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五行说的起源
五行，是中国人的思想律，是中国人对于宇宙系统的信仰；二千余年来，它有极强固的势力。它在经典上的根据，为《尚书》的《甘誓》和《洪范》。这两篇中，都有“五行”字样，而《洪范》讲“水、火、木、金、土”的性质尤为显明。《甘誓》说是夏书，《洪范》说是商书；自有《书序》之后成为周书。夏、商之书既称引它，那么，它的起源当在夏、商之前了。所以《史记·历书》中就说：
黄帝考定星历，建立五行，起消息。
自有此记载，而五行遂确定为黄帝所建立。大家对于这一说，毫不发生问题。直至七年前，梁任公先生作《阴阳五行说之来历》，《东方杂志》二十卷十号。始对于这个向来信守的五行起源说有所怀疑；但他仍以为这一个名词是本来有的，不过到了战国时被人加上新的解释而已。所以这文的结论，是：
春秋、战国以前，所谓阴阳，所谓五行，其语甚希见，其义极平淡。且此二事从未尝并为一谈。诸经及孔、老、墨、孟、荀、韩诸大哲皆未尝齿及。
此论既出，驳者甚多。四年之后，他的弟子刘节先生又作《洪范疏证》，《东方杂志》二十五卷二号。证明《洪范》一篇出于战国之末，其中所载的五行之说即是战国时驺衍一辈人的学说，比了任公先生承认《洪范》是箕子的话但无神秘色彩的更进一步。此说出后，不闻驳论。是不是我国的学术界已经把这个结论默认了呢？
我个人对于这个问题的见解，是十分赞成刘先生的。我以为五行之说如果真是黄帝传到夏、商，夏、商传到秦、汉，则五行思想早已有了强固的基础，孔、孟、老、庄们著书立说，纵然不积极提倡，也必于无意中流露出一些以五行为信条的时代色彩。即使他们不但不愿提倡，而且有意打破这个社会信条，则更当提出了这个问题而加以攻击。我们看，汉儒生在以阴阳五行为信条的社会里，便没有不受阴阳五行说的浸润的，阴阳五行即是他们的思想的规律。到了魏、晋，玄学起来了，王弼们就对于这些术数公然攻击了，把术数的大本营的《周易》也讲成非术数了。可见在一种时代意识之下，无论什么人对于它都脱离不了关系：普通人无思无虑，只有全盘承受；聪明的人或把它说得更精密些，或用了自己的见解改变它的面目，或则不满意它而起作反抗的运动。假使五行之说早从黄帝时传下来，则到商、周时已有久远的历史，早该起了巨大的影响，为什么我们在商代的甲骨文字里找不到它的痕迹呢？为什么我们在东、西周的文籍《尚书》、《周易》、《诗经》等。里，除了《甘誓》和《洪范》之外，也找不到它的痕迹呢？为什么我们在诸子书如《论语》、《孟子》、《老子》、《庄子》等。里也找不到它的痕迹呢？黄帝传了下来，经历夏、商、周不曾发生影响，而一到秦、汉便在社会上大活动起来，这是什么道理？
如果有人驳我，说：《尚书》中《甘誓》和《洪范》既说到五行，是五行之说在夏、商的文籍里已有征了。《墨子》书中有“五行无常胜”及“帝以壬癸杀黑龙于北方”的话，是五行之说在诸子书中又有征了。为什么你说从黄帝至商、周不发生影响呢？我说，《洪范》为伪书，刘先生文中已讲明了。《甘誓》这一篇，记与有扈战于甘的事，但这一件事，《墨子》以为禹，《书序》以为启，《吕氏春秋·先己篇》又以为是夏后相，可见这事在秦、汉间还是一种没有凝固的传说。至文中所云“威侮五行，怠弃三正”，五行与三正对举，简直是汉人的易服色，改正朔的论调。试问夏为寅正，商才改用丑正，周才改用子正，无论伐有扈的是谁，总是夏王，那时尚没有商、周二正，他的誓师文中怎么已说了“三正”呢？就算照了董仲舒们的曲解，说建寅、建丑、建子三种历法是夏以前本来有的，夏、商、周三代不过顺了三统的次序循环沿用，但是夏王用的只是寅正，有扈氏如有不奉正朔之罪也只能讨伐他的怠弃寅正，怎能说“怠弃三正”而强迫他连过去及未来的丑正、子正也一齐奉守了呢？所以这种不合理的话实在使人看了好笑，前代的经师无论怎么样替它圆谎总是圆不拢的。
《甘誓》始引于《墨子》，我们只能把它与《墨子》看成同时代的东西。《墨子》这部书是什么时候著作的呢？我以为不是在战国末，便是在西汉初。第一，它里边称“子墨子曰”，足见是墨子后学者所作而非墨子自作。第二，自《尚贤》、《尚同》至《非乐》、《非命》，皆为上中下三篇，字句小异而大旨无殊，俞樾以为是相里、相夫、邓陵三家相传之本，后人合以成书，见《墨子间诂序》。这个假设很可信，故《墨子》一书自当在“墨分为三”之后。第三，书有篇题是很后的事，自《诗经》以至《论语》、《孟子》，皆摘篇首数字为题，直至《荀子》始立了题目做文章；《墨子》亦然，足见此书不能出于《荀子》以前。第四，墨家的衰息由于汉景、武时的诛杀游侠，今所传的《墨子》书是从《七略》著录的本子传下来的，是墨家绝了之后的一个本子；章学诚《言公篇》说古人书无私著，为某家之学者往往附衍其说于某家的书的后面，这是一个很精确的观察；今所传的《墨子》书出于汉代，其中有些汉代人所附衍的东西也无足怪。有此四个理由，故吾以为墨子中有几处说到“五行”，并不是在墨子生时已有此说，乃是因为《墨子》的书没有凝固，而战国之末五行说很风行，至汉更盛，那时的墨学者便把这时代思潮糁入《墨子》中去了。
综上所说，《甘誓》、《洪范》、《墨子》们在传说中的著作时代与实际的著作时代俱不相应。它们虽都说到五行，但都不足为五行说起源甚早之证。
此外，在《国语》和《左传》中，也屡见“五行”字样。如：
地之五行，所以生殖也。《国语·鲁语》上，记臧文仲语。
则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气，用其五行，气为五味，发为五色，章为五声。《左传·昭二十五年》，记子太叔语。
天有三辰，地有五行。昭三十二年，记史墨语。(https://www.daowen.com)
似乎是春秋时人也常用这一个名词。但《国语》和《左传》实出于战国时人的撰述，又加以汉人的窜乱，性质复杂，有待于我们的分析者正多，决不能径看作春秋时代的史料。我们只该存疑。然则，五行说是什么时候起来的呢？最可依据的材料还得算《荀子》的《非十二子篇》。其文云：
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犹然而材剧志大，闻见杂博，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甚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案饰其辞而祗敬之曰：“此真先君子之言也！”子思唱之，孟轲和之，世俗之沟犹瞀儒嚾嚾然不知其所非也，遂受而传之，以为仲尼、子游为兹厚于后世：是则子思、孟轲之罪也！
这段话的是非先不必讲，至少它已告给我们几件事情：（一）在荀子时已有五行之说了；（二）从荀子眼光看来，这五行说是案了往旧之文或传闻。杜造出来的，其说甚僻违，甚幽隐，甚闭约；（三）这班人造了五行说之后，骗人道，这是真正的孔子和子游的话；一般的俗儒就受而传之了。
所可怪的，他说五行说是子思所倡，孟轲所和。子思书虽不传，不知其果倡是说与否，但孟子的书具在，哪有一丝一毫的五行气息？荀子这样说，不是错怪了他吗？这个疑案，我以为可用《史记》的《孟子荀卿列传》中所记驺衍的事实来解决：
驺衍睹有国者益淫侈，不尚德，若大雅整之于身，施及黎庶矣，乃深观阴阳消息而作怪迂之变，《终始》、《大圣》之篇，十余万言。其语闳大不经，必先验小物，推而大之至于无垠。先序今以上至黄帝，学者所共术，大并世盛衰，因载其禨祥度制，推而远之，至天地未生，窈冥不可考而原也。……称引天地剖判以来，五德转移，治各有宜，而符应若兹。……然要其归，必止乎仁义节俭，君臣上下六亲之施；始也滥耳。王公大人初见其术，惧然顾化；其后不能行之。
这一段文字也告诉我们几件事情：（一）驺衍因为一班王公大人淫侈而不尚德，以致不能施及黎庶，故深观阴阳消息而作怪迂不经之说，使得他们听了惧而修德；（二）他的历史学说有两种：其一，从黄帝推上去，推到天地未生；其二，从天地剖判以来到当世，用了五德转移之说，说明各代的符应及其为治之宜。这两种学说，如果我们代他定个名目：前者应名为“宝塔式的历史观”，后者应名为“螺旋式的历史观”。他的书有十余万言之多，实为战国时一大著作。
在这一段里，“阴阳消息”的字样出现了，“五德转移”的字样也出现了。驺衍是荀子以前人，他的学说在当时是很流行的，他的学说是以阴阳五行作基础的，他的学说是“滥”，是“怪迂”，是“闳大不经”，有类于“僻违”、“幽隐”、“闭约”的，为什么《非十二子》篇里不一提他的名字呢？
我很疑驺衍亦儒家。他的学说归本于“仁义节俭，君臣上下六亲之施”，此其一。《〈史记·平原君传〉集解》引刘向《别录》，有驺衍论“辩”一节，适之先生以为完全是儒家的口吻，与荀子论辩的话相同，《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页三六〇。此其二。《史记》以他与孟子、荀卿合传，此其三。西汉儒者如董仲舒、刘向等的学说与他极相像，此其四。
如果这个推论不错，我敢作一假设：《非十二子》中所骂的子思、孟轲即是驺衍的传误，五行说当即驺衍所造。战国时，邹与鲁接壤，邹与鲁又并包于齐。邹、鲁之间为儒学中心，故《庄子·天下篇》有“其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搢绅先生多能明之”的话。鲁学风被于齐，齐遂成为儒学大支，故西汉立学，《诗》有《鲁诗》，又有《齐诗》，《论语》有《鲁论语》，又有《齐论语》。我们研究战国文化，当把鲁、邹、齐三国看作一个集团。孟子是驺邹。人。驺衍以驺为氏，当也是驺人。《史记》上写他为齐人，或他由驺迁齐，或他以驺人久居于齐，故有此说，均未可知。《史记》言“驺衍后孟子”，或驺衍闻孟子之风而悦之，刺取其说以立自己的主张，观其言仁义、言六亲可知。不过那时的齐国人说话是很浪漫的，《孟子》上有“齐东野语”，《庄子》上有“齐谐”，《史记》上有“燕、齐海上之方士”。驺衍是齐彩色的儒家，他把儒家的仁义加上齐国的怪诞，遂成了这一个新学派。给人传讹，即以驺衍之说为孟子之说，因以驺衍的五行说为孟子的五行说。又因孟子受业子思之门人，《史记》说。遂又以孟子的五行说为子思的五行说。于是荀子遂有“子思倡之，孟轲和之”的话。此等事情，在现在看来固然荀子太糊涂，或者可说荀子必不至这样糊涂；但在当时，则口说之力甚强而笔札之用颇弱，孟子与驺衍因地方的接近和思想的一部分类同，因而在传说中误合为一人，也是很可能的。
以上的话是本篇的引论，只希望把“五行说起于战国的后期”，“驺衍是始创五行说的人”这两个意思略略说明。但驺衍的书既无传，五行说的材料又太少，我不敢确实断说五行说必是战国后期起的。我以为零碎的五行思想是久已有的，但或少于五数，如秦国有白、青、黄、赤四帝之祠。或多于五数，如《左传·文七年》，却缺引《夏书》，释之曰：“水、火、金、木、土、谷，谓之六府。”并不曾有严整的五行系统。《非十二子》中既说“案往旧造说”，则一方面是“按旧”，一方面是“造说”可知。驺衍凭借了往旧的五行思想，即古代人把宇宙事物分类的思想。自己造出整整齐齐的一大套五行说，用之于历史上，说明历代的符应及其为治之宜，这是很可能的事。所以五行思想的起源，我们虽不能知道，而五行学说的起源则我们不妨作此假设。
以下的文字，专讨论驺衍的五德转移说及其在政治上和历史上所发生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