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图》与《洛书》

二六、《河图》与《洛书》

读者们看了关于太一的几章，或者觉得这完全是方士、道士们的荒谬，与我辈儒者不生什么关系，可以不管。可是“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我辈儒者的经书本不在一个目的下写成，它们的来源杂得很，何况后儒的注释各挟着时代的沉淀，道教既盛极一时，儒者的经解中又怎能扫尽了荒谬的氛围气。现在就从“太一下九宫”的根据地《河图》、《洛书》上出发，看一看经说的变迁和道教的关系。

《尚书·顾命篇》里写康王即位时的陈设，云：

越玉五重：陈宝、赤刀、大训、弘璧、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图，在东序。

这是他们的宝物，或是他们的古董。其中以玉为最多，球、璧、琬、琰都是玉。“河图”不知是什么东西，也许是黄河的图，也许是在河中找出来的一块玉石，上面有些图画的纹理的。

这“河图”后来便为传说所凑集。《论语》记孔子叹道：

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失夫！《子罕》。

可见河图是一种祥瑞。在《吕氏春秋·应同篇》里又见到一种祥瑞，叫做“丹书”。文云：

凡帝王者之将兴也，天必先见祥乎下民。……及文王之时，天先见火，赤乌衔丹书集于周社。

这河图和丹书本来是两种不相干的东西，一种大约由河而出，一种则是赤乌所衔；但在《淮南子》里竟把它们并在一起，说道：

古者至德之世，贾便其肆，农乐其业，大夫安其职，而处士修其道；当此之时……洛出丹书，河出绿图。《俶真训》。

他说“丹书”由洛所出，而河所出的叫做“绿图”，这真是天然的巧对。稍后，司马迁作《史记·孔子世家》，所引孔子的话也就变作：

河不出《图》，洛不出《书》，吾己矣夫！

《河图》与《洛书》从此联合而不可分了。但说到这里，这图和书仅仅是些祥瑞而已，究竟它们有什么功用，或是哪位圣人曾经利用了它们，还全没有知道。但在《易·系辞传》里，则说：

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

这位圣人是谁？他们说就是伏羲，他画卦时是取象于《河图》、《洛书》的。从此以后，《河图》、《洛书》的地位愈加提高了。伏羲画卦是何等样的大事业，是一切的哲学和人伦的基本，原来他根据的是这两件好东西，然则它们是怎样的神圣呵！《礼纬·含文嘉》云：

伏羲德洽上下，天应以鸟兽文章，地应以《河图》、《洛书》。《周易正义·叙论》引。

也说《河图》、《洛书》都是伏羲时出现的。《河图》、《洛书》全归给伏羲，有这一《经》一《纬》主持，似乎没有问题了；然而不然，《汉书·五行志》说：

刘歆以为虑戏氏继天而王，受《河图》，则而画之，《八卦》是也。禹治洪水，赐《洛书》，法而陈之，《洪范》是也。

他把《河图》送给伏羲，而把《洛书》改给了禹。为什么他要这样改变呢？因为《尚书·洪范》记箕子的话：

我闻在昔，鲧湮洪水，汨陈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范九畴，彝伦攸斁。鲧则殛死，禹乃嗣兴，天乃锡禹洪范九畴，彝伦攸叙。

既然天锡九畴，应当有一件实物作佐证，恰巧有这“洛书”的新发现，所以就判定是禹的了。这《洛书》所记载的是什么？据他们说，也许是《洪范》九畴全篇文字，也许是《洪范》开头的“初一曰五行……”一段纲领。

经对了刘歆的编定，而后河图属《易》，为《八卦》；洛书属《书》，为《洪范》：这件事就确立了。

但是，我们看纬书，关于《河图》、《洛书》的种类极多。就我们所知道的《河图纬》有《河图括地象》、《河图始开图》等三十七种，《洛书纬》有《洛书甄曜度》、《洛书灵准听》等九种，又有老子、孔子的《河洛谶》各一种：几占了全数谶纬的四分之一。所以然之故，因为河出图、洛出书本是一段神话，毫无实物，只要你会海阔天空地瞎讲，不论什么全可以算作《河图》、《洛书》的范围里的东西。就是在《七经正纬》中也常有提到河、洛出图书的故事。略记二则，以见大凡：

舜以太尉受号，即位为天子。五年二月，东巡狩。至于中月，与三公诸侯临观河、洛。有黄龙五采，负图出，置舜前，入水而前去。图以黄玉为匣，如柜，长三尺，广八寸，厚一寸，四合而有户，白玉检，黄金绳，芝为泥，封两端，章曰“天黄帝符玺”五字，广袤各三寸，深四分，鸟文。舜与大司空禹临侯望博等三十人集发。图玄色而绨状，可舒卷，长三十二尺，广九寸；中有七十二帝地形之制，天文位度之差。《春秋纬·运斗枢》，《御览》卷八十一引。

天乙在亳，夏桀迷惑，诸邻国繦负归德。东观乎洛，降三分沈璧，退立，荣光不起，黄鱼双跃出，跻于坛，黑鸟以雄随，鱼亦止，化为黑玉，赤勒。曰“玄精天乙受神符”。伐桀，克。《尚书中候洛予命》，《御览》卷八十三引。

这是纬书作者的新发明，《河图》、《洛书》是帝王受命的必要条件。凡是一个新天子，或将作天子的，一定要“临观河、洛”。他们不到泰山去封禅了。想来泰山离东、西汉的国都太远，不若河、洛近便之故。他们收受图、书的手续如下：

1　临观河、洛，沈璧行礼。

2　荣光起，某德之色的云浮至。

3　某德之色的龙或凤皇，或鱼，或雀。负图出，或化图，或衔书。龙没而图在。

4　图是用某德之色的玉做匣子的，封泥上面盖的印章是“天某帝符玺”五字。某帝之某即某德之色。

5　把匣子打开，其中有卷着的图书，写着天地的秘密。或是天帝的除授书，或是天文、地理的记载。

6　应当禅让的，于是行禅让礼；应当征伐的，于是兴师征伐。

这可称为最有具体表现性的“受命”，而图书实为受命的证物。

至于受命以外的事，也可以跟《河图》、《洛书》发生关系。例如《续汉书·祭祀志》引的张纯《泰山刻石》文：

维建武三十有二年二月，皇帝东巡狩，至于岱宗。……皇帝唯慎《河图》、《洛书》正文，是月辛卯祡，登封泰山，甲午，禅于梁阴，以承灵瑞，以为兆民。……卷上。

然则光武帝到泰山封禅，是依着《河图》、《洛书》的正文的。即此可知在东汉人的观念中，《河图》、《洛书》是有文字的，而且字数也不少。

我们看了以上的考证，知道最初是以《河图》、《洛书》为一种祥瑞，稍后乃定为《八卦》和《洪范》之所本，及纬书兴起，又以为帝王受命时所接受的天书。从后汉到唐末七八百年中对于《河图》似乎没有新鲜的见解，也没有十分讨论到上列三种说法的异同。独对于《洛书》的解释则又有新的发展。《洪范》“天乃锡禹洪范九畴，彝伦攸叙”，《伪孔安国传》云：

天与禹洛出书，神龟负文而出，列于背，有数至于九。

禹遂因而第之，以成九类，常道所以次叙。

据《汉书·五行志》所载，刘歆以为“初一曰五行”以下六十五字皆《洛书》本文。此说若确，则禹接受《洛书》后，不必有“因而第之”的事了。惟其《洛书》为龟背上的文字，字数不会很多。隋儒之治《古文尚书》者，或以为原来没有“初一曰”等字，只有三十八字；或以为只有二十字，如下图所示：

禹既受了《洛书》，依照九宫数的次第，排比“九畴”的先后，箕子乃演为《洪范》之文。这种说法可算是前面三种说法的调和派。孔颖达《尚书正义》虽然没有把这一点来详细疏解，然而从六朝到清代，《伪孔传》究竟博得多数人的信仰。九畴何以要在龟背上这样排列呢？隋萧吉《五行大义》说：(https://www.daowen.com)

“初一曰五行”，位在北方，阳气之始，万物将萌。“次二曰敬用五事”，位在西南方，谦虚就德，朝谒嘉庆。“次三曰农用八政”，位在东方，耕种百谷，麻枲蚕桑。“次四曰协用五纪”，位在东南方，日月星辰，云雨并兴。“次五曰建用皇极”，位在中宫，百官立表，政化公卿。“次六曰乂用三德”，位在西北，抑伏强暴，断制狱讼。“次七曰明用稽疑”，位在西方，决定吉凶，分别所疑。“次八曰念用庶征”，位在东北，肃敬德方，狂僭乱行。“次九曰向用五福，威用六极”，位在南方，万物盈实，阴气宣布，时成岁德，阴阳和调，五行不忒。故《黄帝九宫经》云：“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为肩，六八为足，五居中宫，总御得失。”卷一，《论九官数》。

萧吉以为九畴常道和它们在龟背上的方位有密切的关系，可以补《伪孔传》说法的不足。《大戴礼·盛德篇》讲明堂制度，记“九室”的次第为“二九四三五七六一八”。这九个数字究应怎样读法？表示什么意义？实在是数学的谜。但是北周的卢辩知道是“法龟文也”，也是拿九宫数的行列次第来解释明堂九室的。由此可见《洛书》“龟文”和术数家的九宫数在六朝时候早已混为一谈了。

到了宋代，《河图》、《洛书》的说法又有更新的发展，且其五光十色有过于任何时代。以下让我们看看他们的说法究竟如何。

《东都事略·儒家传》九六。云：

陈抟读《易》，以数学授穆修，以象学授种放；放授许坚；坚授范谔昌。

陈抟是五代末华山中的一个道士，他不仅炼丹烧汞，作黄白之术，却又能读《易》，是很难得的了。他传的“象”和“数”是些什么呢？朱震的《汉上易传》云：

国朝龙兴，异人间出。濮上陈抟以《先天图》传种放；放传穆修；修传李之才；之才传邵雍。放以《河图》、《洛书》传李溉，溉传许坚；坚传范谔昌；谔昌传刘牧。修以《太极图》传周敦颐；敦颐传程颐、程颢；是时张载讲学于二程、邵雍之间。故雍著《皇极经世》之书，牧陈天地五十有五之数，敦颐作《通书》，程颐述《易传》，载造《太和》、《三两》等篇，或明其象，或论其数，或传其辞，或兼而明之。书首《进书表》。

这两说虽不尽同，然而足见宋代的理学如何与象数有关系。陈抟的势力大极了，他的学说分成三派，邵雍们传他的《先天图》，刘牧们传他的《河图》、《洛书》，周敦颐们传他的《太极图》。所谓“象”和“数”，就是这些《图》和《书》。

其实说陈抟传下《河图》、《洛书》的话本来不甚可靠，因为《宋史·隐逸传》说他是：

好读《易》，手不释卷，常自号扶摇子，著《指玄篇》八十一章，言导养及还丹之事。

本没有提到他传《图》、《书》的话。也许因他“好读《易》”，所以才有这种附会；又因有了这种附会，才有一种伪书，叫做《龙图》，托了他的名字而出现。此书，朱熹已明斥其伪。见《语类》卷六十七。但书虽不是他作的，时代却也在北宋之初，所以它的关于《图》、《书》之说仍不失为有价值的史料。书现在是失传了，幸而序文尚保存，可以看得一个大概。序云：

且夫龙马始负图出于羲皇之代，在太古之先也。令存已合之位或疑之，况更陈其未合之数耶！……《龙图》本合，则圣人不得见其象，所以天意先未合而形其象，圣人观象而明其用。是《龙图》者，天散而示之，伏羲合而用之，仲尼默而形之。始《龙图》之未合也，惟五十五数，上二十五，天数也，中贯三五九，外包之十五，尽天三天五天九并十五之用；后形一六无位，又显二十四之为用也。兹所谓“天垂象”矣。下三十，地数也，亦分五位，皆明五之用也。十分而为六，形坤之象焉，六分而成四象，地六不配在上则一不用，形二十四；在下则六不用，亦形二十四。后既合也，天一居上为道之宗，地六居下为气之本，天三幹地二地四为之用。三若在阳则避孤阴，在阴则避寡阳。大矣哉，《龙图》之变，岐分万涂，今略述其梗概焉。见《宋文鉴》卷八十五。

因为《图》是龙马所负而出，所以叫做“《龙图》”。这还是些未合的位数，是伏羲画卦所本。按着宋末雷思齐的《易图通变》所说，《龙图》中共有二十余图，第一为“龙马图”，其余的全是《易传》天地五十有五之数杂以纳甲，贯穿《易》理而造出的。然而雷氏的书中并没有载着此项图象，元·张理的《易象图说》载有起首的几个，今录之如下。

张氏对第一图解释道：因为《易·系辞传》有“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的话，所以单数一、三、五、七、九为天；双数二、四、六、八、十为地。因此，“五”为天的中数，而“六”为地的中数。一、三、五、七、九加起来共为二十五；二、四、六、八、十加起来共为三十；这就是所谓“天地之数五十有五”也。因天数中于五，故分为五位，五五亦二十五，按着全数五位来说，则纵横可以见三，如可以见五；如单以其中的三位来说，则可以见九，如可以见十五。如地以六做中数，所以五位各作六形，而五六亦得三十。这个是“天地未合之数”，下边的就是“已合之位”了。

上位天数也，天数中于五，分为五位，五五二十有五，积一、三、五、七、九，亦得二十五焉。五位纵横见三，纵横见五；三位纵横见九，纵横见十五。《序》言“中贯三、五、九，外包之十五”者此也。下位地数也，地数中于六，亦分为五位，五六凡三十，积二、四、六、八、十，亦得三十焉。《序》言“十分而为六，形地之象”者此也。《内篇》上。

上边的是象，下边的是形；上边的中五象为五行，中圈为土，居中以运四方，左上为火，右上为金，左下为木，右下为水；右三圈象三才，左四点象四时。郑玄注《易》“大衍之数”说：

天地之数五十有五。……天一生水于北，地二生水于南，天三生木于东，地四生金于西，天五生土于中。阳无耦，阴无配，未得相成。地六成水于北与天一并，天七成火于南与地二并，地八成木于东与天三并，天九成金于西与地四并，地十成土于中与天五并也。《〈礼记·月令〉疏》引。

所以下位的六、七、八、九，皆为成数，而成数在下又象地。一、二、三、四，象天在上；六、七、八、九，象地在下。上下天地相交，则成为第三图“天地生成”之数。

第二图上边一、二、三、四动往右移；下边的六、七、八、九不动而“正位”；就成了这样一与六合在北位，二与七合在南位，三与八合在东位，四与九合在西位，五与十居中而为天地运行的枢纽。

一、二、三、四为生数，为四正，故《坎》、《离》、《震》、《兑》为四正，六、七、八、九为成数，为四维，故《乾》、《巽》、《艮》、《坤》为四维。蓍策分挂，揲归四象，皆本于此。则成为第四图《洛书》天地交午之数。

至第五图纵数横数全是十五，故称“纵横十五之象”，也就是太一巡行九宫次第图。在《图》、《书》之说初起时，二者本无关系，以后乃说为同是画卦所本，及刘歆分赠给伏羲、大禹，以成其《八卦》、《洪范》，乃成定说；如今，又似乎全送给伏羲了，《图》、《书》二物相关相成，分不开了，因之而有“《易》可通《范》，《范》可通《易》”的说法。

《图》、《书》究竟没有一种实物作凭证，所以它们的解说很可随意左右，而造成正相反的说法。刘牧是宋仁宗时候的人，据晁公武的《读书志》说他有《刘氏易解》十五卷，如今仅有《易数钩隐图》三卷及《遗论九事》一卷。他的《河图》、《洛书》，恰和张理书中的《龙图》说法相反：他的《河图》正是《龙图》的“《洛书》纵横十五之象”。而他的“《洛书》五行生数”和“《洛书》五行成数”相合，正是张氏书中的“《龙图》天地生成之数”。他又明白地说《河图》、《洛书》全是出于伏羲之世的，伏羲兼则之以画《八卦》；但“五行”的象数尚未显明，所以禹又法之以陈《九畴》。他说他的学说也是陈抟传下来的，那么，为什么有两岐呢？到底是谁的对呢？“尧、舜不复生，将谁使定儒、墨之诚乎？”这是没法定的了；不过因为朱熹和蔡元定的说法下同张理的《龙图》，又经朱熹置于《周易》之首，而朱熹注解的书后来成了官家审定的教科书，他的说法成为定论，不容怀疑，所以他们这一派战胜，刘牧是失败了。

朱熹虽然是蔡元定的老师，而《河图》、《洛书》的说法实由蔡氏而定，《周易启蒙》的注里引他的话道：

古今传记自孔安国、刘向父子、班固，皆以为《河图》授羲，《洛书》赐禹。关子明、邵康节皆以十为《河图》，九为《洛书》，盖《大传》既陈天地五十有五之数，《洪范》又明言“天乃锡禹洪范九畴”，而九宫之数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为肩，六八为足，正龟背之象也。惟刘牧意见以九为《河图》，十为《洛书》，托言出于希夷，既与诸儒旧说不合，又引《大传》以为二者皆出于伏羲之世。其易置《图》、《书》，并无明验，但谓伏羲兼取《图》、《书》，则《易》、《范》之数诚相表里，为可疑耳。其实天地之理一而已矣，虽时有古今先后之不同，而其理则不容有二也，故伏羲但据《河图》以作《易》，则不必预见《洛书》而已逆与之合矣；大禹但据《洛书》以作《范》，则亦不必追考《河图》而已暗与之符矣。其所以然者何哉？诚以此理之外无复他理故也。

他们关于《图》、《书》的赠与说亦不同，蔡氏主张分赠伏羲、大禹，仍是刘歆的说法。他以为《图》、《书》的理尽自可通，但伏羲的画卦正不必预知《洛书》，而大禹作《范》亦可不必追考《河图》也。他定的《河图》、《洛书》如下页图。

他的《河图》正是张理书中的“《龙图》天地生成之数”，《洛书》是“《洛书》纵横十五之象”。他们的说法尽管和刘牧相反，但《图》、《书》的样子没有什么差异，只不过名题的颠倒而已。以后又有一种大不相同的说法见于元吴澂的《易纂言》，说：

“河图”者，羲皇时河出龙马背之旋毛，后一六，前二七，左三八，右四九，中五十，以象旋毛如星点而谓之“图”。羲皇则其阳奇阴耦之数以画卦生蓍。“洛书”者，禹治水时，洛出神龟背之坼文，前九后一，左三右七，中五，前之右二，前之左四，后之右六，后之左八，以其坼文如字画而谓之“书”。禹则自其一至九之数以叙《洪范》九畴。卷五“河出《图》洛出《书》”注。

他说“河图”是河中龙马背的旋毛，“洛书”是洛中神龟背的坼文，这样似乎合理化了，免掉龙龟背负的麻烦。他的《图》、《书》如下。此二图见《古今图书集成·经籍典》第五十一卷《河图洛书部汇考》。按通志堂本《易纂言》未载，今据《集成》注文录入。

明初赵谦又想出一种新的《河图》，其《六书本义》云：

天地自然之图，虙戏氏龙马负图出于荥河，《八卦》所由以画也。《易》曰“河出《图》，圣人则之”，《书》曰“《河图》在东序”是也。此图世传蔡元定得于蜀之隐者，秘而不传，虽朱子亦莫之见；今得之陈伯敷氏。尝熟玩之，有太极含阴阳，阴阳函《八卦》之妙。见胡渭《易图明辨》卷三引。

他说传自蔡元定，而蔡氏的图，我们是见过的，和他的大不相同。可见他是没有什么根据的。今转录其图如下。本图亦见《易图明辨》卷三。

又《易图明辨》卷三。引宋濂曰：“新安罗端良愿作阴阳相含之象，就其中八分之以为《八卦》，谓之《河图》。用井文界分九宫，谓之《洛书》。……”又引赵仲全《道学正宗》之《古太极图》，谓即罗端良之《河图》。所引赵仲全《图》，即如赵谦《图》而八分者也。此外的新《图》、《书》尚多，以其无甚势力，今不具引了。道教里固然把太一们一变再变，变个不了，号称有典有则的儒者也是把《河图》、《洛书》刻刻变化。为什么会得这样？因为本来大家是捕风捉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