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 钱穆：评顾颉刚《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
顾颉刚先生屡次要我批评他的近著《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为我在他那文以前，曾有一篇《刘向歆王莽年谱》，载《燕京学报》第七期。和他的议论正好相反，我读了他的文章，自应有一些异同的见解。只为久久无暇，未能着笔，最近始草此篇，以答顾先生之雅意。惟此问题牵涉极广，顾先生原文篇幅甚长，兹所评说只及大体，简率处请顾先生及读者原谅。
曾记梁任公在《清代学术概论》里有一番话，大意是说，手边无其书，不能直引。清代一代学术，以复古为解放；最后到今文学家上复西汉之古来解放东汉郑、许之学，譬如高山下石，不达不止，为学术思想上必有之一境。其说良是。惟尚不免自站在今文学家一面，专为清代学术立说，其实所谓以复古为解放者，至于晚清今文学派，尚未达到最后之一境。自今以往，正该复先秦七国之古来解放西汉，再复东周春秋之古来解放七国，复西周之古来解放东周，复殷商之古来解放西周，复虞夏之古来解放殷商，溯源寻根，把中国从来的文化学术思想从头整理一过，给与一种较为新鲜而近真的认识，对于将来新文化新思想的发展上定有极大的帮助。而且这种趋势，正如梁氏所谓高山下石，不达不止；若从西汉以上一段古史，还是浑混模糊，缴绕不清，无论其是喜新或笃旧的学者，总觉是一件不痛快而急待解决的事。我想整理古代文化学术思想，虽则文献无征，有许多困难存在，而或者还认为是不急之务，然而在此学术思想新旧交替剧变的时代，又恰承着清儒那种以复古为解放的未竟之余波，让一辈合宜做古史考辨的学者，粗枝大叶地，先整理出一个中国古代文化学术思想的较近真的面相来，为此后新文化萌茁生机的一个旁助，实是件至要的事。而或者因种种缘力，在最近五十年百年之间能达到此种期望，也未可知。
顾先生的《古史辨》，不用说是一个应着上述的趋势和需要而产生的可宝贵的新芽。在他刊行《古史辨》第一第二两集里，便可看出近时一辈学者对此问题的兴趣和肯出力讨论的情形；至于顾先生自己的见解，有胡适之先生一段话说来最清楚。《古史讨论的读后感》，见收《古史辨》第一集。他说：
顾先生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观的见解，真是今日史学界一大贡献。顾先生自己说：“层累地造成的古史有三个意思：（一）可以说明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二）可以说明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三）我们在这里，即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状况，也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状况。”这三层意思，都是治古史的重要工具。顾先生这个见解，我想叫他剥皮主义，这个见解起于崔述。崔述剥古史的皮，仅剥到“经”为止，还不算彻底；顾先生还要进一步，不但剥的更深，并且还要研究那一层一层的皮是怎样地堆砌起来的。他说：“我们看史迹的整理还轻，而看传说的经历却重。凡是一件史事，应看他最先是怎样，以后逐步的变迁是怎样。”这种见解，重在每一种传说的经历和演进，这是用历史演进的见解来观察历史上的传说，这是顾先生这次讨论古史的根本见解，也就是他的根本方法。
胡先生的说话如此。我对这个见解和方法，也抱着相当的赞同。不过在此并不想批评这个见解和方法之是非，及其使用的际限，我只预备根据胡先生这一番话来认辨顾先生的《古史辨》和晚清今文学的异同。
上面已说过，《古史辨》也是一种以复古为解放的运动，沿袭清代今文学的趋势而来，可是其间也确有几许相异。当乾、嘉考证学发展到最高潮的时候，盛极而衰，接着就发现很多反抗的思想，尤著的像章实斋、方植之之类，而名物训诂的疆土也已垦辟垂尽，于是有一部分人变而考论《公羊》之所谓微言大义，又值外患逼来，变法改制之说兴，遂成晚清之所谓今文学。今文学的完成，一面承袭着乾、嘉经学的旧观念，要保持孔子和经籍的尊严，一面采纳了一辈反对派的见解，略于名物训诂之琐碎考据，而注重到大义的会通，一面又受了敌国外患的逼凌，急图变法维新，却把旧的经学来勉强装点门面。今文学是如此般完成的。至于顾先生的《古史辨》，所处时代已和晚清的今文学家不同，他一面接受西洋新文化的刺戟，要回头来辨认本国旧文化的真相，而为一种寻根究源之追讨，一面又采取了近代西洋史学界上种种新起的科学的见解和方法，来整理本国的旧史料，自然和晚清的今文学未可一概而论。即如胡适之先生所指顾先生讨论古史里那个根本的见解和方法，是重在传说的经历和演进，而康有为一辈人所主张的今文学，却说是孔子托古改制，六经为《儒家》伪造，此后又经刘歆、王莽一番伪造，而成所谓新学伪经。伪造与传说，其间究是两样。传说是演进生长的，而伪造却可以一气呵成，一手创立。传说是社会上共同的有意无意——而无意为多——的一种演进生长，而伪造却专是一人或一派人的特意制造。传说是自然的，而伪造是人为的。传说是连续的，而伪造是改换的。传说渐变，而伪造突异。我们把顾先生的传说演进的见解，和康有为孔子改制新学伪经等说法两两比较，似觉康氏之说有些粗糙武断，不合情理，不如传说演进的说法较近实际。而且胡适之先生还说：崔述的古史剥皮，仅剥到“经”为止，还不彻底，而今文学家却在“经”的里面，牢牢守着今文古文的一重关界，较之崔述之不彻底，只有增，没有减。顾先生的古史剥皮，比崔述还要深进一步，决不肯再受今文学那重关界的阻碍，自无待言。
不过顾先生传说演进的古史观，一时新起，自不免有几许罅漏，自不免要招几许怀疑和批评。顾先生在此上，对晚清今文学家那种辨伪疑古的态度和精神，自不免要引为知己同调。所以《古史辨》和今文学，虽则尽不妨分为两事，而在一般的见解，常认其为一流，而顾先生也时时不免根据今文学派的态度和议论来为自己的古史观张目。这一点，似乎在《古史辨》发展的途程上，要横添许多无谓的不必的迂回和歧迷。
《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那篇论文，便是一个例子。无论政治和学说，在我看来，从汉武到王莽，从董仲舒到刘歆，也只是一线的演进和生长，而今文学家见解，则认为其间定有一番盛大的伪造和突异的改换。顾先生那篇文里，蒙其采纳我《刘向歆王莽年谱》里不少的取材和意见，而同时顾先生和今文学家同样主张歆、莽一切的作伪。下面想就顾先生原文，略略提出几点商榷，敬请教于顾先生，及当代注意此问题的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