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和河源的实定
在《山海经》和《淮南子》里，昆仑是一个神秘的区域；黄河的源头跟随着它，也成了不可捉摸的地方。《穆传》和《禹贡》的作者确然有意删汰神话，留存真实，然而这两个地方究在何处，还是谜一般的待人猜索。直等到汉武帝之世，方始为了他开发西疆而有实际的决定。
大月氏国本居敦煌、祁连间。当汉武初年，匈奴老上单于攻破了月支，把月氏王的头做了结盟时的酒杯。月氏人把匈奴怨的了不得，他们逃到葱岭以西，征服大夏，另建了一个国家。武帝想联合了他们夹击匈奴，招募出使的人，张骞仗着他的勇气和好奇心应募。他刚出国境，就被匈奴人截留。后来得间逃出，辗转到了月氏。但月氏人住在妫水今阿姆河。流域肥饶的地方，生活安定，已失去了雪耻之心。张骞得不着要领，就想沿了南山，即今新疆南界的山。从羌中归国，不幸又给匈奴捉住，再住了一年多。适值匈奴内乱，他才得逃归。去时带了一百多人，回来时只剩两个人了。他留居西域一共经历十三年之久，到达了大宛、康居、月支、大夏诸国。在汉人里，向来没有走过这条路的，所以那时人称他的冒险工作为“凿空”。怎么叫作凿空呢？颜师古《注》：
空，孔也，犹言始凿其孔穴也。故此下言“当空道”，而《西域传》谓“孔道”也。《汉书·张骞传》。
这是表示这条中西交通的路由他硬生生地凿开了的，真比得上哥伦布发现美洲的荣誉。自此以后，这条路就成为亚洲交通的大干线，而汉朝也设置管理西域的官，叫作都护，把国境西展到葱岭。
张骞未出使前本任郎职，是一个书生，《山海经》、《禹本纪》等书谅必读过，加上他自己是汉中人，接近西北，所以他必然注意到西北的地理问题。回国之后，他把这些新知识报告给武帝。《史记·大宛列传》说：
具为天子言之，曰：……于寘之西，则水皆西流注西海；其东，水东流，注盐泽。盐泽潜行地下，其南则河源出焉。多玉石，河注中国。而楼兰、姑师邑有城郭，临盐泽。盐泽去长安可五千里。匈奴右方居盐泽以东，至陇西长城，南接羌，鬲（隔）汉道焉。
这里所谓西海，当是指的里海和黑海；盐泽，就是现在新疆的罗布泊。他说：黄河的源不在青海而在新疆的于阗，因为于阗东边的水全东流到盐泽，到了盐泽之后淳蓄了起来，地面上没有一条河从盐泽流出的，只有地下的水潜流向南，流到了青海境再出现在地面。于阗的玉是最多的，这也合于《山经》和《穆传》上的昆仑的名产。我们看《山海经》，《北山经》原说：
敦薨之山……敦薨之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泑泽，出于昆仑之东北隅，实惟河原。
《西次三经》也说：
不周之山……东望泑泽，河水所潜也，其原浑浑泡泡。
《山经》的文如不是经过后人的窜改，可见古代本自有这河源问题。他们说“原”，说“潜”，都有不满足于直接看见的现象而有别去找寻的欲求。张骞也许想：“如果把盐泽定作泑泽，南山定作昆仑，加上大量产玉的条件，岂不是被我寻到了河的真源了呢！黄河从青海境内流出，而青海境内都是住的羌人，汉人是寻不到源头的，哪想得到，在我的冒险旅行之下竟亲眼看到了更远的河源！这真是一个绝大的发现！”但他心里接着又起了一个疑窦，怕昆仑还在西头，曾把这意思对武帝说：
条枝，在安息西数千里，临西海。……安息长老传闻条枝有弱水、西王母而未尝见。
照《山海经》说，弱水是环流在昆仑下面的，西王母是住在昆仑西边的，而传闻远在波斯湾的条枝都有，条支西边就是黑海和地中海，这可见昆仑该在那边才是。所以河源问题他虽有了把握，而昆仑问题还是茫然。这西北地理上两个重要地方合不到一起，张骞的心中该够苦闷的。
武帝听了这种瀛海奇闻，当然特别高兴；但由于这条路上有强悍的匈奴障碍着，他也无法接近。到元狩元年，前一二二年。骠骑将军霍去病打破匈奴数万人，兵至祁连山。明年，浑邪王率众降汉。从此匈奴的右臂断了，而汉却张开了一条膀子，河西走廊既打通，直到盐泽再没有匈奴的阻隔。武帝于是大派使者到西域各国，送他们黄金币帛，联络情感。这些使者回来，又把经过情形报告天子。《大宛传》说：
汉使穷河源，河源出于寘。其山多玉石，采来。天子案古图书，名河所出山曰昆仑云。
张骞说于阗是河源，别的使者也这样说，河源是确定了。况且又多采来的玉石，足以证明《西次三经》的峚山、槐江山、玉山、騩山等的出玉为不误。于是武帝就不理会条支的弱水、西王母，不学张骞的迟疑，很爽快地实定于阗的南山为昆仑。他所案的古图书，无疑是《山海经》和《禹本纪》。他这一实定的影响是深远的，直到现在两千多年不曾变过，试看现在新疆和西藏分界的山脉，哪一张地图上不写上“昆仑山脉”！
却不料过一下子却激起了一个近臣的反对。太史令司马迁偷偷地在《史记·大宛列传》的末尾写上几句：
太史公曰：《禹本纪》言“河出昆仑；昆仑其高二千五百余里，日月所相隐避为光明也。其上有醴泉、瑶池。”今自张骞使大夏之后也，穷河源，恶睹《本纪》所谓昆仑者乎？故言九州山川，《尚书》近之矣。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
想不到被人目为“好奇”的子长变得这样拘谨，久久相传的两部奇书竟给他用了《尚书》的大帽子一齐压倒！实在，世界上哪有高到二千五百余里的高山！现在，张骞亲自找到的河源，他不反对，可是于阗南山却够不上这高峻美丽的条件，那么汉武帝所实定的昆仑山就不是《禹本纪》的昆仑山，而离开了《禹本纪》和《山海经》却也无所谓昆仑，又何从实定！所以，他只愿接受《尚书》的指导。《尚书》上说“导河积石”，可见同黄河发生关系的山是积石，所以，我们只该问积石在哪里，不该问昆仑在哪里。这态度是何等的斩截！其后东汉末邓展作《汉书注》，便发挥司马迁的见解，道：
汉㠯（巳）穷河原，于何见昆仑乎！《尚书》曰：“导河积石。”是谓河源出于积石。积石在金城河关，不言出昆仑也。《汉书·张骞传》颜《注》引。
这是极端摒弃昆仑的说法。但我们须知道，如果没有昆仑的说法，也就不会发生河源的问题了。
《汉书》是《史记》的延续和补正。《史记》本是一部通史，但秦、汉以前时代久了，材料缺乏，考证又没有达到精密的阶段，在司马迁的时代实在没法做好。自秦始皇到汉武帝，这一百五十年中，是中国史上的大时代，一切的政治、疆域、文化莫不有剧烈的改变而成为此后二千年的规矩法度；对于这个时代，司马迁和他的父亲谈却有极超越的整理和极优秀的写史的贡献。到了东汉之初，史学家班彪因为《史记》止于武帝太初之间，离当前的时代空着一段，他就采集史事，作成《后传》数十篇。到了他的儿子班固手里，又精思二十余年，继承他的工作，作成了《汉书》百篇，于是从秦末到西汉末二百余年中的事实悉得有适当的安排和正确的记载。
班固的胞弟班超留在西域三十一年，走遍了天山，越过了葱岭，对于那边的事情知道的太多了。班固虽没有到过西域，而由于他弟弟的关系，对于那边的知识也很丰富，所以《汉书》里便把《史记·大宛传》分做张骞、李广利两传，而另做一篇《西域传》，把那边的大小各国和她们的人口、物产、山川、道里一一记了。他承受张骞的河源说，且加以进一步的叙述，说：
西域……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其南山东出金城，与汉南山属焉。其河有两原，一出葱岭山，一出于阗。于阗在南山下，其河北流，与葱岭河合，东注蒲昌海。蒲昌海一名盐泽者也，去玉门、阳关三百余里，广袤三百里。其水亭居，冬夏不增减，皆以为潜行地下，南出于积石为中国河云。
在这一段话里，我们可以看出他的西域的地理观念和张骞、司马迁的异同：
1.于阗南山他仍叫南山，绝口不提汉武帝的“昆仑”两字，这可见他完全接受司马迁的见解。(https://www.daowen.com)
2.他说盐泽水潜行地下，南出于积石为中国河，当然接受了张骞的见解。但他和张骞有一点不同，张骞但言“河注中国”，而他说“南出于积石”，这大概是受的《禹贡》的影响，想避免昆仑问题的牵缠。
3.张骞说河源出盐泽之南。其他的汉使也但说河源出于阗，他则说河有两源，一出葱岭，一出于阗，这是很不同的一点。
第一、二点只是对于古书的信任问题，为了不信《禹本纪》所以不提昆仑，为了信任《禹贡》所以特提积石，这没有什么大关系。惟第三点说及实际的地理，关系殊大。何以西汉时只说于阗河为黄河的上游，而到东汉时便加上了一条葱岭河？这无疑是汉朝人在这二百年中对于西域的地理知识的进步。其实葱岭河不止一源。清代地理学家徐松流戍新疆，亲历许多山川，放归后作《汉书西域传补注》，他说：
“河有两原”者，特据两地言之，其实河有三源也。河出葱岭者二：一曰葱岭南河，其河东源为听杂阿布河，西源为杂普勒善河，合为叶尔羌河。一曰葱岭北河，其河西源为雅璊雅尔河，东源为乌兰乌苏河，合为喀什噶尔河。河出于闻者一：于阗即今和阗，其河东源为玉陇哈什河，西源为哈喇哈什河，合流为和阗河。
和阗河东北流四百余里，到噶巴克阿克集地方，葱岭北河和南河都自西来会，叫作塔里木河。由此往东行一千四百余里，到罗布泊。这都是实际的水道，毫无疑问。
至于“南出于积石为中国河”一语则显有可商。班固在《汉书·地理志》里说：
金城郡河关：积石山在西南羌中。
《续汉书·郡国志》也说：
陇西郡河关：故属金城；积石山在西南，河水出。
汉河关县故城在今甘肃临夏县西。今永靖县从临夏分出的。西有积石关，临积石山，峡中两岸石壁森立，相去甚迫促，黄河经过那里好象在沟渎中行。如果《禹贡》和《汉书》所说的积石就是这个，那无异把上游二千公里的黄河截去不谈。所以《伪孔传》说：
施功发于积石。
《正义》疏通之云：
河源不始于此，记其施功处耳。
昆仑以下，积石以上的天然河流无碍于人，没有加功的必要，所以可以不提，这是很好的调停办法。但是唐魏王泰的《括地志》却说：
积石山今名小积石山，在河州枹罕县西七里。《〈史记·夏本纪〉正义》引。
唐的枹罕即汉河关。从这上面，可以知道那时的积石是有大小之分的。张守节的《〈史记〉正义》也承着说：
黄河源……出大昆仑东北隅，东北流，经于阗，入盐泽；即东南潜行入吐谷浑界大积石山，又东北流；至小积石山，又东北流。《夏本纪》“道黑水”下。
他们为什么把河关的积石降为小积石，而把吐谷浑界内的大雪山称为大积石？即今青海东南角的积石山，蒙古名阿尼马卿山。这无非由于唐代的疆域开拓了，地理知识进步了，他们觉得导河在河关的积石未免太近，如果禹只到那里，显见得禹迹不广，说来寒伧，合不上伟人的身份，应当向西推远，使禹走近河的重源，于是就把河曲这座大山称做积石了，《左传》上说：“新鬼大而故鬼小。”后起的常常压低了前任的固有地位，正是对于这个道理的绝好说明。
到了清朝，乾隆四十七年，一七八二年。清高宗命侍卫阿必达寻访河源，他回来报告道：
星宿海西南有水名阿勒坦郭勒。更西有巨石，高数丈，名阿勒坦噶达素齐老。蒙古语“阿勒坦”为黄金，“噶达素”为北极星，“郭勒”为河，“齐老”石也。崖壁黄金色；上有池，池中泉喷涌，酾为百道，皆黄金色。入阿勒坦郭勒，回旋三百余里，入星宿海，为黄河真源。《清史稿》列传七十《阿必达传》。
这是一个新的发现。高宗大喜，就命四库馆诸臣编辑《河源记略》。可是当时君臣好古情深，在青海的真河源之上舍不得放弃新疆的“河源”，于是班固的“南出于积石为中国河”之说竟得了极适合的证明。于谦《积石山考》云：
积石之山始见《禹贡》，以禹治巨大之水皆从发源处施功，导河自积石，犹……导淮自桐柏，导渭自鸟鼠同穴也。……《山海经》言积石者四……其《海外北经》则言“禹所积石之山，河水所入”，《大荒北经》则言“其西有山，名曰禹所积石”。夫山称积石，玩一“积”字已有人力所成之意；而《提纲》齐召南《水道提纲》。记噶达苏齐老仅高四丈，正与人力所成情形相合。……意禹当时治水至此，特于小山之巅砌石成峰，以为导河经始之标识，犹今蒙古人积累巨石以分疆界，名曰“鄂博”是巳。惟年代久远，土人不知古事，故以“落星石”呼之。然则噶达素齐老谓即《禹贡》积石……殆无一不相合者。……《穆天子传考证》。
有了这一篇文章，积石山便成了巴颜喀喇山的主峰噶达素齐老，河水重源显发就在于此，巨石高四丈更证明了人工的堆积，其地尚在星宿海之西，当然更在大积石山之西，所以有了此说之后，大积石和小积石两个山名都可一笔勾销了，《禹贡》所谓“导河积石”原是直从源头导起，无所谓“河源”与“施工”之异，古今来的聚讼也都不打而自倒了，这多么痛快！自从张骞到丁谦，逐渐的发明和考订，所得的结论是：真正的河源是葱岭的南河、北河和和阗河，东流到罗布泊，潜行地下，南到青海的噶达素齐老而伏流始出；那里有高峙的巨石，为禹治水时所堆积，作为导河经始的标识，无疑地该称为积石山。至于昆仑山呢，虽经汉武帝实定为于阗南山，但因史学权威司马迁、班固等连续的反对，实际也找不出一个伟大奇丽的山可以确指为昆仑的，所以历代地理学者对它颇为冷淡，它似乎和河源可以不发生必然的连带关系；只是已有武帝的定名在前，必要时姑且沿用而已。
本章原载《历史地理》第三期，一九八三年十一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