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要写一部《中国民族史》是不容易的。中国的民族由许多大小种族混合而成，这是无疑的事；可是这许多原始的种族当初生长何地，移植何地，如何创造自己的文化，如何吸收他方的文化，又如何与远近诸种族交通联系而建立一个大民族，历史书上空白太多，或者除了一个种族名之外其他全是空白。我们对着这些空白只有叹气，恨古人不该这般不爱惜史料，让他大量的澌灭。但叹气是无用的，我们该得尽力寻觅。寻觅的方法有两种：一是用考古学的方法到地底下去找；一是用历史学的方法，从许多零断的文字记载中，拼拼凑凑来看出一点的迹象，试作系统的说明。这都是极辛苦的工作，我们为了完成这重大的任务是不得不做的。

自从殷虚经过大规模的发掘，我们对于商代文化，即中国东部文化，已有了一个大体的认识。至于中国西部文化，也曾有瑞典安特生（J.G.Andersson）在中国地质调查所工作时发现的仰韶型陶器；这遗址广布于甘肃、青海境内。拿来和苏俄西南的脱里波留（TriPolije）及苏联土耳其斯坦的安诺（Anau）所发现的古陶器一比较，如出一型，使我们不自禁地想象到当时东西交通路线的广远，知道“张骞凿空”这句话是靠不住的了。在我们的历史里，讲西北诸种族的，《史记》有《大宛传》，《汉书》有《西域传》，《后汉书》有《西羌传》，似乎也不难窥测其崖略；但这些书里所记载的时代太近或只说汉代，或兼数周、秦，总不过两千多年，上距彩陶文化的时代还有迈长的一段路程。在这些史书之外，不是没有材料，只是太零碎了，不容易联串起来，有些也不容易看出抉出，因此也就没有人下手钩索。我们对于西北古代史的智识，真可说是非常的贫乏。

一九三四年，我们许多史学界的朋友在北平组织禹贡学会，研究中国民族史和疆域沿革史。我个人是研究古代史的，所以要在古代的民族和疆域的范围里理出一个头绪来，《山海经》、《禹贡》、《职方》、《王会》、《穆天子传》等书成为集中注意的对象。当时曾在《禹贡半月刊》中发表《九州之戎与戎禹》一文，讨论禹和西方民族的关系，把我在《古史辨》第一册中的禹为南方民族传说中的人物的说法自行打破。我觉得，中国正统文化中很多是接受戎文化的，所谓华夏之族也不少由戎族分出，不过其中进握中原政权的已自居为华夏，不肯老实说出他们自己的前面一段历史，而停留在原来地方的则仍称为戎，又苦于文化较低，没有写作的方便。在这样躲躲闪闪的心理和状态之中，使得我们的民族史部门损失了好多宝贵的资料。为了关于这问题的思想略成系统，所以我想进一步对于戎的文化作专题的研究。

一九三七年，日本军队占据了北平，我被迫离开，悲痛地放下学术的工作。那时政府派我到甘肃等省设计教育，我想为帮助西北青年固然该去，为了实现我研究戎文化的计划也是该去，便欣快地接受了这个使命，在河、湟、洮、渭诸流域里走了不少地方，幼年在书本上读到的鸟鼠、积石、西倾诸名山也一一踏到了。那边是蒙、回、藏、土、撒拉诸种人所居，而藏民尤多，藏民，俗称为番子，这个名称是由吐蕃来的；依据史书所记，实即古代的羌族。他们的生产依然是畜牧；他们的政治组织依然是酋长制度。他们和古代羌人不同的地方，只是有了西藏佛教之后，他们的宗教组织是十分严密了。他们用宗教支配着一切生活，生活和宗教打成一片。我感到他们信仰的纯洁诚挚，非常可爱；但也可惜他们太不注重历史，使我们无从得着他们数千年来的人事记载。

我那时由兰州向西南行，迤逦到了西倾山，走了几个月，只有上坡路，没有下坡路，越来越高，到超过了五千公尺时，呼吸也困难了。我才恍然于《禹本纪》所谓“昆仑，其高二千五百里”这句话，正和山东人说的泰山高四十里一样。泰山主峰拔海一五四五公尺，合起华里才两里半多，而谓之四十里者，乃是把上坡的路程都算作了它的高度了。昆仑，我虽没有到，但它的高伟的气象我已可借了这回的旅行而领略。于是我想在研究戎文化之外再作一个昆仑的研究。不过一经注意，材料就苦于太多太乱，而且在抗战期中，常常为了逃避轰炸，生活过分不安宁，说不上干研究工作，只成为心头许下的一个愿望而已。(https://www.daowen.com)

一九四八年，我又到了西北，在兰州大学任教。因为功课忙，没有远游。其时学校里建造一所高大的房子，象征着昆仑山，名为昆仑堂。到了奠基的日子，嘱我作一篇文字来纪念。我的文中，以为汉武帝所定的昆仑，河源说既给现代地理学界推翻，于阗南山又不雄峻，所以这个昆仑不过发表他个人的意见，不能当作事实看。真正的昆仑，当定为青海的巴颜喀喇山的主峰噶达素齐老，试看黄河蜒其东南，长江发其西南，柴达木河蟠其东北，舒嘎果勒河注其西北，形势和《山海经》中的昆仑多么相像；何况还有《汉书·地理志》的证据，何况大河坝一带还出产玉石！但这只是一篇抒写感想的短文，不能视为考证的作品。去年到了上海，假寓法华镇，承海光图书馆供给我一切的方便，地方又静谧，适合于构思和写作。附近又有徐家汇天主堂藏书楼及合众图书馆，许多的材料等待我去寻取。在这样的环境中，我再能不工作吗，于是我便回复了十余年前的治学生涯，首先从事于昆仑的研究，用一年的工夫完成了这一篇。尤其高兴的，李得贤君来到上海，帮助我搜集和整理材料，他是青海化隆人，记得那边的历史、地理、语言和风俗特别多，给我以不少的启发，使我不致冥行迷路。还有李唐晏、胡厚宣、王善业、方诗铭、蒋孔阳、王煦华诸君对于我这工作从各方面给以助力，使这文加速完成且达到比较正确的地步。自从做了这回深入的研究之后，我才知道在昆仑传说里即足以表现羌戎文化，要研究羌戎文化时昆仑即是一个主要题材。我怎样的舒畅，为了得着许多朋友的合作，消释了十多年来顿在心头的一团血块！

时代的潮流是不可抗拒的，在什么样的时代里各人就会不期而然地感到什么样的问题。去年武汉大学教授苏雪林女士到上海来。她是《楚辞》研究的专家，积着多年的研究，新成《昆仑之谜》一册，是《屈赋新探》中的一篇，她拿给我看。里边说昆仑不是中国的山，这山该在阿拉伯半岛的西北；昆仑所出的四水即是《旧约·创世纪》中伊甸园里流出的四水，亦即巴比伦建国处的替格里斯、幼发拉底斯诸河。她说：巴比伦远古传说即谓有一神山曰Khursag Kurkura，其意犹云“大地唯一之山”，为诸神的聚居地，也即诸神的诞生地。昆仑一名即是Kurkura的音译。这个神话分布极广，埃及、希腊、北欧、印度都有类似的说法，可以说全出于巴比伦神话的演化。这个大胆的想象并不开始于她，可是她说的最详确。我的研究固然彀不上证明这假设，但我的论文中许多不能说明的地方，得了这个启发之后却可以说明多少，使我非常的忭幸。我觉得昆仑问题的根源必须有了这个假设方始放得妥贴。我深信她的著作发表之后，得到西方专家的响应和探讨，必可使这个问题彻底解决。所以本篇结尾数章中很多采取她的说法，苏女士的书因印刷困难尚未出版，请恕我先在这里引用了。

在这篇文字发表之后，我将再写一篇《九州四岳说和羌戎文化》。九州和四岳都是《尚书》、《王制》、《周礼》等书里的问题，是十足的中国正统文化，但一经仔细研究，实在都从羌戎区域里发源，及至传进了中原然后大大地扩展的。羌戎的宗教性向来强烈，昆仑是他们的宗教中心，四岳也是他们的宗教中心。这些宗教的仪式传进了中原，于是有“封禅”的大典礼；这些宗教的故事传进了中原，于是有整整齐齐的一大套中国古史。二十余年前，我们研究古史，已知道古史人物即由神话人物转变而来；但这些神话人物从哪里来，终苦于摸索不到边际。现在我们明白了，这是东方人接受的西方文化，也就是西方的宗教变成了东方的历史。我欣喜我们的研究工作得到了一个结果了！

我敬致极度的感谢于法国巴黎大学汉学研究所，容许我在他们机关的刊物里发表这篇文字，并替我作若干处的订正。本文的插图都由上海亚光舆地学社绘制，一并致谢。我相信，关于地理问题，从前人所以讨论不清楚，就为没有正确的地图可以作讨论的凭借。现在随文插图，没有一些疑滞，讨论的是与不是，自然谁都能彀很快地判断了。