什么“夏时”，什么“黑统”，都不过替它戴上的帽子而已。
汉在五德说上是应当尚黄的，在三统说上是应当建寅的，所以汉武帝的改制就“以正月为岁首，色上黄”，对于这两方面都顾到了。
说到这里，该得发问：汉为黑统，黑统是“朝正服黑，首服藻黑，正路舆质黑，马黑，大节绶帻尚黑，大宝玉黑，郊牲黑”的，现在服色尚黄，不是冲突了吗？为什么这两种冲突的学说会得同时应用呢？
这个问题很难回答。最直捷的答语，是汉人的行事本来很滑稽，不能叫他们跟了我们的理性走。宛转一点，也可说是三统说的详密的组织仅见于董仲舒书，这或是他的一家之言，未得当时多数人的承认；而三统说的中心问题即在历法，历法既改，其余便不关重要；况五德说的势力亦正不小，三统说自不能把它全部吞并过来。最重要的一个理由，或在当时改制的几个中心人物，他们对于这两种学说都有相当的信仰。《汉书·郊祀志》赞云：
汉兴之初，庶事草创，唯一叔孙生略定朝廷之仪。若乃正朔、服色、郊望之事，数世犹未章焉。至于孝文，始以夏郊。而张仓据水德，公孙臣、贾谊更以为土德，卒不能明。孝武之世，文章为盛。太初改制，而兒宽、司马迁等犹从臣谊之言，服色数度遂顺黄德。彼以五德之传从所不胜，秦在水德，故谓汉据土而克之。
太初改制是兒宽、司马迁主持的。兒宽有书九篇，列于《七略》“儒家”，见《汉书·艺文志》。可惜现在看不到。司马迁则传下一部大著作，《史记》，其中用三统说的，如上举的《高祖本纪赞》；用五德说的，如《五帝本纪》：
有土德之瑞，故号黄帝。
其反对汉用水德的，如《张丞相列传赞》：
张苍文学律历，为汉名相，而绌贾生、公孙臣等，言正朔服色事而不遵明，用秦之《颛顼历》，何哉？
可见他是赞成贾谊、公孙臣的主张的，他是以五胜定五德的终始的。他对于三统说和五德说都有信仰。推之兒宽，当亦如此。有了他们主张汉为黑统兼土德，于是汉的受命之符遂真成为黑统兼土德了。
我们在这一章里，可以知道：三统说和五德说各有其正朔和服色，他们除了颜色的偶然相合如殷为白统兼金德，周为赤统兼火德。之外是不相容的。汉武帝时，三统说主张汉应为黑统，五德说主张汉应为土德，他们都接受了。接受的方法，是取了三统说中的正朔而去其服色，取了五德说中的服色而去其正朔。这两种不相容的学说终于相容了，太初改制就这样地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