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孟子的托古
战国是一个尽想升级的时代，平民要求高升做官，诸侯也要求高升做王。到宇内有了八九个王时，王位又不尊了，就再进一步称帝了。在这种情形之下，旧制度已崩坏，新制度又急待创造，这是很费经营筹画的一件事。加以史料散失，更有无从取材之苦。例如孟子，北宫錡问他，周朝的爵禄是怎样排列的，他答道：
其详不可得闻也。诸侯恶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
这原是很老实的话。当时的诸侯为要适应时势，创立新制，而苦于守旧的人的反对，所以先把古代传下来的文籍消灭了。在历史观念没有发达之际，受了致用观念的压迫，出此残暴的手段，也在情理之中。孟子既已看不到古籍，自己承认不知道，也就完了。但他又说：
然而轲也尝闻其略也。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也。……
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凡四等。……《万章》下。
他所说的制度是从哪里出来的呢？我们知道，他根据的是《春秋》。在《春秋经》里，宋称公，齐、鲁、卫、陈等称侯，郑、曹、秦、燕等称伯，楚、邾、鄫、吴等称子，许和宿称男，非常的固定，使人一看就可知道周王封建时所定的等次是如此的。《春秋》称为孔子所作，还在诸侯去籍之前，当然可以说是真事实。所以二千余年来，大家对于孟子的话从不觉得有可疑之点。不幸得很，这几年来金文研究发达，在彝器里找出来的五等爵的材料，或者是和《春秋》不合的，如燕、曹称侯，秦、邾称公，鄫称伯，许称子；或者是乱称一起的，如燕称公又称侯，邢称伯又称侯，芮称公又称伯，邶称伯又称子。这就把人们对于《春秋经》的信仰动摇了。不但如此，《大盂鼎》说“殷边侯田”，新出土的《矢令方彝》说“聚诸侯侯田男”，这就令人想起了《康诰》里的“侯甸男邦采卫”。加以研究，才知道《尚书》里的“侯甸男”就是脱掉了侯字的重文，当时大国称侯，小国称侯甸男或简称为男，而公为通称，伯是长义，子是国君之子或是还有问题的国君，如蛮夷酋长这些名词并不和侯与君同列在一个系统。说详傅斯年《论所谓五等爵》。至于采卫，乃是疏远之封，所以《郑语》引史伯之言曰，“妘姓邬、郐、路、偪阳，曹姓邹、莒，皆为采卫”。即此可知“公、侯、伯、子、男”的五等爵，不是传讹，便是作《春秋》的人有意定出来的阶级，与真正的古制不合。《春秋》一书本和孔子没有关系，所以《论语》中一字不提。大约到了战国的中期，一班儒家受了时势的鼓荡，要想替将来的天子定下制度，他们在鲁国的史官处找到一堆断烂的记事竹简，就来“笔则笔，削则削”，寄托他们的政治理想，骗人道：“这是孔子作的，孔子行的是天子之事。”
从《春秋》的著作看来，可知那时的儒家是怎样的为这大时代打算。他们对于未来的憧憬是借了过去的事实来表示的，所以他们口里的古史就是他们对于政治的具体主张，所谓“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乃是水中的倒影。当齐宣王问孟子王政的时候，他答道：
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禄，关市讥而不征，泽梁无禁，罪人不孥。老而无妻曰鳏，老而无夫曰寡，老而无子曰独，幼而无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穷民而无告者；文王发政施仁，必先斯四者。
文王的史料流传到战国的怕也只有《诗》、《书》中的一点，但《诗》、《书》中的文王哪曾有这种事。这分明是孟子自己的王道政策，拉了文王下来担承这个名义而已。
你们不信孟子会做这种事情吗？请听我说下去。孔、孟二人虽然相去只一百多年，孟又自承是私淑孔的，但因为这一百多年中社会变动得太剧烈了，个人当然不能跳出社会而独立，所以他们的见解就无法一致。孔子只到过几个诸侯之国，观周的话是不可信的；就使真到了周，而那时的周王已凌夷得像诸侯一样了。他心目中的模范政治家是帮齐桓公成就霸业的管仲，所以说“如其仁，如其仁！”又说“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把他抬举得简直成了救世主。不过孔子的阶级思想很深，他看“邦君树塞门，管氏亦树塞门；邦君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对于其不知礼与不俭表示反感而已。一到孟子，就不然了。他那时，富强的诸侯都自立为王了，他自己所提倡的也是王道了。管仲虽有本领，但他究没有使齐桓公升为王，所以孟子就瞧不起他。当齐宣王问他“桓、文之事”时，他竟敢当面撒谎，说“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臣未之闻也”。如果齐宣王当场把《论语》翻给他看，不知他有什么话说？他既把“桓、文之事”压了下去，于是接着说：“无已，则王乎！”这一抑一扬之间就抬高了他自己的王道。他说：“诸侯行文王之政者，七年之内必为政于天下矣。”这是他向各国君主写的包票。他又说：“我非尧、舜之道不敢以陈于王前。”这是他自己门面上挂的牌子。因此，尧、舜、文王的历史就成了他的王道主义下的历史。为他陈义太高，齐宣王不敢接受，推托自己有好勇的毛病，他立刻举出文王、武王的好勇的故事，说这样正可以走上王业的路；宣王再推托自己有好货的毛病，他又举出公刘好货的故事；宣王更推托自己有好色的毛病，他又举出古公亶父好色的故事，——他处处证明了那时的王者有实现他的王道的可能。梁惠王有一座园囿，他就劝他“与民偕乐”，效法文王的灵囿。滕文公对付不了大国的诛求，他就劝他“君子不以养人者害人”，效法太王的迁国。经他这样一讲，于是古代的王公都有了“圣圣传心”的事实。在孔子的说话中，只把历来名人的性格加以批评，虽有传闻之误，却不致有何装点。孟子呢，他简直不管古代的事实究竟如何，例如古公亶父是否好色，灵囿是否文王所筑。只尽力把古代的王公硬装到他的王道的模型里去，好借着他们的牌子做他宣传自己学说的手段。我们读了他的书，所以深深的印着古圣王都十分相似的形象，那就是他把一副板子上印出来的东西填上了不同的人名而送给我们的效果。
孟子最喜说古事，但他却最没有地理、历史的常识。他最喜引《诗》、《书》，但他所引的《诗》、《书》满不是那么一回事。正如《緜篇》，不过说古公亶父到了岐下，娶姜女以立室家而已，他就断章取义作为他好色的证据，然则不好色者难道就绝了夫妇之伦吗？因为他的说话太随便了，所以“戎狄是膺，荆舒是惩”之句，《诗》上已说明是赞美“周公之孙，庄公之子”的僖公的，他偏会归给周公。淮水是入海的，泗水是入淮的，他偏会说禹“排淮、泗而注之江”。这种事由我们看来，他本是一个志在救世的政治家而不是一个历史地理学者，他的话说错了是可以原谅的，我们只要取其理论而舍其引证，也就买到他的真珠了。不幸后世读书的人拜倒于圣贤的名义之下，捧住了他的话当作古代的真事实，于是就发生了许多的伪史。例如他说“王者之迹息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这也不过随口讲讲而已，他原不曾做过一番时代的考据。但后人咬定了这句话，以为《诗》确是《春秋》前的东西了！毛公释《诗》，有“平王之孙”的《召南》也说为周初诗，而云“平，正也，武王女”。有“赫赫宗周，褒姒烕之”的《小雅》也说为西周诗，而云“诗人知其必灭周”。这些曲解是怎么来的？原来就来自孟老先生没有历史的知识而偏做了历史的权威上。
孔子虽慨叹夏、殷文献无征，还喜欢把三代制度作比较。到孟子时，古文献更无征了，但他一样的会比较，而且比得更详细。例如滕文公问为国时，他就说：
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其实皆什一也。
设为庠序学校以养之。……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
三代间的变迁之迹，他举得这样清楚。但我们早已知道，他表面上虽说的是古事，实际则是发表自己的政见，所以在他叙述了三代田制和学制之后，就说：“有王者起，必来取法，是为王者师也。”仍是写包票的办法。
三代的制度，就在这种情形之下愈讲愈多。试看《礼记·明堂位》所记的礼器，说到车，则是：
鸾车，有虞氏之路也；钩车，夏后氏之路也；大路，殷路也；乘路，周路也。
说到旌旗，则是：(https://www.daowen.com)
有虞氏之旂；夏后氏之绥，殷之大白；周之大赤。
说到马，则是：
夏后氏骆马黑鬣；殷人白马黑首；周人黄马蕃鬣。
说到尊，则是：
泰，有虞氏之尊也；山罍，夏后氏之尊也；著，殷尊也；牺象，周尊也。
说到爵，则是：
夏后氏以
；殷以斝；周以爵。
说到勺，则是；
夏后氏以龙勺；殷以疏勺；周以蒲勺。
说到黍稷器，则是：
有虞氏之两敦；夏后氏之四琏；殷之六瑚；周之八簋。
说到俎，则是
有虞氏以梡；夏后氏以嶡；殷以椇；周以房俎。
说到豆，则是：
夏后氏以楬豆；殷玉豆；周献豆。
这样那样，一件一件地搬了出来，好像那时真有一个历史博物院，保存着四代的器物，故说得如数家珍。但倘使果真这样了，孔子又何必兴“文献无征”之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