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莽自大司马做到皇帝的经历
西汉一代，与外戚相终始。不过当全盛时代，外戚虽强，也不敢推倒皇室。到了元、成之际，汉室益衰，大家引领而望新受命的天子出来之情也愈亟，势焰赫奕的外戚自然起意了。
且说宣帝时廷尉史王禁献其女政君入掖庭，为太子奭所幸，生子骜。即成帝。宣帝崩后，太子即位，是为元帝，骜立为太子，政君立为皇后。王禁也封为阳平侯；他死后，长子凤嗣位。元帝崩，成帝立，尊皇后为皇太后，以王凤为大司马大将军领尚书事，益封五千户，王氏就兴盛了。王凤专政十一年，死了；弟王音代其位。王音专政七年，死了；弟王商代其位。王商专政三年，死了；弟王根代其位。绥和元年，前八。王根辞职，荐他的侄子王莽自代。综计成帝一朝，前三二—前七。政权始终不出王氏之手。在这汉运已衰的空气中，王氏就取得了代兴的资格。
刘向是汉室的忠臣，看见这种情形，生气得很。他曾上封事极谏道：
今王氏一姓，乘朱轮华毂者二十三人。……大将军秉事用权，五侯骄奢僭盛，……行污而寄治，身私而托公。依东宫之尊，假甥舅之亲，以为威重，尚书、九卿、州牧、郡守，皆出其门。管执枢机，朋党比周。……游谈者助之说，执政者为之言。排摈宗室，孤弱公族。……内有管、蔡之萌，外假周公之论。兄弟据重，宗族磐互。历上古至秦、汉，外戚僭贵未有如王氏者也。……
物盛必有非常之变先见，为其人微象。孝昭帝时，冠石立于泰山，仆柳起于上林，而孝宣帝即位。今王氏先祖坟墓在济南者，其梓柱生枝叶，扶疏上出屋，根垂地中。虽立石起柳，无以过此之明也。事势不两大，王氏与刘氏亦且不并立。……陛下为人子孙，守持宗庙，而令国祚移于外亲，降为皂隶，纵不为身，奈宗庙何！《汉书·刘向传》。
《汉书》中未记此疏年月，但《通鉴》则载于阳朔二年。前二三。如果司马光是有所据的，那还是成帝即位后十年内的事呢。在那时，王氏已经是“朋党比周，宗族磐互”了，已经有“游谈者助之说”，且“假周公之论”了，其祖墓上已有梓柱的祥瑞了，在事势上已经“与刘氏不并立”而使刘向直言“国柞移于外亲”了。所以王氏的篡汉是前定的事实，所不可知者，是何人行篡位的大典及其篡位的方式将如何而已。
王莽是王太后的侄子，但因他的父亲曼早死没有封侯。那时他的兄弟辈都以舆马声色佚游相高，他独孤贫恭俭，师事沛郡陈参，受《礼经》，勤身博学，被服如儒生。他的叔父王商觉得他有学行，上书愿分户邑封他，遂于永始元年前一六。封为新都侯，国南阳新野之都乡千五百户。他爵位愈尊，节操愈谦，名誉极好。他继王根为大司马二年，成帝崩，无子，以元帝庶孙欣嗣位，是为哀帝。哀帝即位后，自有他的外家，所以丁、傅诸家起来当权，王莽退处了六年。哀帝崩，王太后即日至未央宫，收取玺绶，遣使者驰召莽，复拜为大司马，迎九岁的中山王为皇帝，是为平帝。从此以后，王莽的政权就巩固了。
王莽二次得权之后，《汉书》说他：
于是附顺者拔擢，忤恨者诛灭。王舜、王邑为腹心。甄丰、甄邯主击断。平晏领机事。刘歆典文章。孙建为爪牙。丰子寻，歆子棻，涿郡崔发，南阳陈崇，皆以材能幸于莽。莽色厉而言方，欲有所为，微见风采。党与承其指意而显奏之。莽稽首涕泣，固推让焉。上以惑太后，下用示信于众庶。
因为王莽有了这样一个坚固的团体，所以他能够办起许多新事业来，使得他的名望日高，得到民众的热烈的信仰。
平帝即位的第一年，一。他就示意益州塞外蛮夷，自称越裳氏，重译到汉廷，献白雉一，黑雉二。他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在《尚书大传》里有下面一段话：
交趾之南，有越裳国。周公居摄六年，制礼作乐，天下和平。越裳以三象重译而献白雉。……成王以归周公。公曰：“……吾何以获此赐也？”其使请曰：“吾受命吾国之黄耇，曰‘久矣天之无别风淮雨，“烈风淫雨”之误。意者中国有圣人乎？有则盍往朝之！’”《御览》七百八十五引。
他为要自比于周公，故复演这越裳氏重译而献白雉的佳话。于是群臣盛陈莽功德，致周成白雉之瑞千载同符。他们说：“周公及身而托号于周，莽宜赐号曰安汉公，益户畴爵邑。”王莽谦让数四，终于受了。这是他二次得政后的第一次升级。
我们看本篇第九章，可以知道西汉之季是灾异说极盛的时代，西汉的国运就被这灾异说打击得奄奄欲绝。现在王莽得政，却有祥瑞来了，这是民众的视听上的一个极大的改变，足以唤起他们的光明的希望的。可是以前的灾异说是汉受其殃，现在的祥瑞说却非汉得其利，因为鼓吹这一说的人本只为自己打算呵！
平帝二年，二。王莽欲耀威德，厚遗黄支国在南海中，去京师三万里。王，令遣使贡献，于是黄支国献犀牛。他又使使者风匈奴单于，上书慕化，单于从之，上书言：“幸得备藩臣，窃乐太平圣制，时莽奏令中国不得二名。臣故名囊知牙斯，今谨更名知。”又越嶲郡有黄龙游江中，夏间，王莽奏太后，说：“幸赖陛下德泽，间者风雨时，甘露降，神芝生，蓂荚、朱草、嘉禾，休征同时并至。”可见那时的祥瑞连骈而来，正同元、成间的灾异连骈而出一样。到元始五年，五。莽加九命之锡，在太后的策书中说；“天符仍臻，元气大同，麟凤龟龙众祥之瑞七百有余。”可知那时在几天之中即会出现一个祥瑞。
王莽一方面博求祯祥，一方面制礼作乐。自宗庙、社稷、封国、车服、刑罚之制，以及吏民养生、送终、嫁娶、奴婢、田宅、器械之品，莫不有所更定。这因他是礼家出身，所以要把所有的礼制都用己意改过，使其成为极整齐的一大套。这确是一代的大手笔，而他也更像那位“思兼三王以施四事”的周公了。
因为他的权势这样高，功业这样大，所以称颂他的功德的人非常多。《汉书·王莽传》中还保存得一整篇奏书，是张竦为陈崇就是上边所说的“以材能幸于莽”的陈崇，他那时做大司徒司直。所草的。这篇文字用了许多经书上的词句来称美王莽，结论云：
是故成王之于周公也，度百里之限，越九锡之检，开七百里之宇，兼商、奄之民，赐以附庸殷民六族。……今陛下既知公有周公功德，不行成王之褒赏，遂听公之固辞……诚非所以为国也。臣愚以为宜恢公国，令如周公。……
于是王莽的封国有扩大的要求了。
平帝四年四。四月，王莽女立为皇后。太保王舜即上边“为腹心”的王舜。等奏言：
《春秋》列功德之义。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惟至德大贤然后能之。其在人臣，则生有大赏，终为宗臣，殷之伊尹，周之周公是也。
又人民上书者八千余人，咸曰：
伊尹为阿衡；周公为太宰。周公享上公之赏。宜如陈崇言！
于是王莽又益封地，称宰衡，位上公了。这是他二次得政后的第二次升级。
他受了宰衡，辞了封地。因此一辞，又把古代的佳话复演了起来。《史记·周本纪》说：
西伯周文王。阴行善，诸侯皆来决平。于是虞、芮之人有狱不能决，乃如周。入界，耕者皆让畔，民俗皆让长。虞、芮之人未见西伯，皆惭，相谓曰：“吾所争，周人所耻，何往为！只取辱耳！”遂还，俱让而去。诸侯闻之，曰：“西伯盖受命之君！”……诗人道西伯，盖受命之年称王而断虞、芮之讼。按：此指《诗·大雅·绵》篇中的“虞、芮质厥成，文王蹶厥生”两句。
因此，又有王舜的奏书：
天下闻公不受千乘之土，辞万金之币……莫不乡化。蜀郡男子路建等辍讼惭怍而退。虽文王却虞、芮何以加！宜报告天下！
文王的德化，使得虞、芮之人不讼而去，做了他的受命之征，则王莽的德化能使路建们辍讼惭怍而退，不也是一个受命之征吗？
就在这一年，平帝四。王莽奏起明堂、辟雍、灵台，为学者筑舍万区，作市常满仓，制度甚盛。群臣又奏言：
昔周公奉继体之嗣，据上公之尊，然犹七年制度乃定。夫明堂、辟雍，堕废千载莫能兴。今安汉公起于第家，辅翼陛下，四年于兹，功德烂然。公以八月载生魄庚子奉使朝用书，临赋营筑。越若翊辛丑，诸生庶民大和会，十万众并集。平作二旬，大功毕成。唐、虞发举，成周造业，诚亡以加。宰衡位宜在诸侯王上！
这几句话，在经典上也是有根据的。《尚书》云：
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东国洛，四方民大和会，侯、甸、男邦、采、卫，百工播民和，见士于周。《康诰》篇首错简。
……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则达观于新邑营。……越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书，命庶殷侯、甸、男邦伯。厥既命殷庶，庶殷丕作。《召诰》。
王莽起明堂等新建筑的方式即是周公营洛邑的方式，他不但像周公，简直是周公复生了。
这时，吏民以莽不受新野田而上书者前后四十八万七千余人，及诸侯王公列侯宗室见者皆叩头言：“宜亟加赏于安汉公。”王莽苦辞，愿毕制礼作乐之事。但太后下诏不许，令议“九锡”之仪。于是公卿大夫博士议郎列侯九百二人皆曰：
帝者之盛，莫隆于唐、虞，而陛下任之。忠臣茂功，莫著于伊、周，而宰衡配之。所谓异时而兴，如合符者也。谨以六艺通义经文所见，《周官》、《礼记》宜于今者，为九命之锡。臣请命锡！
于是五年夏，太后临前殿，亲锡他绿韨、衮冕、鸾路、龙旂……许多贵重的东西。这是他二次得政后的第三次升级。
王莽这样一干，一时天下顿呈升平的气象。他因为西方的羌人还没有表示，又遣中郎将平宪等多持金币，骗他们献地内属。平宪等去后，果然得到美满的结果。他们奏言：
羌豪良愿等种人口可万二千人，愿为内臣，献鲜水海允谷盐池，平地美草皆予汉民，自居险阻处为藩蔽。问良愿等降意，对曰：“太皇太后圣明，安汉公至仁，天下太平，五谷成熟，或禾长丈余，或一粟三米，或不种自生，或茧不蚕自成。甘露从天降；醴泉自地出。凤皇来仪；神爵降集。从四岁以来，羌人无所疾苦，故思乐内属。”宜以时处业，置属国领护。
他们所说的“或禾长丈余，或一粟三米”，在经典中也是有根据的。《尚书大传》云：
成王之时，有三苗贯桑叶而生，同为一穗，其大盈车，长几充箱。民得而上诸成王。《〈尚书·归禾序〉正义》引。
又《书序》曰：
唐叔得禾，异亩同颖，献诸天子。王命唐叔归周公于东，作《归禾》。
周公既得命禾，旅天子之命，作《嘉禾》。
所以这也是王莽和周公千载同符的一件事。自良愿等献地内属，王莽又立了一个西海郡。他又以经义正了十二州名。
王莽的势力和声望到了这等地步，他不做皇帝再做什么，所以汉的宗室泉陵侯刘庆上书，就直捷痛快地说：
周成王幼少称“孺子”，周公称摄。今帝富于春秋，宜令安汉公行天子事如周公！
周公行天子事有根据吗？他们说是有的。其一在《大诰》。据《书序》说：
武王崩，三监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将黜殷，作《大诰》。
则《大诰》是周公所作。而这篇的开头却说：
王若曰：“猷，大诰尔多邦……”
不说“周公曰”而径说“王若曰”，可见这个“王”即是周公了。其二在《康诰》。据《书序》说：(https://www.daowen.com)
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余民封康叔，作《康诰》。
则《康诰》是成王时书。而这篇的开头说：
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东国洛。……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
康叔封是成王的叔父，此间乃云“王若曰，朕其弟”，可见这个“王”必非成王而是周公了。其三在《洛诰》，篇末说：
惟周公诞保文、武受命，惟七年。
可见周公摄政称王之期凡历七年。其四在《明堂位》：
昔者周公朝诸侯于明堂之位，天子负斧依南乡而立。……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践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诸侯于明堂，制礼、作乐，颁度量而天下大服。七年，致政于成王。成王以周公为有勋劳于天下，是以封周公于曲阜，地方七百里，革车千乘，命鲁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礼乐。
这一段话与《洛诰》之文对看，即显出“周公诞保文、武受命，惟七年”的意义，而周公的称王乃得了一个积极的证明。其五在《尚书大传》：
周公摄政，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作乐，七年致政成王。《〈尚书·康诰〉正义》等引。
此文虽没有践位称王之文，但看“摄政”“致政”的话，则其行天子事已甚显明。自有此文，而周公在这七年间所行的大事乃可屈指而数了。此外的根据当然还有，我们另篇讨论吧。周公的真事实及其称王说之由来，当于另作“《尚书》中的周初史料”一文中论之。
刘庆既有这等提议，群臣当然说“宜如庆言”！
然而王莽行了天子事，将置平帝于何地呢？于是平帝就不得不于这年的十二月里夭亡了。平帝之崩，《汉书·平帝纪》及《王莽传》俱言其病，但《翟义传》中所录的翟义檄文则谓是王莽毒杀。《通鉴》从之。在平帝未死时，《汉书》说：
平帝疾，莽作策请命于泰畤，戴璧秉圭，愿以身代。藏策金縢，置于前殿，敕诸公勿敢言。
这种办法，也是周公的态度。《尚书·金縢篇》云：
既克商二年，王武王。有疾弗豫。……周公……乃自以为功，为三坛同墠；为坛于南方北面，周公立焉，植璧秉圭，乃告太王、王季、文王。史乃册祝曰：“……以旦代某之身！……”公归，乃纳册于金縢之匮中。……诸史与百执事对曰：“……公命我勿敢言。”
总而言之，凡是周公的故事，他都学会了而且做尽了。
平帝十四岁死。那时元帝世绝，宣帝曾孙有五十三人，玄孙有二十三人，但从王莽的卜相之下，只有玄孙中最幼的广戚侯子婴最吉，所以他就嗣位了。
就在这一月里，前辉光谢嚣奏武功长孟通浚井得白石，上圆下方，有丹书著石，文曰“告安汉公莽为皇帝”。于是王舜等共令太后下诏曰：
……玄孙年在襁褓，按：只有二岁。不得至德君子，敦能安之！安汉公莽辅政三世……遂同殊风，至于制作，与周公异世同符。今前辉光嚣，武功长通上言丹石之符。朕深思厥意，云“为皇帝”者，乃摄行皇帝之事也。……其令安汉公居摄践祚，如周公故事！……
于是群臣奏言：
太皇太后圣德昭然，深见天意。……《礼·明堂记》曰：“周公朝诸侯于明堂，天子负斧依，南面而立。”谓周公践天子位六年，朝诸侯，制礼作乐，而天下大服也。……《书逸嘉禾》篇曰：“周公奉鬯立于阼阶延登，赞曰：‘假王莅政，勤和天下。’”此周公摄政，赞者所称。成王加元服，周公则致政。《书》云：“朕复子明辟。”周公常称王命，专行不报，故言我复子明君也。臣请安汉公居摄践祚，服天子韨冕，背斧依于户牖之间，南面朝群臣，听政事。车服出入警跸，民臣称臣妾，皆如天子之制。郊祀天地，宗祀明堂，共祀宗庙，享祭群神，赞曰“假皇帝”。民臣谓之“摄皇帝”。……其朝见太皇太后、帝、皇后，皆复臣节。……
太后一一答应了，于是王莽便做了事实上的皇帝了。这是他踏上皇帝位的第一步。
汉的宗室固有劝王莽行天子事的刘庆，但也有怕王莽夺取汉祚的刘崇。他在居摄元年起兵讨莽，不幸败了。群臣复奏：
刘崇等谋逆者，以莽权轻也，宜尊重以填海内。
权重做了摄皇帝，可谓已经登峰造极了，再要加重应当怎么办呢？于是太后诏莽，朝见太后称“假皇帝”。本来见了太后是称“臣”的，现在也称起“假皇帝”来了。这是他踏上皇帝位的第二步。
居摄二年九月，东郡太守翟义立严乡侯刘信为天子，移檄郡国，言莽毒杀平帝，欲绝汉室。郡国响应，累十余万。这次声势浩大，不比刘崇了。所以莽很惶惧，昼夜抱孺子婴告祷郊庙，放《大诰》作策。这篇《大诰》是很可笑的一篇文章，完全脱了《尚书》里的《大诰》的调而写成的。因为那时的经师说，《大诰》是周公伐武庚、管、蔡时所作，翟义、刘信的讨王莽正与武庚、管、蔡的叛周公情形相类。原文太长，今摘钞几段如下：
惟居摄二年十月甲子，摄皇帝若曰：……熙，我念孺子若涉渊水，予惟往求朕所济度奔走，以傅近奉承高皇帝所受命。……天降威明，用宁帝室，遗我居摄宝龟。太皇太后以丹石之符，乃绍天明意，诏予即命居摄践祚，如周公故事。……
反虏故东郡太守翟义擅兴师动众，曰：“有大难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靖”，于是动。严乡侯信诞敢犯祖乱宗之序。天降威，遗我宝龟，固知我国有呰灾，使民不安，是天反复右我汉国也。……
予不敢僭上帝命。……太皇太后肇有元城沙鹿之君，阴精女主圣明之祥，配元生成，以兴我天下之符，遂获西王母之应，神灵之征，以祐我帝室。……是以广立王侯，并建曾玄，俾屏我京师，绥抚宇内；博征儒生，讲道于廷，论序乖谬，制礼作乐，同律度量，混一风俗，正天地之位，昭郊宗之礼，定五畤庙祧，咸秩无文，建灵台，立明堂，设辟雍，张太学，尊中宗、高宗之号。
昔我高宗崇德建武，克绥西域，以受白虎威胜之瑞。天地判合，乾坤序德，太皇太后临政，有龟龙麟凤之应，五德嘉符相应而备。《河图》、《雒书》远自昆仑，出于重野。古谶著言，肆今享实。此乃皇天上帝所以安我帝室，俾我成就洪烈也。乌虖，天用威，辅汉始而大大矣！……
予永念曰：天惟丧翟义、刘信，若啬夫，予曷敢不终予亩！……故予大以尔东征。命不僭差，卜陈惟若此！《汉书·翟义传》。
他的运气真好，翟义等又给他打灭了。于是他的气焰更高，自谓威德日盛，获天人助。
居摄三年，八。他的母亲功显君死了，意不在哀，令太后诏议其服制。少阿羲和刘歆即上面“典文章”的刘歆。与博士诸儒七十八人皆曰：
居摄之义，所以统立天功……安辑海内也。……伊尹……居摄以兴殷道……周公……居摄以成周道。……今太皇太后比遭家之不造……孺子幼少，未能共上下，皇天降瑞，出丹石之符。是以太皇太后则天明命，诏安汉公居摄践祚，将以成圣汉之业，与唐、虞、三代比隆也。
摄皇帝遂开秘府，会群儒，制礼作乐，卒定庶官，茂成天功。圣心周悉，卓尔独见。发得《周礼》以明因监，则天稽古而损益焉。……非圣哲之至，孰能若兹！……
今功显君薨……摄皇帝以圣德承皇天之命，受太后之诏，居摄践祚，奉汉大宗之后，不得顾私亲。……摄皇帝当为功显君缌缞弁而加麻环绖，如天子吊诸侯服，以应圣制。
王莽就照议行了。在这一段里最重要的一句话，是“发得《周礼》以明因监”。《周礼》这部书，大家相信是周公致太平之迹，然而溯其来源则由于王莽的“发得”。在这样崇拜周公的高潮之下，在周公的偶像这样支配现实政治的时候，忽然发得了《周礼》一书以供他制礼作乐时的“因监”，这部书的出现不是很有可疑吗？
就是这一年，居摄三。广饶侯刘京言齐郡新井，车骑将军千人扈云言巴郡石牛，太保属臧鸿言扶风雍石。这些符瑞的情状，约略可于王莽奏太后书中见之：
陛下至圣，遭家不造，遇汉十二世三七之厄，承天威命，诏臣莽居摄，受孺子之托，任天下之寄。臣莽兢兢业业，惧于不称。
宗室广饶侯刘京上书，言“七月中齐郡临淄县昌兴亭长辛当一暮数梦，曰：‘吾天公使也。天公使我告亭长，曰：“摄皇帝当为真。”即不信我，此亭中当有新井。’亭长晨起视亭中，诚有新井，入地且百尺。”
十一月壬子，直建冬至，巴郡石牛，戊午当是“扶风”之误。雍石文皆到于未央宫之前殿。臣与太保安阳侯舜等视。天风起，尘冥。风止，得铜符帛图于石前，文曰：“天告帝符，献者封侯。承天命，用神令。”骑都尉崔发即上面“以才能幸于莽”的崔发。等眡视。颜《注》：“眠，古视字也。视其文而说其意也。”
及前孝哀皇帝建平二年六月甲子，下诏书，更为太初元将元年。案其本事，甘忠可、夏贺良谶书臧兰台。臣莽以为”元将元年”者，大将居摄改元之文也。于今信矣！
《尚书·康诰》：“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此周公居摄称王之文也。《春秋》：“隐公不言即位，摄也。”此二经，周公、孔子所定，盖为后法。孔子曰：“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臣莽敢不承用！
臣请共事神祇、宗庙，奏言太皇太后、孝平皇后，皆称“假皇帝”，其号令天下，天下奏事，毋言“摄”。以居摄三年为初始元年；漏刻以百二十为度。用应天命。臣莽夙夜养育，隆就孺子，令与周之成王比德，宣明太皇太后威德于万方，期于富而教之。孺子加元服，复子明辟，如周公故事。
这是他根据了齐郡新井等符瑞，甘忠可们的谶书，以及周公、孔子的经文而改定的制度。本来他号令天下及天下奏事是称“摄皇帝”的，现在则直称“皇帝”了。本来漏刻以百为度，哀帝再受命，用了甘忠可之说改以百二十为度，不到两个月又改回来：他这次的改制又照甘氏说改了。至改居摄为初始，则是表明他已不是摄皇帝了。这是王莽踏上皇帝位的第三步。
他走了这三步，除他对太后们还称“假”外，其他一切是真皇帝了，于是有哀章的金匮策书，使他直接受汉高祖的禅让。见下面《王莽的受禅及其改制》章。
在这一章里，可以知道王莽从大司马做到皇帝是极有秩序的，他共升了六次级，费了八年功夫。在这八年中，一—八。他费了许多心思定了许多制度，显现了许多符瑞，用了艺术的手腕把一个愁惨的旧国变成一个升平的新国。
这一章和五德终始说无关，似乎又出了题外。但我们要明白王莽时的古史系统的改变，不得不先认清了这个所以改变的社会背景以及那时候的历史观念的方式。王莽是怎样一个相信历史而又喜欢自出心裁的人。他的目的是在做成皇帝，他的手段是在历史中找出他做皇帝的根据，所以他的一切行动悉以经古史记载。为标准。但经中所记的古事有限，在实用上一定不够。为要救济这个缺憾，所以他只得“发得《周礼》以明因监”了，而《书逸嘉禾篇》更是一个应时代需要而发生的显例。我们知道了这个，则根本改变古史系统的《世经》，自可知道它是在同一的时代使命之下出现的。
其次，王莽在未作皇帝之前一切模仿周公。他的历史观念，只是一个循环论。周公时有了许多文物，又有了许多祯祥，他就可以摄政称王；那么，王莽只要有了周公的文物和祯祥，当然他也该居摄称帝了。到做成皇帝之后，他又应一切模仿尧、舜，《尧典》、《禹贡》等老文章就是他的政治的新文章了。这种循环论最与五德终始说相合，所以他对于五德说下的历史有一种大规模的改定，而他也成了舜的子孙。
又有一件事，我们应当先提一下。谶纬诸书，向来儒者均斥为妖妄。但我们懂得了五德三统诸说，懂得了灾异祯祥诸说，则这种妖妄之谈正是应有的硕果，丝毫不足骇诧。谶纬书中，五德终始说的材料是很丰富的，我们要整理这种材料，不得不对于造成这种材料的时势先看一遍。这就是我写出这一章的宗旨。
下面两章——今古文问题，《春秋左氏传》著作时代的各家说——也是和五德终始说虽没有直接关系而却为解决新式的五德终始说的先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